孔子還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這句話可以作多種聯想和解釋。君子不求別人怎樣對待自己，雖然“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但卻不求別人說好，而是要求自己怎樣做好。主要目標在於改造自己，增長自己，成就自己。小人卻不是這樣，搶占別人的成績，盜用上級的名義，你不讓他這樣做，還生氣，鬧別扭，忌恨你，找碴報複你。這是第一種意思。第二種意思：君子責備自己，小人責怪別人。有錯誤自己改，出了問題，自己承擔責任，這是君子。不承認錯誤，出了問題都賴在別人身上，把自己撇得一幹二淨，總說別人如何如何，從來不去想自己如何如何，這是小人。核心的意思就是君子強調自己發展自己，自己成就自己。所以，對待自己誠實，對待別人寬厚，不推卸責任，不掩飾錯誤。隻有不掩飾錯誤，才能發現錯誤；隻有發現錯誤，才能改正錯誤；隻有改正錯誤，才能獲得真正的進步。進步不是客觀上的升職升官，而是用心越來越純正，道德水平越來越高，人格越來越完善。人應該越活越信實，而不應該越活越詭詐。詭詐看起來可以得利，最終必將害身。長期陷於詭詐，或者學習詭詐，就會使人心術越來越不正，用心越來越邪惡，最後直至將天賦的良知徹底喪盡。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這句看似簡單的話語，對人生有著極其重大的指導意義，而且也非常有效力。
我們再來看一段孔子有關君子和小人的話語：“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這個矜，有自以為是、自我堅守和自恃清高等多種含義，這裏是矜持的意思，就是自我堅守的意思。君子本來不跟人家爭，不跟人家搶，這是我的，不給我不行，這不是君子的風格。君子有堅守，所以看起來好像跟人家較勁的樣子，但是君子的堅守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不是因為自己有堅守，就說大家都不行，所以叫做不爭。這是君子的處己之道。群，大家都明白，就是合群的意思，合群容易被人家誤解為結黨營私，如果再加上清議，就更容易被人家誤解為黨同伐異。所以君子要群而不黨。無私心，無小團體意識，雖然整天在一起，隻是啟迪學問，砥礪誌節，不是群居謀利，不是結黨營私。這是君子的處人之道。孔子還說：“君子和而不同。”心中有和，就會矜而不爭，堅持不同，就會群而不黨。處人常思處己，處己常思待人，處己處人，內外一體，互相推助，互相幫襯。這樣，人格才能不斷完善，言行才能不斷改善，自己才會不斷進步。進步，才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孔子還說：“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這也是講對待別人的道理。人分賢與不肖，言分善與不善。人賢也未必每言必善，不肖之人，也未必不出善言。所以不能因為一句話就永遠讚賞一個人，或者就地提拔使用一個人；也不能因為一句話，就永遠認定這個人不行，永遠不給人家機會。
孔子要求學為君子的學生要“訥於言，而敏於行”。還講：“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少說多做，不輕易許諾，唯恐自己做不到，自食其言。不但是怕被人家恥笑，更重要的是怕傷害自己的品德。不要輕易誇海口，不要自吹自擂，在行動之前，最好不要先張揚。孔子還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這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的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強調要言行一致，最好是先做後說，做好了再去說，或者更好的就是隻做不說。有些事情大家都看到了，不必自己表白。最不應該的，就是自己根本沒做或者沒能力做，卻說這說那的，說自己如何如何的，效果就更差。
在《憲問》篇中，孔子又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這句話給我們一個啟示，就是君子離仁還是有距離的，君子不等於全善無缺。仁的目標是很遠大的，很高遠的，不容易達到，所以仁可以作為一個理想的目標。君子在現實修為中，有不同層次的分別。現實中有君子，但是沒有全仁的人，也沒有真正的聖者。很多人問孔子：“您是聖人麼？”孔子說：“聖則丘何敢！”我怎麼敢以聖人自居呢！聖人是達到全仁的人，實際上孔子既不是一個全仁的人，也不可能是一個全仁的人。全仁隻是一個理想的目標。那麼我們為什麼管孔子叫聖人？因為孔子一生矢誌不渝地追求仁的目標，仁是孔子一生不曾動搖的理想，而且他在走向仁的道路上所獲得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他出乎同類，拔乎其萃，所以我們就隻能稱他為聖人。他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也是我們民族崇信仁的楷模，是我們走向仁的向導，是我們朝向仁的方向努力的永遠不倒、也永不能倒、永不可倒的旗幟！
在《公冶長》篇中，有孔子和學生子張的一段對話：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是楚國宰相的名稱，子文是任宰相的人的名字。這個子文曾經三次出任楚國的宰相，又三次被罷免。每次從宰相的位置上下來，都把過去處理的政務如實告訴新上任的宰相，子張問孔子，這樣的做法表明了這個人怎樣的品質？孔子說：“忠誠。”忠於職守，很難得了。子張繼續問孔子，說這樣的人算不算“仁”？孔子說他缺乏智慧，怎麼能算是“仁”呢？
陳文子是齊國的大夫，就是朝廷裏重要的官員，當齊國的大臣崔杼殺掉了他的君王齊莊公，陳文子連自己的十乘車都不要了，跑到別的國家去。到了別的國家一看，離開了，感覺它的執政者跟崔杼是一類貨色，再到別的國家去，又是一樣，就又離開了。子張問孔子這個人怎麼樣，孔子稱讚他不被惡勢力所汙染，是一個真正清白的人。子張又問孔子，這個人算是“仁”嗎？孔子說他缺少智慧，怎麼能稱得起“仁”呢！
我們現在來看這段話中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仁是與智同處一體之內的，乏智，不足以稱仁，無智，更是與仁不相交涉。無智之仁謂之混沌，乏智之仁謂之愚暗；缺仁之智謂之狡詐，無仁之智謂之凶險。孔子許令尹子文以“忠”，許陳文子以“清”，但不許二人以“仁”，“仁”是至高無上的，至純無瑕的，不可以輕易許人，現實中人也擔待不起。仁的價值遠在忠、誠、信、直、勇、清、廉等之上，合眾美與智為一謂之仁。
智與上述諸德一樣，屬於仁以下稍次的美德，智雖不是仁，但無智不成仁。所以孔子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真正智慧的人，是會用自己的智慧使自己走向仁德的。所以說智者利仁，利仁是利於仁，不是利用仁，利於仁是仁，利用仁是不仁。以陳文子而論，不能想策略以討伐亂臣賊子，隻能潔身自好，清則清矣，何得為仁！當然，這個問題很複雜，崔杼弑君之後，根據史料記載，晏嬰枕齊莊公屍而哭，“三踴而出”。齊國的太史直書其事曰：“崔杼弑莊公。”崔杼就把他也殺了，太史的弟弟接續太史，還是寫崔杼弑君，崔杼又把他給殺了，太史最小的弟弟接著還是這樣寫，崔杼沒有辦法，再殺下去能殺得完嗎？就隻好把太史的小弟弟給放了。看來當時齊國風氣不壞，崔杼的勢力也很大，懲辦崔杼或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陳文子畢竟沒做這樣的設想，隻是一走了之，圖個一身清白，實際上僅憑這一點也就不足以稱為“仁”了。
從孔子對令尹子文和陳文子的評價，我們可以了解到，忠誠和清白不能簡單等同於“仁”，令尹子文和陳文子都可以稱為君子，但是他們還沒有達到“仁”。君子是向往仁的人，但走向仁的過程中，他會有差錯，會有偏離，這叫“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追求仁德而偏離仁德的情況是有的，不追求仁德而能成就仁德，這種情況是絕對沒有的。
君子還要有所敬畏。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這裏的畏不能解作畏懼，雖然有畏懼的意思，應當解成“敬畏”，因敬而畏，不是沒有來由的懼怕。君子本無畏，因敬而生畏。畏其所敬，不畏其所不敬。敬，不是主觀的好惡，想敬誰就敬誰，那不叫敬，那叫黨。人家做得好，就應當敬人家，敬人家就是敬自己，因為自己要向人家學習，自己要成就自己的道德，所以這裏的向外的敬，實際上是由向內的恭敬自己表現出來的。恭敬自己，敬自己崇高的理想和對價值的追求，從而才有畏，害怕自己走錯了途轍，滑向斜佞和輕慢。天命人以善，人固當敬之。敬之就會向往，向往就必須努力，努力才能成善。畏大人就是畏天命，畏聖人之言也是畏天命。這裏的大人不是成年人的意思，也不是大官的意思，而是《周易·係辭》中講的那種大人。什麼是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就是與天地合德的大君子，就是聖人。聖人與天合一，敬畏聖人，就是敬畏天命。聖人的話語也是一樣，隻是用人的口聲來傳達天之所命，教人行善，教人守義，教人懷誠，教人持信，總之是教人成就道德。能不敬畏嗎？敢不敬畏嗎！隻有小人才敢於不敬畏，他之所以不敬畏，就在於他不敬德，不敬德所以才不敬聖人的話語，辱慢聖人的話語，褻瀆聖人，不怕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