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向死而生，死亡贈予文明的5種啟迪
1．死亡使存在者升值
我們中國對極其長壽者，有一個極好的稱謂，叫作“人瑞”。瑞者，吉祥之謂也。人瑞，便是人類吉祥的象征。比如當今之世，百歲老人，便是人瑞。人瑞，“瑞”在何處，就是他(她)比之常人更為長久地遠離了死亡。其實，不止人瑞，世間萬物，——姑且稱之為存在者，都因為有死亡——消亡作代價，所以那些幸存者，才顯得彌足珍貴。魯迅生前，宋版書就已經十分難得，先生也曾感歎連元版、明版書都貴到嚇人的程度。因為什麼？因為存在者稀。其實，所謂文物，除去其他種種派生的原因，最主要的評價依據就是它留存是否久遠，而且留存有多少。春秋時代的錢幣，如果全然或者大部分保存下來，那實在也沒有什麼，不過是一些春秋時代的錢幣而已。魏晉時代的書畫，如果全然或者大部分保留下來，現時的人們難免對它們挑挑揀揀，因為充其量，那也不過是一些魏晉時代的書畫而已。明清時代的家具，如果全然或者大部分保留下來，同樣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價值存在，它們依舊不過是一些明清時代的家具而已。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可能，它才來得珍貴。比如，某一個皇帝，他有10000件瓷器，這萬件瓷器，千姿百態，1000年後，其中的9999件都沒有了——都消亡了——詩意地說，都死了，那麼這剩下的一件，哪怕隻是那10000件中收藏品中最小最醜最不起眼的一件，我們也非得把它奉為至寶不可。此無它，因為，它是唯一的幸存者。正因為它者的死亡，才顯示了這在者的光輝。器且如此，人猶如此。以樹比人，殷仲文才顧庭槐而長之歎，庾子山才作《枯樹賦》以抒情。“昔年種樹，依依江南；今番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巨人偉人過世，固然使天下感傷。親人友人故去，同樣令相親相愛者傷心無限。受觀眾愛戴的公眾人物故去了，同樣有多少相識或不相識的人要為他灑一掬同情之淚。早幾年，台灣的三毛女士去世，海峽兩岸俱為震撼。這震撼不是世事的震蕩，而是人心的傷感，至少是那些三毛的讀者，要為這位美麗、聰慧、妙筆如花的女士的辭世，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又如小品兼評劇藝術家趙麗蓉女士去世，更在眾多的趙迷當中引起極大的震動。趙麗蓉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她生前，既不是任何一級的政協委員，也沒有得過任何一項國家和官方設立的文化獎項。然而，人民懷念她，觀眾想念她，斯人既去，人們給了她別人享受不到的榮譽。還有現代舞的青年藝術家陶金，中國人知舞、喜舞的人不多，至少不比喜歡小品的人多，但陶金的故世，自有為他傷心欲碎者，又有為他萬般惋惜者，還有為他以墨當哭者，更有為他奮起狂舞者。這一切都是死亡的啟迪，甚至可以說是死亡的“恩賜”——如果我們一時找不到更好更準確的語彙的話。古人雲：“黯然傷神者，唯別而已矣。”別已傷神，何況死乎！死是永難追回的別離。死亡使一切存在者升值，除去永存者外。然而，真的永存者，又有誰呢？世間唯有上帝不死，可惜上帝沒有青春。
2．死亡是解開人生奧秘的助進器
中國有久遠的儒學文化傳統。儒學文化，喜歡言生，厭惡言死。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請教死後的問題，孔子不高興，對他說：“未知生，焉知死？”然而這隻是問題的一麵，還有問題的另一麵——未知死，焉知生。甚至可以這樣說，大抵那些對死亡的意義沒有感悟的人，很難理解人生的意義；那些對死亡的價值不能理解的人，他的生的觀念亦很難徹底。西方近代哲學史上，敢於和慧於麵對死亡的哲學家乃是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常常被稱之為存在主義哲學的鼻祖。其實，對“存在”的重視，古已有之。海德格爾的獨特貢獻在於，他開始分別在與在者，認為隻有在者才能理解存在的意義。海德格爾哲學的內容博大，但它的一大特點，即肯於並善於直接麵對死亡。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存在哲學亦被稱之為死亡哲學。研究者說：將海德格爾哲學稱之為死亡哲學，並非意指其哲學乃是在死亡麵前的人生觀照，而是突出其哲學與死亡的直接麵對。事實上，正如曆史的創造每每蘊含著裏比多的衝動一樣，幾乎每一種哲學每一個思想家乃至聖賢至尊都是從對死亡的畏懼起步的，隻是前人不如海德格爾這麼貼近死亡直麵死亡，從而總是以堂而皇之的人生闡說掩飾了內心深處的畏懼。比如釋迦牟尼，比如莊子，比如孔子，等等。釋迦牟尼、莊子、孔子是否以堂而皇之的人生闡釋掩飾了內心深處的畏懼，姑且不論。但海德格爾直麵死亡，卻是事實。而且因為他自覺麵對死亡，故而對在的理解，對在者的分析，對人生的感悟與揭示，顯然來得更深刻也更清澄，同時也更有哲學的詩意。世界大文豪中，對於死亡有著特別理解的人物中，還有一位陀思妥也夫斯基。陀翁是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其地位，按傳統的說法，正堪與托爾斯泰相提並論，所謂雙峰並峙。但是二者有不同。托爾斯泰是寫實的大家，他的價值觀念是勿抗惡，他揭露一切不合他理想的醜惡，但不主張以暴力的手段去改變它們。托翁寫實，陀翁寫心。陀翁其實也是寫實的高手，但他的重點不在於世間故事而在於人的靈魂，他不但揭露這世事的黑暗，尤其要追問這心靈的不明。一切有罪的心靈，在他的筆下，都將淋漓盡致，一筋一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自覺無罪的心靈，在他的筆下，同樣淋漓盡致，一筋一脈，受到作者的拷問。托翁年輕時代，也曾親臨前線，看見過血的揮灑與生命的毀滅。陀翁卻是被判過死刑的，而且就在即將被槍殺的千鈞一發之際，得到沙皇的赦書，算是僥幸撿回了一條性命。托翁最偉大的小說，當是《戰爭與和平》；最深刻的小說，乃是《安娜?卡列尼娜》；最反映他人格理想的小說，則是《複活》。我們不好說，聶赫留道夫就是托翁本身，但在聶氏身上，分明有托翁的影子。陀翁最博大的小說，乃是《卡拉馬佐夫兄弟》；最深情的小說，乃是《白癡》；最有道德感的小說，乃是《罪與罰》；最有震撼力的小說，則是《死屋手記》。是誰說的——唯有經過地獄的人始能想象天堂的美麗。陀思妥也夫斯基，正是一個自煉獄中走出又給這煉獄以穿透性深思的在者。而他的最尖銳最形象最深刻的表現，即是這部《死屋手記》。古人雲：讀《出師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友。我要加上一句，讀《死屋手記》而心靈不震顫者，其人必不人——他已經沒有資格稱之為人了。中國近代作家中，對死亡最有深刻、獨特見解的人物是魯迅。雖然，寫死的作家不算少，但寫到魯迅那個份上的不多。魯迅對死亡的認識，首先與他的身世有關。他的祖父因為科考行賄，是被判了秋後決的。這秋後決有類於今天大陸刑法中的死刑緩期執行，但又有不同。秋後決，秋後不一定決，但很可能決，決與不決都和被判者家屬的態度有關。如果你關節打得通，禮物送得到，那麼，秋後就“不決”，否則，八成就給“決”了。魯迅的祖父因行賄而獲罪，他的家屬又要用行賄的辦法求其不死，有點兒黑色幽默了。魯迅祖父在大牢中麵對的是死亡，他的家屬麵對的是親人可能死亡的恐懼，而他的父親，又不幸患了絕症——當時的絕症。不用說，麵對絕症病人，這無異於麵對死神的猙獰與狂暴，於是，一個原本富足的官僚家庭破落了。魯迅生長在這樣的家庭，又身為長子，種種畏懼、艱辛，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以及由富足而破落的百般感受，尤其由此而引起的種種精神創傷，都使這位以後的世紀文豪，對家庭，對傳統文化，對民族興衰，有了不同於常人的見解。魯迅是敏感的，又是深刻的。敏感因為他曾經麵對親人死亡的警示，深刻是因為他曾經經曆了家族敗落的切膚之痛。加上他後來又染上了同樣的不治之症。他以這樣的眼光看世界，加上他的學識、他的文化、他的素質和他的追求，所以他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深刻也是最具說服力的。魯迅的小說，特別是他收集在《呐喊》與《彷徨》中的不少作品，死亡往往成為不可逃避的主題。他因憤怒而“呐喊”，又因找不到出路而“彷徨”，但這不影響他作品的深刻性。他的名篇《藥》《孔乙己》《阿Q正傳》《傷逝》《祝福》中的人物，沒有一個是活下來的。這些人物各異，性格各異，出身各異，學識各異，但無一不悲慘地走向死亡，且又以他們的死亡給讀者以啟迪。不僅小說，就是他的散文詩——《野草》中，對於死，對於夢，也有諸多描寫，雖然也寫“希望”，也寫“秋夜”，也寫“風箏”，也寫“過客”，但那主題是嚴肅的，而且往往寫到死時，便有神來之筆。魯迅深解死亡的含義，但他不屈服邪惡的壓迫，於是，“他舉起了投槍”。魯迅壽命不長，隻活了55歲，但直到臨終前的幾十小時，他還沒有放下戰鬥的筆墨。死前幾個月，他寫了遺囑，他的遺囑寫得尤其不同凡響，最為不凡之處，是這遺囑表現的依然是不屈的靈魂。在某種意義上講，海德格爾的哲學，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魯迅先生的精神，都是被死亡啟迪與激揚的結果。死亡本可以成為哲學教員，如果它本身還不能成為哲學的話。不僅如此，死亡還可以是美麗的，甚至是壯麗的。英雄的死亡，往往帶有壯麗的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反法西斯英雄們，可以說人人身上都煥發著壯麗的光彩。死亡是令人痛心的，有價值的死亡除去痛心之外，尤其令人慷慨，令人神往，於是便有了悲劇。西方的悲劇曆史好長好長，不但創作多多，而且評論多多。中國人也有許多成功的悲劇創作，但走的往往是另一個路數。但那本質，似乎也沒有太大的不同。魯迅先生說，悲劇是將那有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們看。說得生動明白，令人信服；帶有死的味道，又令人警悟。死亡的文學表現，便是悲劇。現在，悲劇似乎有些不當時了，然而，隻要社會中存在悲劇的種子，藝術品類中就有悲劇的位置，藝術創作中就有孕育悲劇的土壤。所以《哈姆雷特》是永遠也說不完的，盡管後來人可以有一萬種理解，但終究掩不住它那令人有些眩暈的悲劇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