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死亡中的宗教與文化
1.中、日、西三方的傳統死亡觀
中、日、西三種文化，對死亡取最獨特態度的是日本。日本人經常以自殺作為對人世的最終交代，而他們的剖腹自殺方式更是名聞世界，以獨特的文化姿態獨立於世界死亡文化之林。日本人的剖腹，理由眾多，類型同樣眾多，在異族文化者看來，大約任何一個理由，都可能成為剖腹的由頭。對這些類型和理由，張萬新先生所著《日本武士道》中曾列了一個表格。死竟然可以有這樣多的類型，讓人瞠目結舌。但在日本那一廂，卻是認真的、嚴肅的、莊重的甚至是神聖的。日本曆史上切腹自殺的人物極多，如曾指揮日軍與俄軍在煙台大戰的乃木希典，就是在天皇去世後，切腹而亡的。又如，在中國文學界久享盛名的三島由紀夫，也是以十分正規的方式，在日本防衛廳切腹身亡的。三島由紀夫，在他的文學創作中，還專門有一篇關於切腹的小說，那小說同樣寫得具有十足的日本剖腹文化味，而那書中的描寫，和他切腹的情形，卻也是大同小異，好像不是他創造了那小說，倒是他的死亡成為那小說的翻版似的。日本人的切腹，乃是一種榮譽，縱然不是勝利者的榮譽，也是一種特定的人格表現。但那方式，卻是殘忍。筆者年輕時看過日本影片《軍閥》，片子中就頗有幾個切腹自殺的鏡頭，當那鏡頭出現時，場中不但鴉雀無聲，而且很多人會把頭低下去的——我們中國人實在不忍看，也不願看那樣的血哄哄的場麵。這倒不唯中國人而已，據上述《日本武士道》一書介紹，也曾因為日本武士與法國水兵發生口角，日本武士傷了13名法國水兵的事件。法國人要求日方嚴懲有關的13名武士，日本武士中就有13個人站出來請求剖腹。“於是日本方麵設置了非常漂亮的剖腹座位，邀請法國代表出席。”張萬新日本武士道［M］南方出版社，1998：163法國人出席了，他們認為這隻是一種形式，而實際上，卻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剖腹儀式。在一字排開的土佐藩和幕府的官員麵前，武士們著白色裝束，個個毫無懼色，從容不迫地開始了剖腹儀式。據說，看著日本武士坦然地、一個接一個地剖腹，法國代表麵色蒼白，有幾個代表當場嘔吐起來。到了第四個人，法國方麵再也坐不住了，請求立即停止，然後便逃跑似的退出場去。張萬新日本武士道［M］南方出版社，1998：160日本人的剖腹文化，在世界上獨樹一幟，雖然不能說日本人的剖腹就代表了它的全部死亡文化，但說它是日本死亡文化的典型表現，則一點也不過分。中國雖然與日本同屬於東方文化，但在死亡觀念方麵，卻有天壤之別。日本人對死亡的態度，與其說是畏懼的，不如說是決絕的，他們處在困難境地時，便執意選擇死亡。中國文化傳統則不然，我們不希望死，死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實在沒有辦法的最悲慘最不能接受因而也是最令人痛心最無奈的結局。中國人雖有鬼神觀念，相信有鬼的世界存在，但又深信人鬼殊途。人一死亡，便成永訣，永訣即永別，永別即一生一世，再也不能見麵了，每思於此，便不能不悲自心來，呈大不忍之態。中國人但有親人離世，便不能不傷心欲絕，與這樣的觀念密切相關。不論什麼樣的死——除去罪有應得者外，中國人對死總是拒絕的，我們深信好死不如賴活著。又深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但如此，我們對於忍辱負重的人生態度還要由衷地敬佩。我們信奉“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哲學，以為“退一步天高地遠”。中國西漢的大將韓信能忍胯下之辱，最終成為西漢最重要的開國功臣之一。韓信這樣的情況，在日本人那裏怕是很難想象的，否則，日本的武士道還能成立嗎？在西方騎士世界中，同樣不能成立。西方騎士傳統，為著一句帶侮辱性的話，就可能引起決鬥。韓信不會切腹，更不會決鬥，決鬥算什麼，勝了不過是殺死個匹夫而已；敗了，連命都搭上了——豈不知人死萬事空，哪裏還有機會做大將軍，下山東，取魏趙，攻六國，做齊王呢？逞一時匹夫之勇，丟掉了指揮垓下大戰殲滅楚霸王主力軍的曆史時機，那才是真正的愚蠢，真正的懦夫呢！中國人最討厭死，最喜歡生，和我們的家庭觀念深厚也有莫大的關係。中國人熱愛家庭，有時勝過熱愛自己的生命，在某種定義上說，古來的中國人，沒有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沒有家。所以每每臨終之時，中國人——大部分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親人，例如，自己的兒女。如果兒女不在身邊，他們便很難瞑目，他們會忍受著死神的煎熬，苦挨苦等，一定要等自己的兒女歸來。中國人不但兒女情深，而且朋友義重，大凡看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那秦鍾臨死亡之前，陰間都差“人”來了，但他不肯上路，他要等著自己的朋友。這鬼界的差官本來不肯徇私情的，但聽說那賈府的寶玉要來和秦鍾話別，沒轍呀，隻能來點變通之法，讓他們二人話別一回。我們中國人喜生厭死，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而且對於死亡，總抱著一種寬容大度的態度。西方基督徒臨死前是要懺悔的，我們沒有懺悔的傳統。西方人的臨終懺悔，包括請求別人的寬恕，同時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們中國人不同，我們對於瀕死的人，往往懷著一種萬事皆歸於善的情感，不用你懺悔，我先原諒你了，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凡認真讀過《駱駝祥子》的人，一定對虎妞沒什麼好印象，雖然後來經別人改編，把虎妞改善良了一百倍，但那並不符合原書的觀點，頂多隻能算做是一種二次再創作罷。虎妞其實糟糕，不但惡習很多，而且行徑也壞。但她臨終之前，對祥子講的那幾句話，卻不能不令讀書人生出些溫柔感傷之情，彼時，她已經因為難產折騰了三天三夜了——這時，她取出最後的幾塊錢，遞給祥子，對祥子說：“好祥子，別心疼錢，等我病好了，一定好好跟你過日子。”中國人渴望生活，熱愛生活，拒絕死亡，痛恨死亡，對切腹之類的事是絕對不會認同的，就是對於自殺，在通常的情況下，也絕不以為然，會說他們想不開，心眼窄，會對自殺者的親屬無限同情。倘若自殺的是個青年，就認為養大一個孩子容易嗎。倘若死者是個成家立業的中年人，又會說這死者真狠心，丟下這麼一大家人，自己去了。中國人不但拒絕死，而且對於任何傷害身體的事都是拒絕的。比如，臉劃破了，星相家稱作破了五官，以為是不吉利的事。儒學的觀點認定，膚發受之父母，是一生一世不能去掉的。所以中國人的頭發顯得特別重要，有時重要到與生命等價的程度。即使中國的太監，雖然把那玩意兒割去了，但割去絕不丟棄，而是好好保存起來，等到死去，還要物歸原主，讓它和原來的主人一同埋葬。因為有這樣的觀念，所以中國人對於罪犯，才要順理成章地作踐他們的身體，無所不用其極地損傷他們的身體。中國古有五刑，這五刑都是與身體有關的。輕一點的，如笞刑，就是打屁股，屁股雖然肉厚，也會打死人的。重一點的如墨刑，就是在臉上刺字；劓刑，就是割掉鼻子；刖刑，就是去掉膝蓋骨；還有砍頭，還有大辟，還有磔刑。磔刑即萬刃分屍，而且還要一小塊一小塊地去切割，有的還要先割斷受刑者的喉嚨，既讓他受盡一切痛苦，又讓他發不出聲來。由於有這樣的死亡文化觀，所以很多皇帝對某個他要處死的大臣來點恩賜，那恩賜就是不傷害他的身體，讓他全屍而死，俗話說的，留一個囫圇屍首。遇到這樣的恩賞，受賞者本人及其家屬——且不問這受賞者死得有多麼冤枉——他們也該向著皇宮的方向三叩九拜，山呼萬歲，謝主龍恩。中國人熱愛生命，害怕死亡，到了病重時期，就會“病篤亂投醫”。雖說“病篤亂投醫”又不止於病篤亂投醫，而是醫也投，巫也投，大夫的話也聽，巫師的話也信，既吃中藥，也問偏方，還弄氣功，以至拜佛燒香，燒香許願，種種方式，隻要有的，沒有不肯實踐的。這樣的行為方式，既表現了中國人的求生願望，也反映了中國人的信仰雜亂，無一定之規；既表現了中國人處世的靈活態度，又表現了中國人缺少必要的科學精神。其壞處是：迷信盛行，縱不盛行，總有土壤。其好處是也為中華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嚐試機會。在我看來，中草藥之所以有如此豐富的內容，和我們祖先的這種求生精神與嚐試精神不無關係。寫到此，我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在緬甸與日作戰的一則故事。這故事發生在初次入緬、戰敗而歸的路上，事見《緬甸：中日大角逐》一書，書中說：新28師83團團長楊勵初，黃埔軍三期畢業，參加過東征和北伐，抗戰開始又參加過上海戰役。打仗不怕死，人長得也瀟灑，軍裝筆挺挺的，黑皮鞋，白手套，幹淨利落。然而，進入野人山後，他病倒了，“最初是發燒，接著小便大便裏帶血，還有一股惡臭。”便血三天，他已經不能走路了，眼看就要“出師未捷身先死”。然而，一位護理他的老兵告訴他，他的病有救，隻是那辦法有點不好出口，他問什麼辦法，老兵說喝“回龍湯”——“啥叫‘回龍湯’？”見老兵一片好心，團長問了句。老兵遲疑了好一會，才低聲在團長耳根說：“就是喝自己便的血呀！”“叭”，一個耳光抽上來。回龍湯的事撂下了。但到了晚上，楊團長昏迷，於是忠心耿耿的老兵自作主張，親自動手給楊團長灌了半瓷缸“回龍湯”。楊團長喝了“回龍湯”，而且喝了三遍，您猜怎麼著，團長的病好了，燒退了，勁來了。雖然他還要大罵：“喝自己屙的血，我還算個人嗎？‘回龍湯’，呸！”回龍湯能治病，奇不奇，妙不妙，神不神？但我想，凡是看過《本草綱目》的，大約不會認為這是胡言亂語，或者隻是不實的傳聞或作者的杜撰，因為在《本草綱目》中，原本屎也可以作藥材，尿也可以作藥材的。但論到它的科學程度，我還是表示懷疑。這個先不說吧，隻說中國人的求生態度，真真了不得也。因此，有人說，中國哲學完全可以稱之為生命哲學。西方基督教的死亡文化，可是另一番風景。首先，西方死亡文化，不是采取日本人的極端方式，動不動就要切腹，而且把切腹簡直切成了一種“藝術”。要知道，日本人的剖腹，不但有許多的名目——如上麵提到的種種，而且還有各式各樣的切法呢！以切腹為例，就有一字形、二字形、三字形、十字形等好幾種。什麼是一字形，就是“右手持短刀，深深刺入左側肋骨下的側腹，一氣以一字形剖開至右側腹張萬新日本武士道［M］南方出版社，1998：162”。什麼叫二字形，即“一字形剖開腹部後，在其上方或下方平行地再割一刀”。張萬新日本武士道［M］南方出版社，1998：162三字形，就是在二字形的基礎上，又添一刀。而所謂“十字形”則“是先一字形剖開後，再將短刀抽回到靠近臍部處，向臍下豁開，然後將短刀從臍上向喉部劃去”。張萬新日本武士道［M］南方出版社，1998：162連評論者都說：“十字形剖腹需要相當的勇氣和體力，被認為是武士道勇氣的象征。”西方基督教也有自殺者在，但絕不是這樣的極端。他們所追求的乃是死前的平靜，因為在他們看來，生既是上帝的恩賜，死亦是上帝的召喚，上帝召喚你去，你能不去嗎？而且照基督教的教義，人都是帶有原罪的，不是因為人性本惡，一生下來就不是好種，而是因為人類的始祖誤聽了蛇的誘惑，吃了禁果，於是犯了原罪，這原罪因此便像無可擺脫的基因一樣，永遠會存在於人類的肌體與靈魂當中，一千代也擺不脫的，一萬代也丟不掉的。所以生時便要受洗禮，死時又要接受懺悔。中國人說：“閻王叫你三更死，豈能推托到五更。”這是一種無奈，凡人惹不起鬼神，您不願死，也沒辦法。基督徒不同。他的生死大權掌握在上帝手裏，所以臨終的時候，理應平靜，牧師與家人對死者的最後祝福是：安息吧！所以西方人病重之時，也不會如中國人那樣病篤亂投醫的。求醫當然要求醫，祈禱自然也要祈禱，但那是有理性的，有規範的。不是說，你剛向上帝祈禱完了，又可以向佛陀祈禱，既出了佛門，又可以向巫師求助。如果這樣，就背離了自己的信仰，大約上帝不但不會原諒死者的原罪，說不定還要把病人原本可以進入天堂的資格取消，便讓這不誠不敬的人墮落到地獄中去，也未可知。求醫也有規範。中國古人也有“信巫不信醫”之說，但這態度不能普遍。西方人縱然遇到緬甸中日之戰那樣的場麵，大約也絕不會給教友或戰友喝“回龍湯”的。西方基督徒去世時，固然也思念家人，但更重要的是心中要有上帝。因此，懺悔才是最重要的，兒女在身旁固然很好，不在身旁，也有上帝關懷他們，隻要能得到上帝的寬恕，那麼就可以而且理應平靜地死去。死去皈依上帝，讓靈魂飛赴天堂，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2．中、日、西三方對戰爭傷亡的不同詮釋
討論死亡，為什麼要討論戰爭，因為戰爭的目的，就是戰勝自己的對手，而戰勝對手最有效的辦法，乃是解決對方的戰鬥力，而解除戰鬥力的最徹底的方法，就是消滅對方。用通俗的話講，軍隊是幹什麼的，是殺人的，雖然他的本意隻能是殺自己的敵人。而戰爭之所以被稱為怪物，就是因為戰場乃是殺人場，而且對雙方而言，都是以多殺人、殺死人為快意的特殊的行為場所。就傳統的戰爭而言，殺的對手越多，則取得的勝利越輝煌。因此，我們討論死亡文化時，不能不討論一下戰爭中的死亡觀。傳統日本人的戰爭文化，至少與武士道精神有關。所以，日本雖然是亞洲第一個進入工業化的國家，但它也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雖然個中因素很多，不止於一個武士道精神而已。日本人對待戰爭的態度，就其主流方麵而言，是極端提倡以死相拚的。這是日本軍人的追求，也是他們的所謂榮譽。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在戰場上有一種蠻橫至極的表現形態。他們不怕死，戰勝了，會耀武揚威，戰敗了，也要表達自己的責任，那表達手段，就是切腹。或者如神風敢死隊一樣的開著裝滿炸藥的飛機，直向敵人的艦艇衝去。說日本人的不怕死的精神有如野獸，並非隻是一種氣憤，實際上，在日本傳統武士道和軍人心目中，他們的麵子——榮譽遠遠高於這戰爭的正義與否。他們隻是為自己的武士榮譽而戰，至於這戰爭是否正義，是否合理，那不是他們的事，而是天皇的事，是領主的事，是統帥部的事。惟其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出現這樣的情況，即日本人投降之前，他們要拚命作戰，而一旦投降，便發生全民族行為的大逆轉，很快擱下乃至忘掉戰爭，把全身心投入到恢複生產和生活的建設中去了。但日本軍隊確實能打硬仗，凡參加過或者閱讀過抗日戰爭書籍的人，不難得出結論，這支侵略軍隊，可謂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而凡經曆過或閱讀過太平洋戰爭的人，也不難得出結論，這確實是一支很難啃的骨頭。南太平洋的那些島嶼，那些食人的鱷魚，那些留在島上的軍人屍骨，那些被打得千瘡百孔的戰旗，都可以證明，這裏經過的那些艱難的日日夜夜是何等血腥，何等慘烈，何等瘋狂。有人說日本沒有哲學，隻有麵子，殊不知，麵子成為文化，也是一種哲學。他們的麵子可以使他們奮不顧身地去死亡——包括戰死或切腹，但不能保證他們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拒絕那些不合人道的社會行為。西方人的戰爭死亡觀，顯然與日本人不一樣，而且不是一般的不一樣，而是絕對不一樣——大相徑庭。西方人並不懼怕戰爭，戰爭中也湧現出極多的英勇不屈的戰士，同樣湧現出一些很傑出的統帥。西方軍事史上的英雄人物，應該說並不比東方人少，當然也不見得就比東方人多。過去那種一提西方軍隊，特別是一提美國軍隊，就認為是一群老爺兵、少爺兵、麵包兵或者牛奶兵的想法，其實是有些無知因而可笑的。西方軍隊，並非如此嬌嫩，好像中國姑娘林黛玉一樣，一陣風就可能吹一溜跟頭。如果真的是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歐洲戰場，不會以盟軍的勝利而告終，而太平洋戰場，也不會以日本人的徹底敗退為結果。日本人善戰，美國人同樣善戰，日本人不怕死，美國人同樣不怕死，所以無論太平洋的海戰也罷，陸戰也罷，雖然打得十分慘烈，因為美國人一方有全世界正義者的支持，所以最終勝利還是美國代表的這一方。但西方人對戰爭傷亡的態度，顯然和日本人有別。日本人有點戰不贏就戰死的精神——至少這是他們追求的精神。西方人不這樣看問題，更不這樣處理問題。在他們看來，如果戰不贏，或者換句話說，根本就沒有戰贏的希望了，就不要戰也不該戰了。具體到一個戰役，如果自己一方的軍隊已經完全喪失了戰鬥力，比如說已經彈盡糧絕，比如說已經全然陷入敵人的重圍，突圍無異送死，再戰隻有傷亡，那麼，幹脆就由指揮官下令，投降好了。在他們的戰爭哲學中，與其無謂的傷亡，不如向敵人投降。投降，不是承認失敗，不是接受對方的價值觀念，不是改變對對方政治行為的看法，而是不能戰了，無力戰了，與其白白送死，不如投降做俘虜。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麥克阿瑟的軍隊既然擋不住日本人的進攻，於是美國總統便命令他們撤離。而這種撤離的代價無疑是十分巨大的。而後果是陣地丟了,防線垮了，幾萬士兵成了日本人的俘虜。這種情況，如果換成一個日本人，例如，換成山本五十六，毫無疑問，麥克阿瑟就該切腹自殺，以向天皇謝罪。然而，美國人不信這個，不但不信這個，而且堅定地認為，出現這種情況，並非指揮官之過也。你就是把上帝請來，在那樣的情況下，也是打不贏的。打不贏怎麼辦，先撤，有損失也撤，有恥辱也撤，等到條件準備好了，再卷土重來。西方人的這種戰爭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其升華。其基本標誌是，他們現在的戰爭理念中有了兩個新的基本點：一是不能傷害平民百姓，二是盡量盡力減少戰鬥人員的傷亡。如果嚴重違犯了第一條，那就是侵害了人權，犯了戰爭罪，是要被追究的。當然，戰爭既然是戰爭，不能不付出代價，但不能因此就可以肆意槍殺平民，轟炸居民區，或者有任何類似的行為。你盡可以炸毀橋梁、軍事設施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戰略設施，但轟炸非軍事人員則不可以。這無疑是人類曆史的一大進步。人類經過數千年的文明進步，終於開始確認不能無故殺害人民的道理了，而且這道理是剛性的，不容侵犯的，否則，就是犯下了戰爭罪。如果嚴重違背了第二條，這仗就難以為繼。畢竟今天的世界已經進入信息時代，戰場上的傷亡，是不可能掩人耳目，所謂瞞天過海，在戰術上或可行之，在戰役上已難遮掩。宋代的指揮官可以把傷亡10人說成1人，明朝的指揮官可以把敗仗說成勝仗，清朝的指揮官可以把殺百姓當作殺敵人。當然這些醜行隻能隱瞞一時，不能隱瞞一世，但這一時的時間有些也是很久的呢！現代戰爭信息發達，在一定意義上說，戰爭就在衛星通信設備的“天眼”監視下進行。如果戰鬥傷亡過多，雖然打了勝仗，依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凡此種種，預示了一個方向，即人類創造了戰爭，終有一天，人類還會用自己的雙手消滅戰爭，讓戰爭這個怪獸，隻在博物館或曆史文獻中供人觀覽。中國人的傳統戰爭觀念，另有特色。這不是說我們中國人害怕犧牲，不肯犧牲，一見到血就禁不住肝兒顫，一聽到死就兩腿打哆嗦——那不是中國人。我們在肯於犧牲、勇於犧牲這一點上不比任何民族遜色。我們中國人的特點，是既崇文，又尚武的，崇文尚武，都有價值追求。對於那些英勇奮鬥的人，如果他的死與國家興亡相幹，則更要給予百倍的推崇，千倍的懷念。即使一些人的英勇精神，並不與國家興亡相接相幹，人們對這些人物，依然青睞有加，對他們的事跡依然會感歎不息，世代相傳。如唐代的張巡、許遠，宋代的楊業、楊再興，明代的盧象升、孫傳庭。前者如山如嶺，後者亦有斯軍斯人。大多看過《三國演義》的讀者，對拔矢啖眼的夏侯惇，對舍命救主的典韋，都會留下不滅的印象。雖然這些行為與民族興亡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但那勇氣，卻令人過目難忘，久久難忘。但中國人的戰爭觀念，首先不是犧牲，犧牲也要有的，但不是第一位的，無論如何犧牲總是迫不得已的事，不怕犧牲，但犧牲不是目的，目的隻在於勝利。對於中國軍人而言，犧牲——死，隻是手段，勝利才是最高追求。最好是沒有死亡，就取得勝利。所謂“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才是最佳結果。比如，兩位武師，非要打個天昏地黑，熱血狂噴，你死我活，甚至你死我亦難活，慘烈固然慘烈，但不是我們中國人的理想。我們的理想，是傷人不必傷命，動手不必傷人，最好是點到為止，兩下內心明白，甚至連手都不要動，坐而論道，已知彼此武藝的深長寬厚，那才是真的大師級的人物呢！所謂論技不如論藝，論藝不如論道。達到“道”這樣的境界，還需要拳拳見紅、刀刀見血嗎？中國人的戰爭理想，不怕言死，首先言勝，死是為勝服務的。古來頗有這樣的戰鬥範例——置之死地而後生。置於死地，那是手段。什麼叫死地，比如，韓信用兵，背水而戰，這“背水”之地就是死地。如果不能戰勝敵人，那麼，前有頑敵，後有大水，就隻有死路一條。處於死地是多麼危險的情況，日本人處在死地，恐怕要準備切腹了；西方人處於死地，大約要先尋找幾大塊白布的——萬不得已，隻好投降。我們中國人不同，死地固然是死地，沒有自殺的道理，更沒有投降的道理，那麼怎麼辦？拿出一切勇氣，便與敵人死拚，結果“死地”成了動力，憑這動力，更增加了戰勝敵人的可能。因為有這樣的觀念，所以中國才產生了像《孫子兵法》這樣偉大的兵書，而且這兵書的影響，早已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了。或許可以這樣說，因為有這傳統，才有了《孫子兵法》，因為有了《孫子兵法》，反轉過來，又強化了這樣的軍事文化傳統。因為有這傳統，中國人的戰爭觀，是最講師出有名的。師出有名，才有必勝的信念；又特別講軍與民的關係，將與兵的關係。總而言之，是重視人心。這人心就包括民心和軍心。民心不順，一切難成。軍心不順，逢戰必敗。軍心齊，民心順，正是中國戰爭指揮者首先和始終要考慮的大問題。所以直到今天，四川武侯祠前還有這樣的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未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首先是軍心、民心，其次是反對蠻幹，反對魯莽。雖然也講“狹路相逢勇者勝”，那是不得已的。為將之道，不能是一夫之勇。一夫之勇，不過一夫而已，賦予大任，必定導致全軍的失敗。與勇相比，更講用謀。用謀又有大謀小謀之別。小謀隻是一戰一時的具體建議，大謀則是對全局的把握。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未曾交兵，已然謀勝之矣。那原則，就是先不敗而後勝。什麼是先不敗而後勝，就是先使自己一方——通過各種手段的運用，達到不敗的境地，然後再去戰勝敵人。先不敗而後勝，真正是一切深知戰爭的妙法。試想一下，如果你自身還有許多漏洞，而你又不去彌補這些漏洞，而是哇哇怪叫，跳著腳罵陣，蹦著高出戰，那結果一定不妙。總而言之，中國人的戰爭理念是以勝為本的，勝利高於死亡。但這不是說，中國的戰爭指揮者，中國將帥就如現代戰爭一樣的愛護和珍視士兵的生命，不是這樣的。如果作這樣的認定，那就又誇大其辭了。中國人相對於日本人和西方人而言，它更強調智勝或不戰而勝。如果非打不可，那麼，對於中國軍隊而言，死亡巨大並不可怕，沒有取勝才真正可怕。因此，為著勝利，多犧牲一點士兵的性命，他們也在所不惜。所以有詩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不是誇張，而是事實。漢武帝北伐匈奴，死了多少人，衛青、霍去病英名，正是由數以萬計或者說數以十萬計的白骨堆成。戰士的白骨成了名將的紀念碑林，這樣的曆史場麵，確實值得後人深深地反思。這傳統也帶來種種後果，擇其要點而論，就包括如下兩點。其一，敗軍之將，不足言勇。因為我們中國人太追求勝利，太不能夠容忍失敗了。因此，凡打過敗仗，特別是打過大敗仗的將軍，很難再有出頭之日。除非這打敗仗的是等級最高的政治統治者——造成這種例外的其實另有原因。西方人，例如，我在前麵提到的麥克阿瑟，打了敗仗，是可以東山再起的。但在中國，這樣的情況少而又少。春秋時代，還有屢次大敗、屢次重用的孟明視，但縱觀中國古代戰爭史，這大約隻能是一個特例。更多的情況，是一經戰敗，便永不續用，甚至為這戰敗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不是死於戰場而是被追究責任給追究死了。例如，漢代名將李廣，就是不願庭審受辱，而自殺身亡的。李廣尚且如此，餘者不問可知。很多時候，你即便打勝了還有被罷官被降職被殺頭的危險。例如，嶽飛、韓世忠、王陽明、袁崇煥。戰勝尚且如此，如果戰敗了，那下場還會好嗎？雖然曾國藩有“屢敗屢戰”之論，那是因為他的失敗隻是局部的，而且彼時大清王朝，除去曾氏之外，在八旗舊部中，確實找不到可用之人了。其二，輕視俘虜，鄙視被俘之人。打敗仗都很不容易被原諒，被敵人抓住，那下場就更不妙了。李廣也曾被抓，但他跑回來了，因為那跑的方式極其驚險和特殊，還算一個特例。大多數情況下，一旦被俘，最好是殺身成仁，否則，後果難料。所謂難料，主要還不是說受到敵方的虐待。實際上，不論受虐與否，等你回到自己的國家或軍中時，你的命運也許還要糟糕。在這方麵，中國的戰爭觀念就該被懷疑，或者說早該有所反思有所改變了。在我看來，在對待被俘人員的態度上，還是美國人做得更好些。美國在朝鮮的戰俘，凡是回國的，並沒有受到任何歧視，有的還繼續在軍隊中服役，甚至被提升到十分重要的高級崗位上。我們中國人不這樣想，我們說“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這不是說得漂亮，毛澤東主席的長子毛岸英的屍骨就埋在了朝鮮的國土上。但我想，我們民族的兒女，千裏迢迢，萬裏迢迢，出國作戰，戰死他鄉，他的屍骨理應運回國內，以使他的靈魂回歸故土，也對他們的家人有所交代。這樣的境遇，一定要設身處地，從陣亡者和陣亡者家屬的角度認真考慮才能得出比較合理的答案。你不要說，連主席的兒子都葬在異國他鄉了，你一個老百姓的兒子為什麼非要送回國內。這就把一個人道主義問題政治化了。實際上，死者的安葬地問題，乃是死者家屬應有的權利，他可以同意不把自己的親人遺骨運回國內，也可以要求而且有權利要求把自己親人的屍骨運回國內。親屬遺骸的處理，是一種私人權利，它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影響。萬具屍首，有9999位的家屬同意他們埋在異鄉，隻有一位要求運回來，沒的說，國家有責任有義務滿足這家屬的要求。反之，隻有一位家屬同意自己親人的屍骨留在他鄉，那麼其餘的屍首也該無條件地運回。這一點，至少在道義上應該是毫無疑義的。就中國戰爭傳統而言，我們可從文獻中看到戰爭雙方對於對方將帥的生命(包括遺骸)給予禮遇，例如，曹孟德在袁本初墓前痛哭，又如，陳毅司令員作主將張靈甫的屍體交還國民黨一方。但對成千上萬死亡的戰士而言，對不起，隻能就地處理了。有的給一塊裹屍布——主要是對自己的士兵，有的就扔進了“萬人坑”。自然，這一方麵是文明所限，另一方麵也受曆史特殊條件所限。比如，漢武帝北伐匈奴，死亡將士甚多，他有能力有條件把他們的屍骨都運回國土嗎？但我想，現代人既不能完全消除戰爭，以致今後不論哪個國家都有可能出國參戰。從現代文明的角度出發，對每一個士兵的生命負責，包括對那些不幸犧牲的軍人的遺體負責，而且負責到底，應該是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每一個文明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惟其如此，才算達到了現代軍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