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傳統死亡觀念的文化批判
1.傳統死亡文化本質上屬於等級文化
一般認為，西方文化屬於二元性質，宗教是一元，世俗是一元。所以在中世紀後期，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之爭，成為整個西方文化必須麵對的頭等大問題。因為西方文化這種二元性質，才給了近代商業以發展契機，才為近代城市化提供了條件，才為近代科技和人文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可能。中國傳統文化屬於一元性質，皇權最高，儒學最尊重和推崇的也是皇權，而不像西方那樣，教皇代表一種權力——神權，國王代表另一種權力——政權。但這隻是一般性的概括而論，實際上，站在儒學立場上看，它的價值取向既是一元的，又是二元的。一方麵，它尊重和推崇皇權，另一方麵，它又要求包括皇帝在內的一切人等都要尊重和遵守它所推崇的倫理道德原則。即使皇帝本人，如果違背了這些倫理原則，那麼，如果作為臣子，他就該兼濟天下，向皇帝拚死進諫；如果作為在野之人，也該獨善其身，出汙泥而不染，保證自己絕對遵守這些道德規範。事實上，中國曆史上，特別是西漢以來，確實代代皆有這樣的儒學典範人物，他們為著自己的理想，不怕殺身，不怕滅族，直言敢諫，寧死不辱。可惜的是，儒學雖然有這樣的品性，但這品性本身卻是等級化了的。而等級化實際也就是一種奴化，而且是甘心情願自我奴化的奴化。因為它的核心理念和規範，就是三綱五常。三綱五常，重點是三綱，核心也是三綱。而最要命的最不合乎現代精神的，也還是這三綱。三綱說到底，就是人格的不平等，或者說是人格的等級化。君為臣綱，君既為臣綱，那麼，君叫臣死臣就該死，臣若不死，就是不忠。父為子綱，父既為子綱，那麼，父叫子亡子就該亡，子若不亡，就是不孝。夫為妻綱，夫既為妻綱，那麼，夫死妻就必須守節，妻若再嫁，就是不節。而不忠不孝不節都是莫大的罪名，這罪名不僅會讓當事人不得好死，就是死了，在陰曹地府那邊還要飽受折磨——這賬是永遠也算不完的。我在前麵說過，中國人對死的考慮，是更強調死的意義。如果死的有意義，那麼，用司馬遷的說法，就是“重如泰山”，否則，“輕如鴻毛”矣。你想，一個人的死到了輕如鴻毛的地步，這死當真是太不值了。那些為君王而死的人，是重如泰山的，那些為孝道而死的人也是重如泰山的，那些為守節而死的人同樣重如泰山。這樣的人死了，如果是男子，皇帝還要特加封贈；如果是女子，就有可能被立上一個大大的牌坊！但是，一生的幸福都沒有了，立個牌坊，有屁用！這裏，討論幾位典型性人物和他們死亡的價值認定。頭一個是屈原。屈原是否為儒生，存疑。但他即使並不熟悉孔子的學說，他的一生行止是合乎孔學規範的，因此，中國人民紀念他，中國傳統文化推崇他，自有充分的內在的道德理由。屈原其實不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他一生都不得誌，他無限忠於楚國，自然也是無限忠於楚懷王，然而，楚懷王昏庸無道，是不會欣賞他的忠心的，也不會接受他的意見。但他本人似乎也不是一個改革人物，不像吳起、商鞅那樣的改革之士。至少我們從他留下的楚辭中看不到他是一個改革家的麵目。那是一個改革的時代，屈原既不是一個改革家，那麼，就算楚懷王能夠重用他，也是沒用——他雖然忠心耿耿，但僅靠忠心是改變不了一個國家的麵貌的，更無法保證這個國家的強盛。但話又說回來，如果屈原真的是一位改革家，那麼他也許又不會有後世那樣的名聲了。戰國時代的改革人物甚多，然而成為後世楷模或被後世奉為楷模的人物，可說一個也沒有，無論是商鞅、吳起、韓非，還是李斯，他們的名聲都不怎麼樣。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儒學，確實有其致命的缺點存在，這缺點如不克服，是很難適應時代文明需要的。先不說屈原是否成功，縱不成功，卻能殺身成仁。他的理想既不能實現，他所無限忠於的楚國既然已毫無希望，他就抱一塊石頭，跳進汨羅江裏去了。屈原的死，成就了他一世英名，而且直到今天，人們還在紀念他。但在我看來，屈原值得紀念的，主要是他的詩。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至於他的死，在愛國意義上——如果我們硬要這樣理解的話，那麼，自然也有值得借鑒的內容。實際上，他的死並沒有多少現代性可言。因為我們很難區分，屈原是為楚國而死還是為楚王而死的。但在他那種文化背景下，這種區分實在也沒有必要。如果他愛楚國不愛楚王，那麼，就有叛臣之嫌。作為叛臣，還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但為著楚王而死，又不值得現代人所尊敬了。這其實是一個悖論，跳出這個悖論的唯一辦法，隻有以現代化的眼光重新審視那過往的一切人與事。與屈原相近的人物是嶽飛，而嶽飛是被他所無限忠於的朝廷和皇帝親手殺害的。因此，嶽飛的命運就具有更其悲壯的色彩，更何況，嶽飛的一生行止，又有不同於屈原的地方。屈原的長處是會吟詩，他能吟出他那個時代最為出色的詩篇。而嶽飛的特點是會打仗，他打仗，而且真真切切打敗過金朝侵略者，並且確實創造了北渡黃河直搗黃龍的機會或說某種可能性。然而，現任的皇帝不同意他這樣做。可歎嶽飛隻知忠於皇帝，卻想不到老皇帝絕不等於少皇帝，前皇帝又不等於現皇帝，何況前麵的兩位被俘的皇帝，一位是現任皇帝的兄長，一位更是現皇帝的親爹。你嶽飛想把這二位老皇帝迎接回來，將置現任皇帝於何地呢？嶽飛之忠，可謂愚忠。後人說他愚忠，是說他隻知對皇帝負責，趙構心裏也不免罵他愚忠，趙構罵他愚忠，是他不知道他真正應該忠於的皇帝到底是誰。這愚忠開始不免使趙構心酸，繼而心急，繼而心怒，繼而怒火中燒，終於忍耐不住，和老賊秦檜商量商量，抓一個罪名，便把嶽飛父子連同張憲一起都殺掉了。同屈原一樣，嶽飛既忠於宋王朝，又忠於這宋王朝的皇帝，這在現代人看來是兩個概念。於是有人就評價嶽飛，說他是民族的英雄，皇權的奴才。其實，在他那個時代，這兩個概念是不可分的，就如同屈原所處的曆史情勢一樣。嶽飛打敗金軍，北渡黃河，趙構急了，十二道金牌調他歸朝。有人以為，作為愛國者的嶽飛，就該拒絕趙構的命令，“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繼續揮師北上。殊不知這隻是一種幻想，嶽飛若不接旨受命，則三軍是否聽令都成問題，而他出師的根據即合法性也有了問題。他所依仗的是王者之師，而這王者，就是宋王朝皇帝趙構，你不忠於皇帝，就不再是王師，而成了野師。野師與起義軍有什麼不同，在那樣的時代，起義軍與匪徒又有什麼不同？更何況，嶽飛既是忠臣孝子，在他心目中，王權自然高於一切。讓他出師，雖母喪之期亦當出師；讓他自殺，雖天大冤屈也必須自殺，就是別人不同意他自殺，他本人也不會答應的。嶽飛回到朝廷，好景不長，被人家弄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捕到獄中去了。初一審，審判官還有良心，說他的罪名查無實據。那麼好，連帶審判官的官兒也罷了，換個皇帝的心腹再審，再審使用非刑，便定了嶽飛和他長子嶽雲及他手下第一位得力幹將張憲的罪。原本的判決方案是處嶽飛死刑，嶽雲發配邊遠之地，但這判決書到了趙構手裏，那趙構小兒覺得很不解氣，便把嶽雲、張憲一齊改為死刑。嶽飛被判死刑，兒子要越獄，他還堅決不同意，那情形真如同《水滸傳》裏的宋江，自己忠心一世，到了被朝廷處死的關頭，還要拉上李逵，因為他怕呀——他怕這李逵留在世上會壞了他忠於皇帝的一世英名。我們反過來想，如果嶽飛不是這樣的愚忠，嶽雲要越獄，他同意，或者幹脆自己帶頭越獄，至少也要大鬧公堂，指權賊，罵皇帝，發憤懣，叛愚忠，那麼，後來的皇帝還會給他平反嗎？後來的人們還會紀念他嗎？即使紀念他，還會稱他為嶽聖，推他作為儒學的典範嗎？這樣看來，就不是嶽飛或者秦檜或者趙構個人人品問題，而是他們所處的那種文化從根本上說，早已不適應這一現代要求，早該任其解體了。儒學的三綱五常，表彰的隻是忠者、孝者、節者，而這一切，正是我們要批判的。連賈寶玉那樣的文學人物，都對“文死諫，武死戰”大為不滿。如果現代中國人還囿於舊的死亡價值觀念而不能自拔，那就不僅是古人的悲哀而且是今人的悲哀了。傳統文化的這種等級觀念，幾乎無所不在。而且經過各種方式以傳播灌輸、引誘、打擊，它的影響就更是無孔不入了。1949年以後，傳統京劇中有《草橋關》，改編成全本的《姚期》，劇本寫姚期的兒子打死了當朝國丈，姚期準備綁子上殿請罪，他的夫人和他同去。他讓他的仆人散去，他們不肯，也要追隨他去領罪。於是姚期感動了，有聲有色，聲淚俱下地表達自己的感動心情。他說：我死為忠，子死為孝，妻死為節，今日你們大家成全我一個“義”字，來，來，來，受我一拜。這情節在那樣的文化背景下合情合理，不但合情合理，而且還十分感人。但站在今天的視角看，這樣的理念實在荒唐，絕對荒唐。一個人要為皇帝去死，你去死好了，但是不，他還要兒子一塊去死，還要夫人一塊去死，甚至他的仆人要求隨他一塊同赴死，他不但不拒絕，還要熱血沸騰，感動得熱淚長流。可驚可駭的是，這死還要死得大有名堂，自己死不叫死，叫做忠；兒子的死，也不叫死，叫做孝；夫人的死叫做節；家中仆人們的死叫做義。這樣的忠、孝、節、義，不但可恨，而且可怕；不但可怕，而且可厭；不但可厭，而且散發著一種古老的墳墓之氣。中國曆史如此悠久，為著這忠、孝、節、義，犧牲了多少無辜的性命。因為你為忠、孝、節、義死了，還要表彰你，給你樹個大大的牌坊。中國曆史如此悠久，因為不合這忠、孝、節、義，又被毀壞了多少性命。別的不說，隻說通奸這件事，對於通奸的妻子，丈夫就有權力殺之；對於所謂不節的女子，家族又有權力逼她自殺，或者將其沉潭，將其投江，以及用種種方式將其折磨至死，而且這死者還要永遠背著一個不貞不節的罪名。禮教害人，因為禮教重於人生。這好比帽子的重要性越過了戴帽子的人，結果，不是帽子為人服務，而是人為帽子服務，因為你服務不好，帽子一生氣，把你殺了。這不是笑談，這是曆史。難怪戴東原曾滿懷激情地得出：以法殺人，猶有憐之者。以禮殺人，其誰憐之！
2.強勢者是神，弱勢者是鬼
強勢文化其實也是禮教等級文化的一種表現，或者說是它的必然後果。什麼是死亡文化中的強勢文化？說通俗點，就是強勢者死了，要大悲大傷大哀大慟，而弱勢者死了，則有悲無哀，有痛無淚，或者幹脆是笑談。為什麼？因為在等級製度下，人是分等的，不是說“龍分九種，種種各別”嗎？人的等級，豈止九種，而且等與等之間的差異，還要更其巨大。龍分九種，種種各別，畢竟還是龍啊。比如，性好馱碑的贔屭，雖然樣子長得很像一隻老龜，但它卻是龍種。而人的等級差異，差不多就是龍與魚的區別，龍與蟲的區別，龍與泥土的區別，龍與垃圾的區別。皇帝死了，連死這個字都不能說，一說，準死。不是上天有靈，罰你去死，而是皇家的鷹犬甚多，嗅到一點味道，便要將你處死。明明是死了，偏說是“駕崩”，而且要國葬。國葬其實現在也有。裏根總統去世前，美國政府即發出文告，準備為他舉行國葬，因為什麼？因為他總統做得好，人民對他充滿敬意。但中國的皇帝，不論好壞，隻要你是皇帝，死了就要國葬，而且舉國上下，都要舉哀。在這期間，戲是不能唱了，歌也不能唱，連漂亮一點的衣服都不能穿。侯寶林的相聲《改行》曾經諷刺過這種荒誕野蠻而又滑稽的國葬，那情形當真是既可惡又可笑，但在當時，卻是一臉的嚴肅。強勢文化，強者的命才算命，弱者的命根本就不是命。因為強者貴，或者說貴者強，強而又貴，貴而又強的，這是一種中國式的馬太效應，其結果，是強者益強，貴者益貴；從而貧者益貧，賤者益賤，弱者益弱，幾無出頭之日矣。例如，戰爭，將軍的命才算命，士兵的命根本不能算命，死就死了，有什麼了不起，甚至死幾千，死幾萬，又有什麼了不起。中國寫戰爭的古典小說不少，例如《三國演義》，例如《東周列國誌》，例如《隋唐演義》，例如《明英烈》，但寫到戰爭的勝負，幾乎全與小人物——士兵無關。將帥才是主角，士兵隻是陪襯。一仗打敗了，折兵三兩千人，那還是小數；大敗，折兵二三萬；再大的敗仗，要死傷幾十萬。然而，三筆兩筆，帶了過去，好像死的全不是人命，而隻是一堆數字。赤壁大戰可說是三國時代數一數二的大戰役，曹操83萬人馬，對外號稱100萬。83萬人，是何等巨大的數字，一仗，按照小說的說法，把曹兵打慘了，不可一世的奸雄曹孟德隻帶著300餘騎人馬狼狽逃回，還一會兒碰上趙雲，一會兒遇見張飛，最末又狹路逢關羽。遇到關羽時，隻剩下27騎人馬。這樣的大失敗，可悲不可悲，可慘不可慘，請問幾十萬人的死亡當是一個什麼樣的場麵。然而，到了作者筆下，也不過寥寥數行書，書中這樣描寫——卻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著槍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後人有詩曰：魏吳爭鬥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烈火初張照雲海，周郎曾此破曹公。連敘帶議，一共用了128個字，就把曹軍80多萬人的生死之事給解決了，一個字就代表了6412個生命還要多些。當然曆史事實不是如此，但即使真正的史書，所斤斤計較的也隻是雙方的功績與得失，對於士兵的存亡，同樣不予注意。《三國演義》如此，其他寫戰爭的小說亦無不如此。然而，那些陣亡的士兵，他們就不是人嗎？他們就沒有妻兒老小嗎？他們的老父老母就不牽腸掛肚倚欄扶門望眼欲穿地盼著自己的兒子歸來嗎？然而，因為他們是弱者，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隻要戰爭贏了，多死幾千人少死幾萬人有什麼打緊；戰爭打輸了，連皇帝老子的龍庭都保不住，多死幾萬人，少死幾千人又有什麼用？正是這樣的邏輯，使統治者視人命如草芥。也正是這樣的邏輯，令現代人——具有現代頭腦的現代人讀之蒙羞，思之寒心。然而，比士兵更不幸的乃是老百姓。老百姓無權無勢、無錢無勢，手裏連個鐵片刀都沒有。土匪來了，殺老百姓；軍隊來了，還殺老百姓。董卓進京，不過幾個月時間，把個長安城洗劫一空，老百姓死了多少不得而知。《三國演義》一部書，寫了不過一個世紀的曆史，然而，幾十年間，三國的人口便從幾千萬降到幾百萬，死亡的人數約有十之七八，曹操為此慨歎：“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不但人連殺帶餓，連餓帶病，快要死光了，連雞都看不見了。這樣的慘景，沒有幾個人去關心它，人們關心的還是大漢皇叔的命運，還是漢王朝的國運，或者諸侯的成敗，將帥的興亡。就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那個長著一雙大耳如豬八戒、兩隻長臂如黑猩猩的劉備兵敗逃亡時，住在一個叫劉安的混賬東西家裏。這劉安一見大漢皇叔，“說”都不會“話”了，隻為家裏沒有肉招待劉備，急得尿都沒了，索性把自己的妻子殺了，用妻子的肉為劉備壓驚洗塵，偏這劉備還吃得津津有味。這樣的事情，聽起來都讓人覺得惡心。然而，《三國演義》的作者，還把它當作正麵的好典型哩！如此等等，強者既如野獸，那弱者還算人嗎？即使如《水滸傳》這樣的所謂寫農民起義的小說，對於弱勢人群同樣視為糞土。毛主席說“糞土當年萬戶侯”。這其實是一句革命的詞句，但在那樣的時代，老百姓才是糞土哩！而且每每遇見熱鬧的場麵，甚至英雄人物大顯神威的場麵，老百姓的性命糞土不如。梁山人物中，有位好漢李逵，人稱黑旋風，不但殺貪官，而且罵皇帝，但殺起老百姓來，同樣瘋狂。且看大鬧江州劫法場的李逵是怎樣一個貨色——隻見人叢裏那個黑大漢，掄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隻顧跟著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顛翻的，不計其數。眾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樸刀叫道：“不幹百姓事，休隻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引文中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其實即使不加著重號，讀者也可以看出，那李逵殺的都是些什麼人的！李逵是好漢，殺官軍的好漢，殺貪官的好漢，但一時殺得性起，便拿老百姓祭起斧子來，而且一旦開了殺戒，管你什麼無辜的良民，熱心的看客，腳慢的老人，年幼的孩子，偶然拋頭露麵的婦女，以及出門經商的商人，也許還有尋醫問藥的病人，本英雄一怒，管他三七二十一，便叫你血光飛處，血流成渠。這個鳥李逵，倘若活到今天，法庭第一個要判處死刑的就是他。中國傳統長篇小說中最為出類拔萃的巨作《紅樓夢》，雖然在探求愛情婚姻方麵有著空前的突破，但寫到等級人格的時候，舊的東西同樣時隱時現。賈寶玉應該屬於最現代的人物了，林黛玉應該是追求愛情生活的古典代表人物了，然而，他們身上，依然打著等級文化的深深烙印。賈寶玉的愛情並不專注，但林黛玉隻是嫉妒寶釵，絕不嫉妒襲人，而且還要口口聲聲管著襲人叫“嫂子”。晴雯本人是深受欺負的弱者，然而，她打起比她地位更低下的丫環來，一樣的狠心。這個且不說，隻說晴雯死了，賈寶玉心情沉重，為著寄托自己的哀思，寫下了那篇感人至深的《芙蓉諫》，月下備禮，祭奠佳人。這原本是一個多麼令人悲傷的場麵，然而，作者筆鋒一轉，轉出了不合諧音——話說寶玉才祭奠了晴雯，隻聽花影中有人聲，倒嚇了一跳。走出來細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滿麵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的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答道：“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編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誰知又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林黛玉聽祭文——她的命運其實與晴雯是一樣的，至少相差無多——聽得滿麵含笑，就令人大為不解。而賈寶玉本來一心沉重祭晴雯，那祭文確實也是用淚寫出，用血寫成。然而，一見黛玉，魂就沒了，馬上破哀為笑，還要說“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又讓人大惑不解。今人雖然大惑不解，林黛玉卻自有她的邏輯在。畢竟晴雯在她眼裏不過是個丫環，一個丫環死了，又能怎麼樣呢？難道還要叫一位千金小姐去為一個區區不才的小丫環痛哭流淚嗎？林黛玉不妒襲人，因為襲人也是一個丫頭，頂多頂多給寶玉當個妾罷了。憑林黛玉可能的未來夫人身份，與一個小妾爭風吃醋，那不是太小氣了嗎？晴雯隻是一個丫頭，丫頭死了，就讓她去吧，隻要賈寶玉不變心，不生病，不負她一片勞心，也就天好地好，雲美花香。今人不解賈寶玉，那賈寶玉也有他的邏輯。他喜歡晴雯是出於真心的，但他絕對沒有明媒正娶晴雯的心思。他喜歡晴雯隻是因為晴雯對他忠心，能為他給林黛玉送手帕，沒日沒夜陪他玩樂。他心中的婚姻對象，隻是一個林黛玉，討他歡心的晴雯也罷，不甚討他歡心的襲人也罷，對他精心服務的麝月也罷，都不過是丫環罷了。在這一點上，他的價值觀念正與林黛玉相同。《紅樓夢》尚且如此，可知儒學禮教的影響是何等之深。古來中國人的等級實在是太多了，不但主上有主，而且奴下有奴，那形狀真如一座無數層的寶塔，每級之間，均有強弱之分。處在最下層的人群，人數是最多的，也是最沒有權力，最沒有尊嚴，最沒有前途，最沒有生命保證的。處在這一層的人，隻能叫你活，你就活；叫你死，你就死，而且活也是苟延殘喘的苟活而已，死也一大半要死得窩窩囊囊，甚至無聲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