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市民社會當然不會是葛蘭西所描述的具有政治功能的有機空間，它足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拓展出的一塊臨時區域。市民社會充其量不過是力了獲得一種距離感，以使經濟實用主義能夠順利推行；因此，這個市民社會理所當然與正統社會構成相互寄生的關係。它們之間既相分離又有共謀的雙重關係，當然全部折射到王朔的小說寫作中去。實際上，“調侃”在嘲弄對方的時候又製造了一種親熱近乎的氣氛，二者的關係在適當的時候就同謀共處。隨著王朔的那種嘲弄姿態被廣泛認同，成為城市民眾日常經驗的一部分，他的挑戰意義也就為日益消耗。尤其是當王朔獲得巨大的成功之後，他的影視作品更傾向於尋找一種安全溫和的方式，給公眾輸送一些撫慰和潤滑荊。不管如何，王朔創造了這個時代規模最大的城市景觀，把握住新的城市生活狀態，概括並且強化了這個轉型時期的價值市場，他的那些小說篇名，諸如千萬別把我當人”，“玩得就是心跳”，“愛你沒商量”，“過把癮就死”……等等，是對這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狀態的最精當的表述，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無所不能的時代的經典格言、座右錦和啟示錄．
如果說王朔一直是在意識形態的背景上被讀解，曆史之手不斷給他塗抹上各種顏色，他那過於強烈的社會效果也使他住文化上的象征意義被無限度放大，這當然迅速透支了王朔超越自己的動力。事實上，王朔是被這個健忘的社會透支了他的挑戰性意義的。人們一開始被王朔的大膽驚呆，繼而從他那裏感受到最新的文化刺激，隨即就開始討伐王朔。人們對王朔的政治反諷功能裝聾作啞，而隻看到他描寫的一群城市邊緣人。正統的人們當然敵視這類人，把他們冠以“痞子”就足以消解王朔的革命性意義。顯然，王朔玩弄政治反諷要付出代價，當這種“政治反飆”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且為日益衰退的民眾政治參於性所縮減，王朔迅速被人剝去挑戰者的外衣。當代巾國文學史上，王朔是一個往精神上被出賣的人，公眾分享了他的外農，卻指責他衣衫不整。
五、新的生活狀態：欲望化的都市奇景
九十年代的小說敘事，麵對著的是一個遠為空曠的場所。這使得小說敘事，既不需要去攻克形式主義的高地（像先鋒派那樣），也不需要去表達激進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念（像乇朔那樣）。新代的作者如履平地式的寫作，既是優勢，也是劣勢。他們可以直接進入生活，卻又把握不住銳利的東西。不管是在小說的敘事藝術上，還是在當代生活的內在性方麵，那種銳利的東西已經消失殆盡。
更年輕的作者顯然懷著直觀的經驗化的意識去構造他們的小說敘事。他們沒有被賦加任何文化象征意義，他們也遠離流行的意識形態，這使他們能夠更加輕鬆自如表現他們置身於其中的現實生活，隨心所欲，無所顧忌表達他們的個人感受。他們對文學史“剩餘的意義”，對當代現實“剩餘的意義”一概棄之不顧，他們的興趣在於抓住當代生活的外部形體，在同一個平麵上與當代生活同流合汙，真正以隨波逐流的方式逃脫文學由來巳久的啟蒙主義夢魘。那些赤裸的生話欲望使那些粗鄙的城市街景變得更加生氣勃勃，捕捉住當今為商業主義粗暴洗禮過的城市生活外形狀態，就足以令人快樂，也令人驚歎不已了。
顯然，何頓是這股潮流的代表。僅僅是在1993年，何頓就拋出幾篇很有分量的東西：《我不想事》，《生活無罪》，《弟弟你好》。這些小說無一例外寫城市小市民的生活，準確地說是關於處在原始積累階段的城市無業遊民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故事。這些人開始可能比較窮困潦倒，或剛從監獄裏放出來（柚子），或是無所作為的小學教員，再就是發了點財的小老板。他們的“脫貧”願望相當急迫，對在公有製的體係內生活毫無興趣，總是像逃脫牢籠一樣擺脫那個困境。通往“致富”的道路也並不一帆風順，坑蒙拐騙，偷稅漏稅，違法亂紀，黑吃黑是這些人的基本生存之遭。就此而言，也可以把何頓的小說看成“城市黑幕小說”——它表現當今中國原始積累階段的商場黑遭，它雖無港台的黑社會凶猛驚險，但具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顯著特征。十分有趣的是，何頓小說的主角經常是中小學教員，他們對所謂“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頭銜，棄之如敝屣，他們對成為小商人則趨之若鷲。盡管這可能與作者個人的經驗有關，但是它無意中具有了象征意義：這個社會的最基礎的文化秩序業已崩潰，而對金錢的奢望已經成為人們全部的生活夢想。那個大毛靠走私販毒一夜暴發，渾身上下都透著喜悅和得意。那個何夫（《生活無罪》）被一條駝駱煙打中，被曲剛屋裏的擺設震撼．幾天之後就到曲剛店裏打下手。當他淪落為一個拙劣的票瓶子時，錢包和略好些的香煙使他保持了心理下街。
這裏的生活主要由喝酒、搓麻將、找女人以及鬥毆構成，這種生活與定比無緣，這星一群臣文化的城市拜金主義者，多少有些文化的主角，顯然被這種生活淹沒。作者的敘述視氨幾乎不帶宵仟何先驗性的觀念，也不懷柯發掘生活意義的明確動機，作者的興趣僅隻在表現這種生活的外形狀態，純粹的生活之流。王期的那些“痞子”（同時也被王朔命名為社會主義新人），身上其實被附加了匣社會的意識形態含義，這些人物隨著曆史背景之改變甚至還被添加進與權威意識形態共謀的內容。軍丁所謂的新寫實主義，對市民價值的認同和某種程度的批判性，始終難以擺脫精英主義的觀點。何頓的敘事既沒有這些複雜的文化背景，也沒有這些自以為是的個人態度，他筆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生活“原形”
原始的外形狀態。那些男女憑著本能生活，隻為白已生活，沒有信條，不需要任何規則，我們可以指斥他們為行屍走肉，但是他們生活得很快活，瀟灑走‘回，過把癮就死。在王朝那罩足一種宦言．一種口號，而在何頓這裏則是實際的生活狀態。在九十年代中國徹底商業化的曆史背景映襯下，顯得尤為真實。
這個時代的生活已經沒有內在性，人們為脫貧所困擾，為暴發昕慫恿，何頓抓住這個時代的趨勢，把這種混亂不堪而又牛氣勃勃的生活性狀不加雕飾呈示出來，它們是一些不加探究的表象之流，湖南土語粗話的大量運用，強化了粗鄙生活的本色形狀，似頓熱裘於去表現那些赤裸裸的欲望，那些尋歡作樂或愉雞摸狗的情形，這些解放的欲望四處泛濫，很顯然，這些場麵構成九十年代小說敘事的聞蔗焦點。純蟀觀賞式的的閱讀期待，也促進了小說敘事對觀賞場麵的強調。何頓算足參透了這個時代新的寫作法則，隻要製作一些具有觀賞價值的欲望化表象，就足以支撐起小說敘事，而且作為一個意外的收獲，這些欲望化的表象又恰好準確概括了這個時代的生活麵貌。
當然不隻是何頓，這種敘事方式、生活態度和文化立場已經構成九卜年代文學晟生動而富有表現力的動向。一大批年輕的作者迅速掘起，他們對商業社會新的生活形態有著敏銳的感覺。述平的一係列小說與何頓相映成趣，對商場、男女之事和城市暴力有著驚人的表現。
《凸凹》對城市男女之間的暖昧情感，相互誘惑和逃脫的困境刻畫得淋漓盡致。現代城市家庭是如此脆弱，一則其實是過時的問題，迅速導致危機。出走的紅玲帶著報複動機找到羅尼，結果卻投入羅尼的懷抱。周昆與邂逅相遇的林草完成了一段浪漫故事。這一切與其說是因為“報複”動機在起作用，不如說是這些城市男女一直就在尋求逃離家的浪漫風情。“報複”在這裏有雙重的欺瞞功能：一方麵它是故事中人物的自我欺瞞，他們誇大了“報複”的含義，這使他們捕捉那些浪漫的機會時可以找到心理平衡，可以無愧於所謂的“良心”。另一方麵，“報複”在敘事方麵具有轉化功能，那些男女相互誘惑的故事，都在“報複”的名義下一步步走向危險的區域，並且達到高潮。甚至連紅玲的瘋狂都在“報夏”的形式下具有了某種悲壯性。那些欲望化的觀賞場景因為“報複”的精神品格，而具有了合法性。由於“報複”與欲望的混淆，那些觀賞場景具有了人本主義的內容，它們成為某種對人物性格的有力表現。
述平的敘事筆法精細銳利，十分善於把握人物在特殊環境中的性格側麵和心理層次。這些人物都處在某種臨界狀態，一些細節的改變促使他們悖離預期的目標，而事實上，這又契台了他們隱藏的無意識。在那些場景中，人的那種複雜的內心生活表現得十分深刻而細致。那種家的氣息一直是紅玲的渴望，她的理想被破壞了，但是作為理想的象征，作為她現在為之徒勞努力的生括標誌，她無法采取任何行動。這使得紅玲成為感傷的理想主義者。述平的敘事投富有立體感，這不僅表現在人物內心活動的多側麵．同時是故事本身交織著多種原素。羅地這個偷情老手卻不失懦雅，甚至還有一些同情心，他在旅館見到紅玲還很有些憐香惜玉之情，顯然，那次引誘是在一個占典而浪漫的情調中展開的，它的高潮是情欲的表達，結果卻是所謂的“報複”行動的實施。他甚覃成了紅玲的情欲和“報複”的雙重犧牲品。
述平十分講究情境和行為的瓦動關係，那些不斷改變人物本來存在規定的選擇，其實是特定的情境在起作用。周昆和林草的故事，一個典型的城市偷情行為，卻被敘述得美好而純真。在那些微妙的時刻人們是如何擺脫生活原有束縛，而擁有了無始死終的自在性？對於周昆來說，這是次在報複的名義下進行的台理背叛；而對於林草來說．這純粹是一次閑暇中的出遊。人們其實是在一些情境中偶然地作出各種選擇，這些選擇了的行為義如何能說明人的本質呢？事實上，這些複雜微妙的情感及生活的意味，不過是述平敘事的副產品。對於他來說，對一些男人或女人的情欲和那些欲擔化的場景和處理，才足他敘事的原動力。然而小管如何．述平的小說在具有觀賞性的同時，也具有了耐人尋味的諸多意蘊。
當然，這種“城市生活之流”並不僅僅表現在那些描寫城市粗鄙生活的作品中，新的都市狀態與都市的新狀態是同步的。隨著都市中白領階層的大批量湧現，描寫白領階層的小說開始在都市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並且顯示出它的強勁頭。在這方麵張欣近年來一係列小說值得關注，例如《絕非偶然》、《永遠的徘徊》、《無人傾訴》等等。這些作品寫出了白領麗人的別具一格的生活情狀，那些時髦和浪漫，艱辛和感傷在寫字樓與家庭之間徘徊幣定。改革開放在中國發生的那些最新奇的變化，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價渣觀念，在白領階層這裏具有了準資本主義的特色。
鍾道新的些作品則是去追逐另一種城市生活，對都市白領男女新的交往方式和生活狀態給予了充分客觀的表現。隨著都市中自領階層的大批量湧現，描寫白領階層的小說開始在都市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並且顯示出它的強勁頭。鍾道新的一係列作品對都市白領男女新的交往方式和生活狀態給予丁頗為獨到的表現。《單身貴族》從篇名來看就在標榜一種姿態，過去人們恥於提起“貴族”，這是一個令人生厭的族類，它自以為是，脫離群眾，榮華富貴，更是叫人嗤之以鼻，然而進入九十年代，小康生活已經不再讓人心滿意足，奔“大康”才是這個時代的新的理想生活。對“大康族”的生活，人們投去豔羨已極的目光，對這種生活的表現似乎不再會陷入矯情的尷尬，而是在展示一種期待已久的奇觀。
許前飛、賴明當然是現在最時髦的“大款族”，駕著豪華轎車，拎著大哥大，出入賓館酒店，上宴席或下舞場，周圍仕女如雲，調情搓麻，打保齡或賭錢，何其快活瀟灑。當然鍾道新並不是僅僅展示這些大款族的生活場景，他的筆鋒同時深入到大款們的情感生活中去，對這些男眾之間的暖昧關係進行多方麵刻劃，它為那砦官場商場的周旋爭鬥增添了誘人的色彩，大教們的生活其實也經常陷入苦惱，許前飛和妻子就天各一方，為了事業，大款族也有難處，他們隻有通電話來聯絡感情。分居的寂寞很快就被填補，同樣處在分居寂寞中的關莉在許前飛這裏找到了感情的暫時棲息地，她那遠在導彈基地的科研人員除了戴綠帽子別無選擇。當然，關莉投身於許前飛，並不僅僅是因為寂寞，因為許前飛給她打開了未來生活的大門，關莉的選擇是時代的選擇。關莉並不是一個輕浮的女人，恰恰相反，她受過庭好的教育，氣質高雅，但許前飛給她提示的生活她無法拒絕，那種生活令她興奮，她的失敗則不過是暫時的挫折，走出製度化的體係，她顯然會大有作為。
與單身貴族們的生活形成對照晌是剛口呆板的機關和科研單位，這裏是小權術和可笑的陰謀橫行的地方。窮困，無聊，為一些蠅頭小利苦費心機。連偷情都顯得猥瑣做作·那個主任的行徑可以概括製度化體係的主要內容。單身貴族們的牛活卻瀟灑向豪放，它表征著當今中國新的社會而貌和生活力量，一種無法扼止的市場化趨贄，在改變中國社會的牛活秩序和價值觀念。當然，鍾道新尤為直露地描述了暫遭和官道的共謀寄生關係，那些應酬周旋的場景掩飾不住官員們的貪婪和商人們的狡猾至於這些大款族多為“高幹子弟”，則更可見當今中國走向“市場化”的社會本質。
總之鍾道新存展示單身貴族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不避諱揭示了當今中國商業社會的種種弊端。對官場的怨而不怒的譏諷與商戰的明爭暗鬥帽配合，使鍾道新的小說堆滿了各種現實經驗，它不僅趣味橫生，而且不失勾和涉商道的啟蒙讀物。這當然不是在貶低鍾道新的小說，恰恰相反，鍾道新的小說提示了一種新的小說經驗，或者說它表明小說又回到日常經驗。這對於充分務吏的九十年代來說，正是如願以償的結果。鍾道新的敘事明晰而舒暢，《單身貴族》製作了這個時代的城市奇景，一種超前的都市狀態，它是一種誘惑、許諾和慫恿，它是遮個時代如期而至的精神鏡象。六、結語：都市小說的前景與小說的新狀態
從總體上來說．中國都市小說依然方興未艾，就其處理的生活及其敘事方式而言還未完全擺脫市井氣；就其表達的觀念而青，還沾染著現代派的流風餘韻；僅是往對城市的反諷性描寫和對更粗酃的生活狀態的表現方而，才展示了新的都市景觀。當今中國的小灩處在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一方麵都市小說很不成熟，另一方麵作家們熱衷於複製一些年代不詳的曆史故事，擺足了姿態等待著某個偉大的導演加以改編。就連初出茅廬的新生力量，也出寫些濫而又濫的民國故事，純粹的仿製品和複製品，掩飾不住奉獻文學初夜權的急切姿態。因此，強調都市小說，麵對我們置身於其中的現實，強調文學應有的當代性，則是改變文學被動和從屬地位的必要立場。從這個角度看，都市小說無疑有著極為廣闊的前景。
中國都市小說急待開拓視野，應該對當代中國的都市狀態有更為強猛的表現。顯然，對當代中國都市的“半成品”狀態給予恰當的表現——它是在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雙重空間裏，在對發達資本主義的狂勢模仿和對傳統的勉強眷戀的矛盾境況中製作的“半成品”。因而意識到當代中國文化的曆史境遇，它所獨有的後殖民化特征，強化一種“後東方視點”則顯得尤為必要。以個人化敘事強行進入這個多元混雜的後當代都市空間，以“反寓言”戰略對多國化資本主義滲透的民族境遇進行解構。從這個視角切入，並且在小說敘事方麵汲取一些當今高科技手段，製造某些多媒體的空間效果——這一切當然轉化為一種感覺方式，以文字書寫的形式給予強有力的表現。這樣，中國都市文學也許有可能創造新的都市文化景觀，並且提示當代水說可能達到的更深廣的後當代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