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常的曆史時期選擇的一種姿態，卻不得不循著曆史慣性推演下去。七十年代以後的西方知識分子退出意識形態領域，試圖一勞永逸去玩弄語言、結構之類的遊戲，歡呼“大師死亡”時代的來臨，正是創造性退化的最好托辭。然而，中國的難題並沒有解決。八十年代留下的不僅是一些回憶，而且還有一大堆問題。這一代學人不可能回避這些問題，事實上，正是這些問題使他們處在二難的境地：恪守學術化立場，既是逃避問題的策略，也是處理問題的方式。這個退卻的姿態，在曆史的推論實踐中，轉換成能動性的創造，一代學人完成了自我“鏡象化”的意識形態再生產。他們著眼於“未來文化建設”的情懷，再次把自己指認為九十年代的文化啟蒙者一一這種無法以明確、直接的方式自我指認啟蒙者的主體位置，並且暫時不能取得社會化的台法性的啟蒙
一不妨稱之為“後啟蒙”。這是九十年代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扮演的曆史角色。他們或者蹦勉為其難的聲調自言自語呐喊；或者以“非啟蒙”或“反啟蒙”的姿態去完成新的啟蒙任務。
然而九十年代初完成的曆史定格——這個非常獨特、非常精英化的定格卻又不幸被普遍興起的大眾文化狂歡節塗抹上令人難堪的色彩。九十年代國學全麵興起，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都有“弘揚傳統”的宏偉計劃，甚至於1992年的黃金旅遊年都被定位在弘揚傳統的主題上。九十年代是個保守性價值普遍盛行的時代，它恰如其分地構成了“穩定壓倒一切”這句口號的厚實的社會心理基礎。也許如休·塞西爾所說：“天然的守舊思想是人們心靈的一種傾向。”人們認同保守的和傳統的價值要比冒激進的風險容易得多。在九卜年代中國文化充分商業化和殖民化的時期，皈依傳統被粗暴地漫I回化了。甚至那些投台公眾口味的暢銷讀物，也再三借用“弘揚”之名。1993年，那些擁有最廣大公眾的“嚴肅文學”讀物（例如《廢都》、
現在，“回歸中國本土文化資源”已經具有了超級的意義。1993年，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在漢文化圈引起巨大反響。他認為：“……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物中，民族國家仍會舉足輕霞，但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衝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鬥線。”亨氏的結論是：在可見的將來，衝突的焦點將發生在西方與幾個伊斯蘭一儒家國家之間。亨廷頓的說法令人恐慌，更令人興奮。它對於漢文化圈認同儒家傳統，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慫恿。事實上，亨氏並不了解當今中國，也不了解中國傳統在現代工業化時代的實際命運。他隻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的能指群，而沒有看到它的空洞而混亂的所指。在大眾的層麵上，所謂的“傳統”多半已被現代化侵蝕；在所謂的精英層麵，強調傳統總是隱含著與西方急切對話的心態。後殖民文化的特性也許恰恰就在過分強調文化本位時產生。隻有把一個對立的西方設想為一個傾聽者t隻有渴求西方的認同，才會過分強調文化的“民族他性”。我們隻要看看張藝謀、陳凱歌作為“東方（中國）文化”的代言人（訴求者）所獲得的成功，就不難理解這一點。現代以來的東方（中國）文化他性的鼓吹者，大多是受到西方的暗示和鼓勵。與其說當今中國有一個與西方對話的本土文化，不如說有一個被西方拖著跑的後殖民文化。
三、人文關懷：重返曆史中心的啟蒙策略
總之，從反激進主義，到恪守學術化立場、尋求保守性價值，再到回歸本土文化資源，這是一個完整的邏輯行程。然而，這個行程不過是在作為一種防守策略方麵才具有完整性。事實上，保守性並不意味著放棄曆史使命感，保守不過是一種價值內核，而它行諸實踐則未必是明哲保身。例如，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就有很激烈的言行。六十年代，美國新保守主義者艾恩·蘭德(Ayn．Rand)在抨擊美國文化現狀時說道：“我們日前在文化上處於崩潰的狀況之所以得以存在和延續下去，並不是由於那樣的知識分子，而是由於我們沒有任何知識分子。今天，那些以知識分子姿態出現的大多數人是一些被嚇呆了的傻瓜……”新保守主義者大有人在試圖重新點燃精神火炬，去引導“已經失去方向感的美國公民”。當曆史把中國一代學人指認為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時他們是不會滿足於退守書齋，至少有其他的知識分子從他們手中接過接力棒．從邊緣走向曆史的中心，扛起時代精神的夫旗，去引導民眾，引導這個時代的文化。
進入九十年代，特別是第二輪的經濟高潮，使人文知識分子更深切感到自己所處的無足輕重的地位，這個時代似乎打定卜意要讓人文知識分子處在—個“剩餘”的狀態，去分享那些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剩餘物。確實的，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卜年代初，一度中斷的中國“市民社會”（或稱之為“民間社會”）趨於形成（一體化或一元化的政治組織製度使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無法存在），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市民社會，既偏離權力中樞（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更遠離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立場。這個初級階段的“市民社會”雖然不可能有任何規模化的組級形式，忸是它卻初步形成自己的價值體係和實踐方式。並且它有了自己的文化
正是這個“大眾文化”給予知識分子精英文化以猛烈衝擊，民眾有了自己的娛樂方式。擺脫了被啟蒙、被團結、被教育的被動位置的民眾，他們哼著流行小調自由自在走向歌廳舞廳，他們看時裝表演，玩電子遊戲機，打康樂球。他們在卡拉OK的聲響效果中追尋“瞬間的輝煌”，在街頭書攤流連忘返，凶東、豔情之類的野聞趣事足以填補閑暇。曾經作為民眾啟蒙導師的人文知識分子現在被懸置於政治／經濟的空擋；遺棄於官方／民眾的邊弊。
然而，隨著又一輪商品經濟大潮席卷中國大陸，經濟替代政治成為社會運作的實際軸心，固守中國學人品格的曆史依托也隨之消失，那種“獨立性”和“潛對話”的意義也大打折扣。l992年的經濟形勢無疑令人振奮，然而對於諸多的人文知識分子來說卻陷入更探的危機。這一年到處都流傳著科技知識分子在南方獲得重獎的新聞，爆發戶在祖國各地層出不窮，狂熱的圈地運動使中國迅速進入一個經濟騰飛的神話時代。這個時代的主旋律，這個時代的生活主潮都與人文知識分子無關。特別是巨額消費和豪華商場，把囊中羞澀的知識分子徹底拒之於幸福的大門之外。大款和大腕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體，“發燒友”、“追星族”趨之若鶩，大眾文化這一次是真正全麵而徹底主宰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所謂“高雅文化”、“嚴肅文學”的敗落，不過是人文知識分子失落的佐證。關於“文人下海”的爭議居然會成為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不過表明文人對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已經沒有多步把握。文化失敗主義的情緒困擾文壇，它與明星大腕的趾商氣昂春風得意恰成對照。某次高規格的節日盛會，大腕們紛紛成為座上賓。這是一次富有象征意義的文化團圓，意識形態的紛爭被劃出這個圓圈之外。
這無疑使人文知識分子陷入極度的恐慌狀態。九十年代初期，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一度在精神上普遍失業。個喪失了曆史感、無法在社會的價值體係構造中起支配作甩的群落，在九十年代初期找不到自己真實的曆史位置。某個特殊的曆史情境使知識分子以誇張的形式重溫了啟蒙主體的角色，不管是形式還是內容，這都是一次超越曆史真實條件的“重溫”，現在它正好作為—個曆史起點加以運用。
麵對商品經濟大潮和大眾文化的衝擊，文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事實上，八十年代後期以來，一直存在某種抗拒“文化潰敗”的力量，隻不過涓涓細流無以成江河。1989年3月，詩人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以他絕對的姿勢完成一次超越性的書寫。對於沉迷於語言遊戲咀嚼無聊的快慰的“新生代”詩人來說，這是次無法拒絕的警告。這個也許是非常個人化的行動，被廣泛賦予了文化的象征意義。由於特殊的曆史背景，它的象征意義變得博大精深，有如一部文化學、政治學和神學有機合成的現代啟示錄。在此同一時期，張承誌隻身走進大西北高原，以他絕望的聖徒姿態穿越苦難的風沙，走向回民的曆史深處。二年之後寫下那部非同凡響的《心靈史》。這是一部瘋狂之作，它對我們的文明和我們置身於其中的現實不屑一顧，濃烈的宗教情緒混同現代性（或反現代性）的焦慮，完成一次尖銳而又不著邊際的抗議。海子和張承誌是八九十年代之交非常特殊的現象，它倔強而又無可奈何漂流於精神斷層之間，不過給人們以短暫的震驚和有限的警告而已。
顯然，1993年以來似乎有一股力量與之呼應，當然，這僅僅是在那種頑抗的姿態方麵有相似之處，他們的動機和目標都大相徑庭。重提責任感的一批知識分子，再次把自己指認為引導民眾的啟蒙主體。以精英主義的姿態對大眾文化和文化大眾進行猛烈攻擊，在文化的荒野之中呐喊，肩負拯救文化潰敗的曆史使命，著眼於重建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文精神……等等，表明一個由學院知識分子構成的啟蒙主義集團正趨於形成。這個集團混同了八十年代來期固守書齋的“純梓學人”——他們異工而同曲。固守書齋同樣有文化示範的意義，它那精英主義的立場既是對大眾的超越，也是對大眾的引導。
與其說這是一個文化陷入深刻危機的時代，不如說這是一個文化全麵轉型的時期。由步數文化精英引導文化的局麵已經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各自為陣的多元化的格局。過去偏執於政治立場展開的爭吵，現在業已改變為文化位置和知識趣味的論爭和對話。這裏也不再有絕對的權威，無論人們如何試圖成為中心，都不可能如願以償。當今文化真正進入一個眾聲喧嘩的部落時代。
當然，這些“部落”也絕不是完全平等，相安無事，相互容忍。事實上，潛在的對抗、排斥依然存在，隻不過不再具有政治的恐怖色彩，但卻帶有知識霸權的尖銳氣勢。在諸多的部落中，在眾聲喧嘩的各種聲音中，堅持啟蒙立場，倡導人文精神的音調尤為高亢。在這個迷人的美杜薩的歌唱背後，迅速彙集了這個時代尋求濟世良方的思想水手。當今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精英再次當仁不讓形成一個壯觀的新啟蒙主義集團，他們的聲音為各種官辦民辦的報刊雜誌迅速接受。很顯然，啟蒙集團是當今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部落，它彙聚了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大部分的精華，對這個部落的分析和闡釋，盡管要冒很大風險，但無疑是理解當今中國文化現狀最有效的切入口。
當今的啟蒙主義意圖，無疑是知識分子思想傳統的自然延伸，現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就懷抱啟蒙主義理想，這成為中國現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的本質規定。這個規定在中國建國以來的“思想改造”偉大工程中被不斷改寫和損毀，而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再度輝煌。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曆史背景。這個背景再次把知識分子映襯為獨立的群體。不管是重返學術史還是回歸國學，這種姿態都明確強調了知識分子的人格他立場。“重返”和“回歸”都不過是手段，它是純粹的學人品格，被曆史之手改寫為道義的象征。在那樣的曆史語境中，一代知識分子樂於完成這樣的自我指認，把自我置族在超政治的位置上。這個曆史語境與其說貶抑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不如說拔高丁知識分子的人格形象，它鄢無可奈何的退避姿態迅速轉論為自覺的捍衛。這種自我意識，這種意識到的自我的曆史形象，理所當然延伸到九十年代。
然而，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背景發生了根本的（至少在現實實踐的意義上如此）變動，政治的意識形態背景為市場經濟所替代，這使站立在那個巨大屏幕前的知識分子反倒猝不及防。顯然，政治的貶抑會喚起文化的悲壯感，而經濟的排斥卻真正使知識分子處在無所適從的位置。這種“市場經濟”
度是改革派知識盼子所歡呼期待的現代化成果，現在這個成果被中國各行各業的人士竊取，它恰恰是唯一對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嗤之以鼻。現在莘莘學子麵對著瘋狂旋轉的經濟風車
南方的圈地運動，炒股票，爆發戶的高消費，各項超巨大工程迅速上馬，國營大中型企業股份製改造，驚人的國民生產增長指數……等等，這個超級的經濟神話現在是文人學子們麵對的主要現實，而他又唯一不是這個神話的主角，這種遺棄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捍衛純學術品格的知識群體，那種文化上的悲壯感蕩然無存，他叉如何去以曆史（文化）主體的姿態與現實對話呢？這是又一次的戲弄一次政治／經濟合謀完成的戲弄，一次令人有苦難言的戲弄。
因此，麵對政治的姿態不得不轉過來麵對這個巨大的經濟神話。向經濟挑戰這當然不會是這個群體的文化戰略，這也有悖於它的曆史初衷。但是對經濟的副產品——文化價值、精神品格和道德水準進行抨擊，則是完成曆史移位的必要的前提。一個文化頹敗的曆史情境，本身就足以強調曆史主體實旌文化戰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於是毫不奇怪，1993年以來，一種曆史敘事已經趨於完成，那就是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文化破敗，道德淪喪的時代，麵對當前文化現狀的學術討論會頻頻舉行。關於當今知識分子的角色，關於當前道德淪喪與文學藝術的責任，以及文化的前景等等，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現在，那個政治背景映襯的文化人格，在這個為經濟實利主義異化的精神荒原上重新崛起，它借助政治附加的意義——盡管這種意義已經所剩無幾，但作為這次位移的基本原動力，作為一種主體形象的設計則是足夠的。那個純學術立場，那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那個對文化進行悲劇性捍衛的群體，現在全部轉化為道義的責任感，轉化為對民族命運的關懷，對一種文化前景的自覺承諾。
四、人文精神的內涵：道德化的知識譜係
在這樣的曆史敘事前提下，在這樣的現實浯境中，年輕一代知識分子重鑄了啟蒙主體的形象。事實上，這個形象是如此誘人，它吸引了各式各樣的有表達欲望的人文知識分子，作為啟蒙策略的軸心話語，“人文精神”引起了廣泛的響應。一份在知識分子中尤受好評的雜誌，也連篇累牘討論和張揚“人文精神”，沒有任何詞語能像“人文精神”這樣富有魅力，這樣豐厚深邃而廣大無邊。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沒有人能拒絕這個語詞，誰有勇氣對這個語詞表征的意義進行懷疑呢？誰經受得住這種反詰；沒有人文精神還能成其為知識分子嗎？
這是一個巨大而至高無上的語詞，它是知識分子的先驗存在，絕對精神和本質規定，是東方（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咒語和心靈獻辭。到底“人文精神”是什麼？似乎也莫衷一是。在一些關於人文精神的精彩討論中，人文精神經常被解釋為“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或者是對人類命運，人類的痛苦與解脫的思考與探索。人文精神被描述為玄而又玄的形而上的終極價值。這些定義經常散發著濃厚的人道主義或存在主義味道：它可以和“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相等同，甚至與生命本體結合一體：“人文精神不光是一種態度，一種心境，更是一種生命的承諾……它必然要通過人的行為和選擇表現出來。係身成仁，舍生取義，就已超出道德範圍，而完全是人文精神的體現了……它不僅要有高度的道德操守，也要有一種殉遭精神。”
人文精神變成知識分子的道義責任，一種作為知識分子的生命承諾。“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精神固然可嘉，作為極個別的知識分子的理想化的生存境界，也不失為一種選擇。但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理想，作為統合了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那也未免有點強人所難。人生自古誰無死？以殉道者的姿態先驗地規定知識分子的理想形象，這與其說是在趕鴨子上架，不如說是在推行種新的文化專製王義策略。對知識的追尋或傳授，為什麼不能是—個平平常常的人做的一件平平常常的事？在這裏，知識分子再次被定義為一群超人，一群在人格上高於普通芸芸眾生的精英。他們是為知識，為某種價值和信念隨時獻身的文化英雄。無可否認文八學子對“人類存在”所抱有的崇高信念，但是我依然要指出。這裏談論的是專業領域內的學術問題，它涉及一些專業知識些來自存在主義，一些來自人道主義或啟蒙主義哲學，這裏采用了存在主義慣用的那種敘事，即直接麵對“生命本體”說話。講述這樣一種知識．采用這樣—種敘事．顯示了一批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尤為崇高而有責任感，他們堅韌而執著追尋那個支撐人類活下去的“根本理由”——人文精神，把追尋知識的行為敘述為種道義的獻身和殉難，這種知識本身也具有道義的價值，具有無可置疑的優越性。麵對這樣一種姿態，沒有人不表示肅然起敬．沒有人不從善如流。在這裏，知識和行為相互強調，互相鼓勵，講述這樣一種知識，於是獲得了某種文化的崇高感，而這種祟高感再次慫恿人們敘述這種知識。在這個雙重鼓勵中，在這個互動過程中，一個拯救文化現狀，重建文化未來的曆史主體形象也迅速完成。而在這個殉道者形象的規範下，在這個至高的“人文關懷”和“終極價值”的範疇內，學術和文化也就達成了新的整合。於是，“人文精神”被作為一種新的“道”被標舉——這種‘道’不再期望以意識形態的方式將學術和政治‘統”起來，它隻是在形而上的層次上為整個社會的文化整合提供意義係統和溝通規則。”現在，“人文精神”不僅僅是一個部落的圖騰．它是整個社會的思想軸心和精神源泉。現在，倡導“人文精神”既統合了學術界，又規範了現實社會，作為人文精神的敘述人和張揚者，他理所當然不僅僅捍衛了敘述者個人的“第三種尊嚴”，更重要的是他重新規劃了現存的文化，確定了社會最高的價值準則。因而，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也就不再是被政治／經濟隨意擺弄的第三種人，一個被遺棄的局外人，而是這個時代的至聖先師。
五、道德原教旨主義：獨斷論的曆史主體
從1994年至1995年，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造神運動在中國的大地上迅猛展開，被供奉在祭壇上的神當然是這個時代由來已久的英雄張承誌。張承誌是不可否認的，不可懷疑的！這個人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貢獻少有人可與之比。他涉獵的麵是如此之廣，如此之深，他的筆是如此犀利強勁，沒有人不為之動容。他的激情，他的勇敢，他的銳識，沒有人能望其項背而引來無數的追隨者。多年來我是他的個忠實的讀者，對於他，是從不懷疑，從不否認的。因為他的追求一直被當做當今中國民族的追求，他的信念就是全體中國知識分子的信念。他的存在就是‘種證明，一種呼籲，一種警戒，一種象征。他是中國文明發展到這個曆史階段的一個絕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