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充符》是莊子的道德論。莊子認為高尚的道德，概而言之，就是“忘形”、“無情”。人的精神、心靈這美可以超越相對的形體，如“立不教，坐不議”的王駘、“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申徒嘉、“才全而德不形者”的哀駘它等，盡管形體殘缺，麵貌醜陋，卻能把“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看作“事之變，命之行”，隻是幻象和虛無，不讓這些世俗東西人於心。他們追求的道德超乎形體之上而無所表現，“故德有所長而形成所忘”。忘掉外形，追求內在精神世界便是“全德之人”。莊子對內德充實的人概括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理想的人格就是要達到“忘形”和“無情”。
《管子》原有三百八十九篇，經西漢劉向校定為八十六篇，至唐，又亡佚十篇，今存七十六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實係戰國時稷下學者的著作總集，其中也有漢代附益的部分。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既見其書，欲觀其行事，故次相傳。至其書，世多有之。”可見《管子》在西漢前已廣為流傳，且與管仲有密切關係。
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諡號敬，又稱管敬仲。潁上（潁水之濱，在今安徽）人。早年家貧，曾經商。後由鮑叔牙推薦，齊桓公任為卿，執政四十年，輔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對政事、教育進行改革，率先建立士、農、工、商“四民定業分居”的製度，分國都為十五鄉和六工商鄉，分鄙野為五屬，設置官吏，分別對“四民”進行文化、武藝、農技、工藝及經營買賣的知識技能訓練，發揮“四民”分業父子相傳與職業群體的彼此影響作用，並以士鄉的鄉裏組織為軍事編製，確立選拔人才製度。以“好學”、“慈孝”、“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為基本條件，經“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齊桓公）所訾相”，然後授官，使選舉製度發生廣泛的社會教育作用。肯定道德在治國中的作用，並指出道德教育必須建立在“富民”的基礎上，提出“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點。
《管子》中相當部份是出於戰國時稷下學宮的“稷下先生”之手。稷下學宮為中國古代最早的學術活動和政治谘詢中心，設在齊國都城臨淄(令山東淄博)，廣招文學遊說之士，任其講學議論。其中七十六人被尊為“上大夫”，著名的有鄒衍、淳於髡、田駢、慎到、接子、環淵、宋妍、尹文、田巴、魯仲連和荀子等。彙集了道、法、儒、名、兵、農、陰陽、輕重等百家之學，逐漸形成了一個具有一定傾向的學派，後人稱為“稷下學”或“齊學”。
全書可分為八個部分：《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其中《牧民》、《形勢》、《權修》、《乘馬》等篇存有管仲遺說；《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記述管仲遺事；《心術》、《白心》、《內業》等篇關於“精氣”的學說和排除主觀成見的“靜因之道”；《九守》等篇論述了名實關係；《輕重》等篇對經濟問題作詳盡論述；《五行》篇提出“三分損益說”來確定五音；《水地》篇提出了以“水”為萬物根源的思想，專論水利；《地員》篇專論土壤。論及教育的篇目有《牧民》、《權修》、《小匡》、《君臣》、《侈靡》、《任法》、《明法》、《心術》、《內業》、《版法解》等。
關於《管子》的思想體係，各家多有歧議。《漢書藝文誌》列人道家，而自《隋書經籍誌》後，正史皆將其列人法家。近人多以為其內容龐雜，缺少中心思想。張岱年在其《中國哲學史史料》中則認為，《管子》書雖然較雜，但主導思想是法家思想。其中教育思想有以下幾個方麵。
①主張法治教育與道德教育並重。《明法》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認為用法治管理國家，政策才能舉而暢行無阻，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任法》）但認為法治必須跟禮治結合起來，用法的手段推行仁義禮樂，又用禮的教育規範民眾，從而將百姓統一於國君之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民者也。”(《任法》因此，把禮、義、廉、恥四德，稱之為“國之四維”。《牧民》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又說，“禮不逾節”，即不超過等級製度的規定；“義不自進”，即不以不正當的門路謀取官位和財產；“廉不蔽惡”，即不隱蔽壞事；“恥不從枉”，即不追求不姑息邪枉之事。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重視對民眾教育，《權修》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教育是牽涉到國計民生的百年大計，必須把它放在治國首位。《君臣上》說：“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奸偽止；止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逾，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②認為教育要適應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認為人在本質上都是“見利而趨”“見害而避”的。《禁藏》說：“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如商人做生意，長途跋涉，夜以繼曰，漁家大海漂泊，不怕冒險，都是由於利的吸引。“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另一方麵，“凡人者莫不惡罰而畏罪”，這是“避害”的表現，實質上是出於利己之心。這種被認為是出於本能的趨利避害傾向被看作是施行政教的驅動力和根據。要求統治者充分認識到而加以利用。同時指出，本能的趨利避害所追求的乃是私利，而非公利，所謂利用，乃是因勢利導，把追求私利的本能傾向引向實現公利即“國富”、“威行”的目標和要求。因此不能一味遷就民情，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侈靡》說：“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法法》又說：“夫善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通過“勞教”、“死教”，使人民深信唯有遵守國家法令，致力於耕戰，才能得到個人的利益，從而排除“私心”，倡行“公義”。
③讚美道德教化，提倡“靜因之道”的修養方式。《君臣上》說：“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權修》篇也說“上身服以先之”。人君樹立好的道德榜樣，人民才會受到感化。如何提高自身道德修養？作者提出了“靜因之道”。《心術上》說：“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心要保持虛靜，排除一切主觀成見，完全因循客觀事物，像鏡子一樣如實反映。具體地說，就是“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人的內心境界好比房子，要打掃幹淨，道德才能進來。故要去私欲去成見，以“虛”相待，“虛”即是“潔”，然後洞開耳目感覺器官的門戶，主動吸收道德教化。《內業》說：“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又說，“凡人之生（性）也，必以平正”。人性因喜怒憂患的情緒幹擾而失去“平正”，要達到“平正”就須“內靜外敬”。內心安靜，外表恭敬，就能使人性“大定”，道德也可養成了。
④倡導“四民分業”的社會教育。《小匡》用齊醒公與管仲對話的形式談論“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政令。管仲認為“士、農、工、商”是國家的基石，不宜雜處，應根據他們不同的職業特點劃定居住區，形成有利於社會教育的群體環境。提出“處士必於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使同業人聚居在一起，為士者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為農者則可以交流經驗，“察其四時，權節其月”；為工者則“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以改良技術；為商者則“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價)”，以交流市場信息。同業聚居，並教育子弟，從小人人養成習慣，安於本業，而不見異思遷，“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