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提倡“德”與“法”統一的人才標準。《霸言》說：“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是故聖王卑禮以天下之賢而任之”。賢才的標準是什麼？《君臣上》說：“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擇“輔相”，必須“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君臣下》）；擇軍官或地方官，“罰避親貴，不可以使主兵”，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要避免“德不當其位”，“功不當其祿”，“能不當其官”(《立政》）。還重視人才的考核，《明法》說：“言者責之以實，譽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言而失實者誅”，以達到“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試官”。
《管子》一書內容駁雜，是學術界公認的。晉傅玄曾指出：“《管子》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鄙俗。”引自劉恕《通鑒外紀》唐孔穎達、杜佑等也懷疑《管子》是“後人所錄”或“後人續之”。宋蘇轍《古史管晏列傳》認為它是至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之說而增益之清姚際恒在《古今偽書考》中則認為它“大抵參入者戰國、周末之人”。梁啟超在《〈漢書藝文誌〉諸子略考釋》中認為“其中一小部份當為春秋末年傳說，其大部份則戰國至漢初遞為增益”。郭沫若認為“《管子》書雖然不是管仲所作，但多取材於齊國官書檔案”，“它大抵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零碎著作的總集，一部份是齊國舊檔案，一部份是漢初開獻書令時由齊地彙獻而來的。”《奴隸製時代》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則認為它是齊稷下學宮的“學報”。
《新書》亦稱《賈誼新書》、《賈子新書》、《賈誼》、《賈子》、《金門子》。共十卷。賈誼撰。
賈誼（前200—前168)，河南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善文章，為郡人稱譽。李斯弟子河南郡守吳公聞之，召置門下，甚幸愛。又曾從荀子弟子秦博士張蒼學《左氏春秋》。文帝時為博士，一年內超遷至太中大夫。在政治教育等方麵多有建言。文帝擬任以公卿之位，但遭周勃、灌嬰、張相如等大臣反對，後被疏遠，貶為長沙王太傅。四年後，被召回京城，任梁懷王（文帝少子）太傅；在此期間，曾多次上疏言時政，終未見用，後梁懷王不慎墜馬而亡，賈誼自傷沒有盡到太傅的職責，憂鬱而死，年僅三十三歲。所著《新書》、奏疏、賦等，今編人《賈誼集》。《史記》、《漢書》有傳。
《新書》是一部政論性著作，其中關涉教育的篇目主要有《過秦》、《傅職》、《保傅》、《容經》、《勸學》、《道德說》、《大政》、《修政語》、《胎教》等。
賈誼通過對秦統一中國的成功經驗和二世而亡的失敗教訓的總結，提出守天下與取天下應采用不同的策略，他說：“夫並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過秦論》)。他強調守天下必須推行仁義和德政，因此要重視教育。
賈誼發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認為“民者，萬世之本也”，“國以民為本，君以民為本，吏以民為本。”(《大政》）指出國家的存亡，關鍵在於能否得到民眾的支持，“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同上》)在此基礎上，賈誼進而強調以禮義治國和施行教化的作用。他說：“道德仁義。
不成；教訓正欲，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禮、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禮》）賈誼主張禮治，但並不排斥法製。認為禮與法各有作用，“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治安策》）但在賈誼看來，禮比法更重要，“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同上》），禮的作用是防患於未然，要斷絕民眾犯上作亂的思想根源則必須依靠教化，“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同上》)。
賈誼，從理論上發展了陸賈的教化思想，他把教化看作政治的根本，“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大政下》）
賈誼還強調“先王為天下設教”，認為德有道、德、性、神、明、命六理，內度成業為“六法”，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加之樂則為“六行”，從“六法”向“六行”轉化需經一個學習過程，並非自然而成，“人雖有六行，微細難，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本六法，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修成則得六行矣。”(《六術》）他認為仁義道德內在於人，但一般人難以自見，故先王編纂六經以教化之，“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在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辨議，為此辭者也。”
賈誼認識到人的品質才智各有等差，“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誌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誌矣。”(《修政語下》）但他不同意人的天賦有本質差異，認為“聖人”與“凡人”具有相同的本性，“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勸學》〉又指出人之所以會有善惡智愚之別是與環境對人的教育影響分不開的，猶如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連語》)。賈誼相信通過學習可以消除品質才智上的差異，他認為六經是人們道德修養和人格完善不可忽缺的學習內容。《書》是“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詩》是“誌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易》是“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是“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禮》“體德之理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樂》是《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歡然大樂矣。（《道德說》)。賈誼以德為主旨，各經與德的關係，對後來漢代“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文教政策的形成有重要影響。
《新書》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今存五十六篇，《問孝》、《禮容語上》二篇有目無文。
關於《新書》的作者問題，宋代以來有不同意見。陳振孫說：“今書首載《過秦》，未為《吊湘賦》，餘皆靈《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其《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也。”(《直齋書錄解題》）盧文弨說：“《新書》非賈生所自為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書賈誼新書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偽。”姚鼐說：“賈生書不傳久矣。妄人偽為者耳。”(《辨賈誼新書》）馮友蘭說：“現在的《賈誼新書》大半是從《漢書》割裂下來的，不一定是原來的五十八篇，但還是研究賈誼思想的主要材料。”
《列女傳》又名《古列女傳》。共七卷。劉向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