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關於科舉改革的奏折1895年5月，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中強調：“今地球既辟，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所以，“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之勢治天下。”要“開創”，就得“更新百度”；要與“列國並立”，就得“爭雄角智”。他認為，中國國勢阽危，根本原因在於“師夷長技”的目標定點上出現了巨大的失誤，康有為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隻有“興學”，方能“養才；“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教育落後，是中國衰弱的根本原因。所以，救亡之道應從教育人手，“變科舉，興學校”，勢在必行。
1898年6月，康有為在上光緒帝《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中力陳：“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於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於改科舉。”科舉製度“令諸生荒棄群經，惟讀《四書》；謝絕學問，惟事八股”，“不識不知，無才無用”，因此，“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
同年6—7月間，康有為呈遞《請開學校折》，建議“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製”，令全國各省府縣鄉，“廣開學校，以養人才”。在鄉立小學，兒童七歲人學，以文史、算學、輿地、物理、歌樂為主要學科，是為義務教育階段，學製八年，兒童“不入學者，罰其父母”；在縣設中學，兒童十四歲人學，分初等髙等兩科，每科學製二年，科目除與小學銜接外，另加外語和應用學科，初等科二年畢業後可升人專門學科，如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等；在省府設立專門高等學校與大學，大學分經學、哲學、律學、醫學四種；在京師則設立規模較大的京師大學。為解決教育經費困難，康有為再上奏折，建議把各省書院改為中學堂，把鄉邑學祠改為小學堂，書院祠廟的公產作為學堂公費，另由國家增籌教育經費，並“鼓勵紳民，捐創學堂”。課程設置應仿照泰西、美國、日本，“必使全國四萬萬之民，皆出於學，而後智開而才足”，“民智而國富以強”。
奏定中學堂章程光緒帝在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頒布了《奏定中學堂章程》，《奏定中學堂章程》在中等教育階段規定：“外國語為中學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課”，要求學生五年內聽說讀寫皆能“臨事；用”，“使之能讀西書”，“從事各種實業，雖遠適異域，不假翻譯”。這項規定，毫無疑義地承認了西方文明的科學價值與實用價值，對中國知識分子走出封閉狀態，解除數千年來文化優越感的束縛，“人人知國家、知世界”，直麵人類新文明，以健康的心態參與世界文明的承襲、傳播與創造，提供了製度化的精神鞭策。癸卯學製關於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幾乎已囊括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全部內容。
從《奏定大學堂章程》所頒定的政治科大學課程設置看，西方的整套法律體係、國家學說均被列入，這遠遠超出了一個封建專製政權的文化需要。在文學科大學中國史專業的課程設置中，除了世界史、世界地理與外語科外，還設有“西國科學史”，而現象的羅列和聯想，必然導致方法論與哲學觀念的轉變，這對彌補中國傳統思維在形式邏輯、因果關係愛因斯坦稱之為西方科學發展的兩大基礎。此類教育設計，或許是清朝統治者在“借鑒”日本及歐美各國高等教育課程設置時的某各懵懂的不自覺行為，但客觀地從國家教育法典意義看，癸卯學製適應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民主化進程對教育功能的基本要求，有助於中國社會由中世紀向近代化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