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們也就能簡單理解，所謂“保守派”為何要堅決反對王安石的“改革派”。改革派主張“獨存”，保守派主張“共存”。隻有主張“共存”的一派成為正統，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或者說才能實現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最大化。孔子曾經說“君子不黨”，那是因為知識分子還沒有形成掌握社會權力的大勢。到了宋朝，歐陽修為了支持範仲淹，寫了一篇《朋黨論》，明確提出君子應該結成“君子黨”，以對付“小人黨”。歐陽修的這種認識和態度應該看成是：宋朝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是孔子時代“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時代，而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時代，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時代，是範仲淹所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儒者報國，以言為先”的時代，是一個在利益集團爭相湧現的時候，知識分子需要確立一種國家根本方針的時代。由此，我在宋朝政治中就看到了哈貝馬斯關於公共知識分子“言論空間”、“公共輿論”的例證，並且，它不隻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研究，而是一大批宋朝知識分子的具體實踐。
宋朝“黨爭”的本質不是利益集團的討價還價，而類似於現代民主與獨裁的對抗。換句話說，宋朝“黨爭”之所以不能妥協，一方麵是因為超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不能妥協，另一方麵是超利益集團內部，民主與獨裁不能妥協。宋朝的民主與現代西方社會的代議製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利益集團的代議製，而是思想觀念的代議製，它是通過各種思想觀念間接體現利益的代議製。隻有在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理解現代人所謂“一黨製”與“多黨製”的區別。
當人們說儒家思想缺乏“絕對真理”的概念，事實上說對了。絕對真理是否存在，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在現實中，大量存在的隻有相對真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這種相對真理的典型。但是，儒家思想從來不阻礙人們探究“絕對真理”。這是中國古人真正的智慧。正是這種思想的代議製，使得宋朝的政治是一種公開的政治，而非歐洲曆史上長期存在的秘密政治。直到今天，利益集團政治雖然表麵上公開，事實上還有太多的秘密。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在宋朝並不像同時期的歐洲那樣是社會政治的奢侈品，而是一種常態。因此，用現代西方社會的黨派政治來解讀宋朝的“黨爭”，不能獲得正確的解讀。歐洲過了幾百年，直到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時期才開始出現宋朝時期的學術繁榮。而儒家思想長期遵循的思想代議製，西方直到今天還處於啟蒙狀態。更為遺憾的是，很多中國人在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下，對於自己的這一優異傳統，嚴重缺乏必要的客觀認識。
基層公務員的腐敗源頭
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王安石變法中還有一項重要的內容，叫做“免役法”。“免役法”也被稱為“募役法”。司馬光早先也主張對此進行改革，但是，在王安石的一係列變法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後，司馬光主政時期，相當一部分王安石變法時期的政策都被廢除，其中也包括“免役法”。對於司馬光的做法，大多數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都表示支持，但是，司馬光廢除“免役法”，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群體中也有不同的聲音。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人，例如章，更是竭力反對。當已經賦閑的王安石本人聽說司馬光廢除了“免役法”，也非常痛心。他認為，“免役法”是一項百年大計，其他變法內容被廢除，王安石都沒說什麼，唯獨“免役法”他覺得真的不該廢。那麼，“免役法”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政策？它對於當時以及後世又有怎樣的影響？
要說清這個問題，有必要對古代的“役”做一點基本了解。徭役是古代社會國民對國家盡義務的一種方式。到今天，我們依然能夠看到的，就是在一部分國家依然實行的“兵役”。現代社會除了“兵役”之外，一般沒有其他的徭役，有些國家，例如美國，連兵役也取消了，國民沒有當兵的義務，當兵主要是政府花錢，雇人當兵，而不是每個人對於國家必盡的義務。古代社會除了兵役外，還有其他徭役，例如修運河、建長城、修陵墓等，此種徭役一般稱為“力役”。比方說，每個國民每年要給國家服務一個月。現代社會一般都以貨幣稅收的方式，取代了“力役”。等於是說，國民用繳稅的方式免除了“力役”。政府需要這些公共建設項目時，用財政撥款的方式雇人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