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宋朝“重文輕武”，其實並不準確。中國古代以科舉為代表的重視“文才”，體現之一便是修建孔廟。孔廟又稱文廟，與之相對應的是，從唐代開始，中國也開始設“武廟”。唐代的武廟最初祭祀薑太公和張良，後來又增加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孫武、吳起、秦國的白起、漢朝的韓信、三國的諸葛亮、唐朝的李靖（“托塔天王”的原型）等中國曆史上十大軍事先哲，後來又增加了管仲、範蠡、郭子儀等，共祭祀曆史上64位傑出的軍事人才。宋朝初年的武廟基本繼承了唐朝的方式，主祭薑太公，秦叔寶以及投筆從戎的班超等72位中國曆史上的名將都在祭祀之列。南宋以後，中國曆史上另兩位戰神關羽和嶽飛的香火也旺盛起來。
中國曆史上，文官與武將的分野早就產生。唐宋時期，文廟、武廟並重，說明宋朝並沒有重文輕武，隻是擺正兩者的關係：不管對內對外，文在先，武在後，武力是最後的手段，這是當今國際政治的常態。就算最為窮兵黷武的美國，在動武之前，他們也總要或真或假地搞點先禮後兵的表演。
現代經常有人指出宋朝的“文官將兵”是宋朝軍事力量不振的原因，這樣的理解太過簡單化。當今美國總統就是一個文官，同時擔任三軍統帥。按照美國現今的製度，一旦總統因各種原因不能履行職權，在繼任的順序中，國防部長僅排在第六位，前五位都是文官。美國總統如果缺位，繼任的18個職務順序中，隻有三個是與軍事有關的職務。可見，在最高軍權上，“文官將兵”已經是當今社會的共識。如果把“文官將兵”看成是指揮權與帶兵權的分離，實際上，它正是軍隊法製的體現。軍隊駐紮在某地，訓練和管理由職業軍人負責，而軍隊的調動和行動任務不能由軍隊自行決定，必須聽從中央政府的命令，“文官將兵”是這一概念在製度上的明確。
募兵製度有它的合理性，但與義務兵相比，也有它的問題。義務兵從概念上說，軍隊很明確地屬於國家，而募兵製度則容易與雇傭軍混淆。當募兵的經費來源不清的時候，募兵也容易成為私人化、地方化的武裝力量。歐洲在羅馬帝國時代也曾經實行募兵製，由於缺乏像宋朝一樣軍隊管理權和指揮權的分離，羅馬帝國的軍隊最終成為忠於將領的私人軍隊。唐朝的府兵製脫胎於世兵製，從當兵有報酬這個角度說，也接近於募兵製。但這個報酬來自土地，很容易地方化，因而也是導致藩鎮割據的重要原因。
宋朝實行的募兵製與“文官將兵”等製度是曆史必然，那就是，要確保軍隊屬於國家，而不是屬於地方。當軍隊國家化，那麼，軍隊這一最重要的利器就掌握在超利益集團的手中，而不會成為利益集團的工具。在宋朝的政治理念中，隻有知識分子組成的社會管理階層才是真正符合超利益集團的要求，這也是宋朝明確“文官將兵”的重要原因。
唐宋武廟的祭祀對象也說明了中國古人對於“文官將兵”的態度。武廟主祭是薑太公，雖然曆史上也將其作為軍事家，但薑太公顯然不是武將，而屬於政治家、謀略家，儒、道、法、兵、縱橫諸家都視其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因此，武廟主祭薑太公所體現的並不是武將的拳腳功夫、兵器技藝，而是在多種文化素養下形成的綜合才能。武廟中列於薑太公次位的張良也不是武將，再其次的管仲、範蠡、諸葛亮等人都是有卓越軍事才能的文官。這也可以看出唐宋時期對於文官、武將概念的發展過程。在當時的情況下，薑太公、管仲、範蠡、張良、諸葛亮這些本屬於文官的人，都躋身於武將行列。但在以後，當“文官將兵”的概念真正形成後，他們都離開了武廟，文官、武將的關係由此確定。以人們熟知的曆史來說，諸葛亮和張飛曾經都在武廟之中，但“文官將兵”就是要求在軍隊國家化的大前提下，由諸葛亮指揮張飛，而不能由張飛自作主張。
提高軍隊的職業化程度，靠單純隻有武藝的武將是很難實現的。曆史上由文人指揮軍隊的成功範例不勝枚舉。例如，最著名的軍事家孫武就不是職業軍人，與孫武齊名的軍事家吳起還是儒家再傳弟子，春秋時期的軍事家伍子胥也出身於文人家庭，漢朝的班超是投筆從戎的典型。宋代的範仲淹同樣有傑出的軍事才能，南宋的虞允文、辛棄疾、文天祥都是文人將兵的典型，清朝的曾國藩、左宗棠也是文人將兵。身為文人的毛澤東比行伍出身的蔣介石更會打仗也是不爭的事實，而毛澤東最佩服的古人中，就有南宋的虞允文和清朝的曾國藩這樣文官將兵的典型。就連中國曆史上兩個著名的戰神關羽和嶽飛，也以愛讀書的形象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文人領兵普遍化的原因在於，隨著曆史的發展，戰爭已經脫離了武將直接比拚武藝的時代，集約化的軍隊作戰要求指揮官有更高的綜合素質，而非直接拿刀拿槍進行拚殺的力氣活。項羽軍事技能一流，但還是敗在軍事技能不如他、但有大量文人出謀劃策的劉邦手下。因此，項羽、張飛之類隻會打仗的猛將不能成為軍隊的領導核心。美國二戰期間，兩員最能打仗的猛將麥克阿瑟和巴頓，對於軍隊都沒有絕對的控製權，巴頓尤其明顯。麥克阿瑟試圖擺脫華盛頓文官的控製，結果以失敗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