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每一場戰爭都類似現代戰爭，主力和策應、進攻的梯次、前線作戰部隊和後方糧草供應等綜合因素，都像是現在作戰參謀部裏做出的決定，是一項事先進行周密計劃的軍事行動。與之相比，同時期的金人、蒙古人，以及發動了長達200年之久十字軍戰爭的歐洲人，戰爭都是臨時性決策，打到哪裏算哪裏。在這方麵，金人、蒙古人受宋朝軍事觀念的影響，戰爭的計劃性甚至超過了同時期的歐洲人。因此，重文輕武是曆史發展的潮流，是戰爭綜合化的必然，而不是導致宋朝軍事失敗的原因。
唐朝武廟中祭祀有秦國的白起，宋太祖趙匡胤曾經說，白起大殺已降的俘虜，“不武之甚，何受享於此”？因此，宋朝以後真正的武將都是像關羽、嶽飛那樣有忠義、有武藝、有膽略的人。這也是我們理解“文官將兵”的另一個層次，即，對於真正的武將來說，不能隻是有勇無謀的莽夫，而要求是智勇雙全的帥才。對於今天來說，“文官將兵”還應理解為軍隊指揮官文化素質的提高，而不能簡單理解為學點文史知識就能領兵打仗。趙匡胤要求宋朝的武臣讀書，也不能簡單理解為“偃武修文”。趙匡胤自己戎馬一生，最終能夠獲得成就，與他身為職業軍人、同時又比其他軍事將領更愛讀書是分不開的。
宋朝在延續唐朝祭祀武廟的同時，也與文官的科舉對應，延續了“武舉”製度。如果說科舉是選拔文官，那麼武舉就是選拔武官。選拔軍事人才，在中國曆史上的先秦時期就有，那時大多是舉薦、推薦。漢朝實行察舉，唐朝武則天時，正式設立了武舉製度。歐洲直到啟蒙運動時期，軍事人才依然以推薦、批準為主，其中原因之一是那時期的歐洲社會依然是等級製度，在這一製度下，軍事將領是貴族的天下，根本就沒有在平民中選拔軍事人才的概念，其狀況充其量類似於中國的先秦時期。
宋朝不僅延續了唐朝的武舉製度，還發展出了“武學”，也就是專業的軍事院校。宋朝的國家級軍事院校從宋仁宗時代開始創建，後來停了一段時間。到了宋神宗時代，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國家軍事院校又重新恢複。學生來源大都是平民，學製三年，由國家撥出專門經費創辦。金國也像宋朝一樣實行了武舉製度，雖然金人的文化基礎很差，軍事製度也類似於貴族軍事，很多軍官都不識字，但由於受到宋朝文化影響，金國軍隊的組織能力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由此才能長期威脅南宋。金朝還仿照宋朝設立了武廟，但在武廟裏增加了很多女真人的武將，移除了一些漢人武將。金朝第九位皇帝金哀宗曾經悲歎：“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
由於國家軍事學院的建立，宋朝的軍事理論研究也蔚為壯觀。宋朝將中國曆史上的各種兵家典籍加以係統整理，編成《武經總要》《武經七書》。此外，還針對武經瑰寶《孫子兵法》編輯了《十一家注孫子》。這些為《孫子兵法》作注釋的人物，既有像曹操那樣的曆史梟雄，也有像梅堯臣這樣典型的宋代知識分子。宋代科舉進士出身的許洞撰寫了長達20卷的軍事著作《虎鈐經》，“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他以“人謀”為核心，分別介紹戰爭指導原則、軍隊建設、作戰方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軍事理論。
如果說許洞撰寫《虎鈐經》純屬個人行為，那麼，同樣是科舉進士出身的曾公亮撰寫的《武經總要》則是宋代的官修兵書。《武經總要》長達40卷，內容涉及將帥選用、軍事訓練、營陣規劃、攻守方略等許多方麵。它既對中國曆代軍事理論做了總結，又對宋朝現實的軍事問題給予高度關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自從發明火藥以來，火藥主要就用於放煙火，其實不然。《武經總要》在武器裝備部分就記載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藥配方，這個火藥配方是用於製作火炮的。除此之外，宋朝還有很多其他官修兵書，如《將帥要略》《神武秘略》《備邊要覽》《經武聖略》等等。宋朝知識分子何去非、蘇洵、張預、陳亮、陳傅良等，都撰寫了具有現實意義的軍事著作，一些知識分子在通史類作品中也會專門講到軍事曆史，如歐陽修、錢子文、王應麟、章如愚、馬端臨等。前文說到，中國曆史上有多種兵役製度，但在宋朝以前，很少有人對各種兵役製度做專門研究。針對曆史上各種兵役製度的專項研究是從宋朝開始的，典型的代表著作就是南宋陳傅良的《曆代兵製》。兵役製度與政治權力有著密切的關係，宋朝之所以會對此有專項研究，是因為宋朝確立了超利益集團的政治理念。在這樣的政治理念下，兵役製度應該如何實行，如何體現這一理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在宋朝以前，由於超利益集團政治的理念並不清晰，或者說還沒有完全落到詳盡、合理的製度化層麵，因此，對於兵役製度往往隻出於現實的需要，缺乏理論研究。對於宋朝來說，軍隊國家化、國家政權超利益集團化等概念和製度的正式確立，必須同時確立與之相應的兵役製度，這也是宋朝對這一領域高度重視的重要原因。從軍事理論的研究成果說，宋朝的發展是劃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