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文職化是軍隊與警察分離後，超利益政治處理社會內部矛盾溫和化的體現。警察文職化是從宋朝開始的，但形成完整的製度還經曆了較長的時間，尤其當中國曆史在宋朝之後又出現利益集團政治的嚴重回潮後，警察的文職化在宋朝以後非但沒有得到推進，反而出現了退步。當宋朝的軍隊已經與警察分離，對內功能交給文職化警察，軍隊的主要功能就是對外。
關於中國的軍隊，世代流傳著一句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個觀念是如何產生的？秦朝末年，麵對風起雲湧的民眾反抗，秦王朝使出了最後的殺手鐧，將幾十萬刑徒和奴婢的後代充為軍人。在章邯的率領下，這些軍人為秦王朝做最後一搏，居然打敗了陳勝吳廣，但最終敗給了項羽。中國曆史上大規模地以犯人充軍由此開始。秦朝的這一做法是有原因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中國經曆了幾百年的春秋戰國時代，大大小小戰爭不斷。尤其到戰國時期，戰爭規模急劇擴大，戰爭死亡人數也創下當時的曆史紀錄，這是義務征兵製下平民戰爭的必然。因此，秦朝實現統一後，民眾普遍產生厭戰情緒。秦朝雖然是靠戰爭建立起來的，但是統一之後，秦國也意識到好戰並不是一件好事，於是便收繳天下的兵器，以示罷兵息戰。
“曆史的終結”這一概念在上個世紀90年代傳為一時，但它並不是美國人福山首先提出的。約200年前，黑格爾就提出過這個概念。1815年拿破侖戰敗後，黑格爾曾經說它標誌著“曆史的終結”，黑格爾的意思是說，拿破侖所代表的歐洲民族主義已經結束了。此後較長一段時間裏，黑格爾的論斷看來似乎是對的。但是100年之後，歐洲民族主義再次高漲，兩次世界大戰說明黑格爾的論斷錯了。比黑格爾更早提出“曆史終結”的同樣是個德國人，他就是康德。康德於1795年出版的《論永久和平》中，將“曆史的終結”具體化為“永久和平”。對於中國人來說，秦始皇時代大一統的實現，似乎就是“曆史的終結”。中國古代社會的確有較為強烈的“曆史終結”的情結。康德以“永久和平”來表達的“曆史終結”，其體現的就是世界公民、世界政府。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中國人差不多就是以此自居。中國的政府差不多就是所知世界裏的“世界政府”，中國百姓也是這個可知世界的“世界公民”。中國人的確愛好和平，中國文化實實在在地倡導和平。那麼，如果“永久和平”真的能夠實現，還要軍隊何用？
“永久和平”的另一個理解是，追求利益依然存在，但不再用武力的手段。這是一種進步，是人類和諧、天下一家的體現，恰如當今世界，渴望和平是主流。退而求其次，在“永久和平”未能真正實現的時候，中國的國力超出周邊地區很多，戰爭的確會發生。但是，在實力懸殊的基礎上，中國似乎並不需要第一流的精英人才投入到戰爭中，隨便找點人就能對付，甚至花錢雇人也行。這就是從秦朝以後中國人對於軍隊的基本態度。廣泛、持久的和平意願，以及實力對比的懸殊，使得中國重視軍隊但不重視軍人。漢朝兩位功勳卓著的將領衛青、霍去病，他們的母親都是奴婢，這仿佛是一個暗示：對付周邊那些落後民族的挑戰，隨便找幾個中國奴婢的後代就足夠了。大將軍尚且如此，普通士兵豈不更是如此？
中國文化經常要麵對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打仗？秦朝實現大一統後，從文化和政治的根本上說，不需要打仗，沒有需要打仗的理由，除非內部造反。造反的人有需要打仗的理由，那是因為在暴政下受苦太多。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如果能消除暴政呢？造反也沒了必要，何必還要打仗？項羽、劉邦打仗有動力，一個是貴族，一個是平民，都對最高權力有極大野心。如果將這種野心也消除了呢？比方說，一方麵，最高權力做得不錯，能夠得到百姓的肯定，另一方麵，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通人都有暢通的渠道，通過合法競爭走向權力管理層，那麼，連項羽、劉邦都不會出現。宋朝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恰恰最接近於這種理想。由此，在中國文化理想化的構建中，除了外部侵略，的確沒有戰爭的充分理由。
秦始皇大修長城，是對外戰爭的一種表態：中國不想對外掠奪，不想對外主動挑起戰爭，隻想劃地而治。長城同樣有可以進出的城門，它仿佛在說：交流可以通過其他非武力的方式進行，雙方的軍事力量到此為止，各管各的事。如果是外部主動挑起戰爭呢？就像前麵說的，雙方實力相差懸殊，隨便找點人當兵，借助長城就能對付。那麼，找什麼人來打仗呢？良民百姓本來就不願意打仗，如果戰爭不能獲得好處，良民也找不到要投入戰爭的理由。於是，找犯人之類的非良民來打仗，差不多就是一舉兩得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