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打仗的確可以有動力，如果有戰功，可以抵消刑罰。衛青、霍去病這樣的“賤民”出身，如果有戰功，也可以加官進爵。宋朝延續了中國自大一統社會建立後對戰爭的鄙視，對於軍人的地位始終沒有給予提高，但是，宋朝確實麵臨實實在在的戰爭局麵。所以，在繼續使用社會地位低下者當兵的前提下，宋朝還給他們找了另一個打仗的理由，那就是錢。所謂募兵製就是當兵有報酬，而不是義務征兵。對於罪犯、地痞無賴之類的人，給他們錢，讓他們去當兵，既能解決一部分社會問題，又能同時應付外部戰爭，這是宋朝最初的考慮。
宋朝當兵的人中還有一部分來源比較特別，就是饑荒之年的災民。災民的生活如果安置不好，就會引起社會動蕩。當災民或流民出現，北宋政府有時便將他們招為士兵，等於部分解決了社會內部的矛盾。這一現象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前文在說常平倉的時候說過，常平倉製度的建立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便是饑荒之年的災民和流民。將災民招為士兵，等於放棄了以往常平倉製度的做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改變？常平倉製度是基於社會穩定和民眾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設計，它的本意不是以盈利為目的。但是，王安石變法時，常平倉成為小額貸款的本金，換句話說，要讓小額貸款能夠持續，本金就不能輕易被挪用。所以，當本來應該不計盈利的常平倉變成非要盈利不可的政府行為時，它救濟災民的功能就失去了。於是，原先常平倉無償救濟的功能，不得不變換一種方式，將災民招為士兵。
司馬光曾經反對招募饑民當兵，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宋朝對於饑民奉行的“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就是一種“近憂”，斤斤計較於“近憂”，就等於失去了“遠慮”。這一做法雖不是王安石所創，但確實因王安石變法而加劇了。這種做法似乎把當兵變成了解決就業的國家福利，卻沒有體現出士兵是一種最為特殊的職業。當知識分子管理的政權在其他方麵都要求體現“大公無私”、“天下為公”的時候，對於士兵和軍隊，卻用最原始的物質刺激讓他們投身戰場。而且，宋朝所能給予士兵的物質刺激也隻能完全來自本國政府，而不能像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士兵那樣，可以靠劫掠對方百姓來發財。於是，與西夏、遼國、金國、蒙古相比，宋朝在大多數時間裏，軍隊的士氣都不如對方。再加上北方民族的騎兵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的優越性，宋朝的軍事便往往在關鍵的時候不能獲得決定性的勝利。
宋朝以前，中國周邊地區與中國在各方麵的差距很大，使用朝貢、和親等手段，也能相當程度上化解與周邊地區的矛盾。然而，宋朝麵對的周邊世界已經與漢唐所麵對的世界有了很大的不同。比方說，和親在宋朝以後越來越少，即便有，和親的地區也越來越偏遠。臨近中國的地區，在部分接受了中國文化之後，早已不是靠和親就能安撫的，而是具有了更大的入主中原、問鼎天下的野心。當宋朝的西北通道被切斷，馬匹作為最重要的戰略物質出現緊缺的時候，宋朝與周邊地區相比，在軍事技術上已經沒有優勢，火炮技術也被他人很快掌握。因此，當宋朝用受社會歧視的人當兵投入戰場時，它在士氣上就先輸了一著。
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對外戰爭的合理性、必要性，隻在於戰爭的正義性。然而，正義性對於民眾來說，是一個模糊而遙遠的大道理，對於基層的士兵是一個不容易被接受的抽象概念，遠不如金國、蒙古的士兵可以劫掠發財更容易被人們接受。歐洲同時期的軍人的戰爭動力同樣建立在發財的基礎上，十字軍東征就是一個典型。我們說宋朝是繼春秋戰國以後中國曆史上愛國主義最為高漲的朝代，實際上，宋朝愛國主義精神的高漲更主要出現在南宋。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對北宋軍隊士氣渙散的一個挽救。當人們要求回答“為什麼要打仗”時，北宋是為了軍餉、為了混口飯吃，而南宋更多的則是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尤其當南宋的民眾看到女真金人野蠻的搶劫和屠殺之後，愛國主義的出現等於是告訴每一個百姓最簡單的道理：
打仗就是為了自己的家園、自己的親人，也為了自己。如果不打仗，家園會被侵占，親人會被殺害，自己也會被奴役，這就是每一個士兵最簡單直接的打仗理由。
然而，曆史留給南宋的時間太短，再加上一些具體的原因，南宋時期高昂的愛國主義熱情並沒能挽救南宋。嶽飛被殺是對愛國主義熱情的一個重大打擊。嶽飛的部隊是中國曆史上符合現代國家正規軍概念的第一支部隊，同時也是愛國主義激情洋溢的部隊。著名將領楊再興就是一個典型。楊再興原本隻是一個流寇，但是，成為嶽飛的戰俘後，楊再興找到了奮勇抗敵的充分理由，為此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這種精神的升華，隻有在愛國主義的鼓舞下才能實現。然而，嶽飛被殺，使得從將領到士兵，乃至於平民百姓的愛國主義受到了嚴重的挫傷。愛國主義能夠實現它的合理性，關鍵在於“家國一體”，也就是說，個人、家庭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這也帶來超利益政治對外政策的一個基本點：本國民眾的安全也是最大的利益之一，“家國一體”的愛國主義，超利益政治能夠被民眾接受、認可的另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必須保護本國民眾，使其不受外來侵略的威脅。關鍵問題還在軍隊。要保護民眾不受野蠻侵略，必須有足夠強大的武力。化解國內矛盾最後的手段也是武力，隻要這一武力掌握在超利益集團手中，就不至於導致濫用。但是，化解國內矛盾的武力手段不需要太強大，除非徹底失去人心。而且如果真的失去了人心，用再強大的武力來對付國內也沒用。處理國內矛盾的武力手段很簡單，例如用警棍、高壓水龍、催淚彈就可以管用，但這種狀態無論如何不能適用於處理外部矛盾。宋朝實際上是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或者說，它在這個問題上還處於探索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