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延續此前1000多年大一統社會的習慣，沒有把軍人的地位放到合適的高度，“士農工商”的排序中甚至沒有士兵，仿佛士兵是一個國家可有可無的存在，隨便找點人，國家給點好處人們就去打仗。當國與國之間處於爭奪較量時，一個國家政權的處境與在國內並不同。首先，對於國境線之外的社會，中國政府無法實現教化。曆史上，由於中國的文明比周邊地區先進很多，使得周邊地區都有主動接受中國文化的傾向，但它畢竟是緩慢的、間接的。
其次，在國內來說，超利益政治是唯一可以合法掌握武力的角色，武力水平差一點，後果不會太嚴重，隻要沒有失去人心，政權不至於受到太大的威脅。而在國際範圍內，超利益政治即使想扮演“超越國家利益”的世界政府，也必須麵臨一個嚴峻的現實：當必須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時候，能夠掌握武力的並非隻有自己一方，這一點與國內政治完全不同。因此，如何在多方掌握武力的國際環境中保持軍事不敗，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武器技術是一方麵，比較而言，宋朝的武器技術除了馬匹這一項之外，在其他方麵並不差。現代戰爭中的常規武器、槍炮，就起源於宋朝。而另一方麵就是軍隊的士氣。在這個問題上，宋朝的確有很大的問題。
刺字隻能帶來屈辱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募兵製使得軍隊職業化程度提高，同時延長了軍人服役的時間。當今世界，實行募兵製的美國軍人平均服役時間最長，其他實行義務征兵製的國家，軍人服役時間越來越短，這也是政府減輕民眾負擔的一個體現。從本意上說，宋朝的募兵製也是如此。然而，由於指導思想的局限，宋朝的募兵製有一個與現代社會截然不同的結果，軍人的服役時間是終身製。隻要當了兵，就永遠是兵，它會帶來一係列的問題，例如軍人的家屬、軍人的養老等，客觀上還會造成軍費過大。軍費是宋朝一個沉重的負擔，北宋時，曾經主管財政的書法家蔡襄指出：“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國何得不窮？”南宋陳傅良說：國家財政“耗於兵者常什八”，兩相映照，也就是說，宋朝的國家財政約80%用於軍隊的費用。我覺得這有點誇張，或者說由於計算方式不同，才會得出這樣的結果。例如，前文提過，北宋首都開封的費用中，軍隊費用約占一半。但不管怎麼算，宋朝用於軍隊的開支的確是巨大的，超過一半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論。以至於南宋學者葉適說：“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所以我們也就能夠理解，以王安石為代表的宋朝知識分子，大都主張恢複古代的征兵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募兵製費用太高，征兵製成本便宜。
金朝的社會管理結構是所謂謀克、猛安製，這種社會結果與軍隊結構幾乎完全對應。猛安就是千戶長，謀克就是百戶長，平時是社會管理機構，戰時就成為軍隊編製。他們沒有軍俸，打仗時自備衣甲、鞍馬、弓箭、刀槍、糧食。後來有點改變，隻有打仗時發軍俸，平時還是沒有。由於北方馬匹較多，成本又便宜，打仗時，每個士兵都是一人兩匹馬，在快速突擊或長途奔襲的時候可以換著用，後來的蒙古人也一樣。金國、蒙古的這種方式，在軍費開支上，政府的負擔的確較輕，它幾乎把每個百姓，尤其是男性都變成了軍人，也就是說，社會結構整體上就是軍隊結構。
這種狀態，宋朝從理念上就很難接受。軍隊的等級化管理與等級社會可以對應，但對於宋朝這樣的平民社會，兩者無法接軌。從正常的平民社會角度看，軍國主義是不合理的，它是一種落後的社會形態，現代社會對此也普遍不予認可。如果人們認可“曆史的終結”就是“永久和平”，軍國主義的方式就一定不是最終的選擇。那麼，當別人采用軍國主義的時候，或者說遭到軍國主義的威脅時，應該怎麼辦？我認為，宋朝在不斷摸索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曆史遺留的習慣做法顯然對於應對這一現實不是非常有效，雖然兩宋延續了300多年，但是，在關鍵戰役上的失敗，還是留給我們很多遺憾。拋開各時期的小朝廷，宋朝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為數極少的敗於外部，而非敗於內部的大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