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養兵百萬以上，但真正有作戰能力的士兵並不多，因為，士兵終身製會造成一大批老弱病殘。為何宋朝會有士兵終身製，不能裁汰老弱病殘，實現精兵呢？自從秦朝將犯人充軍後，中國便有一個傾向，就是不好的人去當兵，當兵似乎是讓罪犯、地痞、無賴、流浪漢等社會上的“問題群體”將功補過的行為，軍隊成為全社會“非良民”的收容所。它隱含了一種不太說得出口的邏輯：打仗反正要死人，不如讓“壞人”去死；沒打死，立了功，算他們對社會贖了罪。由此，軍人毫無榮譽感，當兵就是恥辱的象征。“兵匪一家”在後來的曆史上還有其他原因，但不能不說，春秋戰國的長期混戰以後，民眾普遍厭戰，中國文化對戰爭和武力的排斥，使得秦朝末年不得不用犯人充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源頭。
20世紀80年代，中國曾經播放過一部美國電視連續劇《加裏森敢死隊》，表現的也是同樣的理念，即讓有特殊才能的重刑犯充軍，如果立功，可以將功贖罪。本書在講述宋朝法治時，曾經提到宋朝名義上有關押犯人的自由刑，實際上並不執行，要麼以杖刑替代，要麼以勞役替代。它的理念也很簡單：犯人對社會犯了罪，政府把他關押起來還要花錢，對於社會成本是一個無謂的消耗，不如不關押，讓他們用勞動來抵罪。現代西方社會也有勞改營、集中營等，但本質上還不太一樣。宋朝以勞役替代關押犯人的自由刑，有一部分就是充軍。
犯人充軍在宋朝軍隊中隻占一小部分，但是，它體現了宋朝對於軍隊作用的理念。退一步說，就算以犯人充軍，如果立功能夠抵罪，能夠回歸正常社會，對於某些犯人來說，打仗的動力也會挺大。然而，宋朝的另一項政策使得所有的士兵幾乎都難以回歸正常社會，隻要成了士兵，似乎便永遠是社會上被打入另冊的“問題人物”、“問題群體”。除了當兵終身製外，另一個重要的政策便是刺字。
刺字可以看做是古代烙刑、黥刑的變種。烙刑或黥刑在世界各地很早就出現，中國曆史上對此有不少記載。刺字即在罪犯臉上或身體上烙上不同的字母，這些字母代表他們犯罪的性質，如“R”表示搶劫，“S”表示奴隸，“SL”表示煽動誹謗，“V”表示流浪漢等等，在當時的英國，流浪也是犯罪。18世紀末，英國取消了烙刑。1850年，美國作家霍桑發表了小說《紅字》，其中犯有通奸罪的女犯胸前佩戴的紅色“A”字就是烙刑的變種延續，隻不過它已不是烙在身體上，而是佩戴。二次大戰時，希特勒命令所有猶太人都要在胸前佩戴“大衛星”，本質上其實也是刺字的一種：即以一種顯眼的符號，讓某一類人與正常社會區分開，以強化正常社會對他們的歧視。但是，烙刑或黥刑原先隻是一種刑罰，它所區別的是犯人。唐朝末年發生的一件事徹底改變了黥刑的使用方法，從而對宋朝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唐朝末年發生了黃巢起義，黃巢到達今天的河南商丘時，一個名叫朱溫的人加入了黃巢的部隊，朱溫屢立戰功，成為黃巢“大齊”政權的重要功臣。
後來，唐朝奮起餘威，組織軍隊攻打黃巢時，朱溫又叛變了，投靠了唐朝，被唐朝皇帝賜名“朱全忠”。隻可惜，唐朝也氣息奄奄，不能再有更大作為，唐朝最後就滅在“朱全忠”的手裏。907年，朱溫殺掉了唐昭宗和他的兒子，廢李代唐稱帝，國號大梁，史稱後梁。朱溫也就成為後梁太祖，由此開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五代”時期。朱溫好色，其好色與一般人找很多女人不同，朱溫喜歡將兒媳婦和大臣的妻女據為己有。他的幾個兒子還利用自己老婆被朱溫“寵幸”的機會，向朱溫大吹枕邊風，爭取立自己為太子。由此一點就可以看出，朱溫隻是一個能打會殺的軍閥，沒有多少真正的治國才幹。除了好色外，朱溫的殘暴也是有名的，他經常濫殺無辜。我認為，朱溫“屢立戰功”與他手下軍隊的殘暴也有關。例如，朱溫規定，在戰場作戰時，如果將領級軍官戰死，其手下直屬的官兵都必須戰死，如有生還也要被殺掉。這是一個很恐怖的規定。本來勝敗乃兵家常事，但朱溫的這條規定使得所有的士兵都陷於恐怖。有時候，即便打了勝仗，但由於軍官戰死，下級官兵也難逃一死。於是，朱溫的這項規定造成的結果是，隻要軍官戰死，下級官兵常常無心再戰，逃亡大量發生。為了防止士兵逃亡，朱溫首創在士兵臉上刺字，目的是即便士兵逃亡了，臉上的刺字也一目了然，很容易就被抓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