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逃亡是宋朝的一個大問題，即便王安石這樣的人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因為，對士兵歧視這一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辦法都難以見效。逃亡的士兵一般都是主力，老弱病殘反而安於在軍隊吃餉。逃亡的士兵還會帶走武器、衣甲等軍用物資，軍方還要重新招募填補，一進一出，財物損失也相當大。
於是，宋真宗時期規定了逃亡士兵“自首”的法律，也就是說，士兵逃亡未見得都要被殺，隻要自首，還可以回原部隊。但是，“自首”也帶來很大的問題，“自首”有期限，多長時間內逃亡士兵“自首”可以既往不咎？宋朝在不同時期，對於不同兵種、不同狀態、不同地點的逃亡自首期限很不一樣，最短的一天，最長的在宋欽宗時，可以無限期，一般期限都在二三個月，也有一年、三年的。它造成的結果也很尷尬，士兵隻要知道了自首期限，逃了，出去快活一陣，到了期限再回部隊。於是，宋朝又規定，三次逃亡為極限，嚴懲不貸。這像是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由於歧視士兵，士兵也沒有自覺性，大都是社會上沒有前途的“問題人物”，類似傳統意義上的“小人”。關於士兵逃亡的各項法令就是沒有理想、沒有道德基礎上的嚴格法治。然而，單純的法治即便法令再周全、法網再嚴密，“小人”總能找到鑽空子的地方。宋朝某個時期還規定，士兵自首還有賞，這種規定更是病急亂投醫，完全屬於自相矛盾。對於一個士兵來說，為了領賞，就必須先逃亡，政府的這項規定豈不是在鼓勵士兵逃亡？
對於士兵如此，對於將官也如此。王安石變法時期出台了對於將官的處罰規定，也就是說，如果某將官手下的士兵逃亡太多，將官也要受罰。這又是單純用法律堵漏洞的做法，效果未必好。比方說法律規定，士兵逃亡超過20%，將官要受降級處分，當然，戰場上戰死的不算。在戰場上，稍遇強敵便一觸即潰，另一方麵也給將領帶來問題。宋朝的中下級將領基本上也都是行伍出身，本質上與士兵差別不大，他們也沒有很好的辦法來阻止士兵逃亡。好不容易升到了某個軍階，因士兵逃亡這種非自己能控製的原因而降職，對於將領個人來說等於前功盡棄。因此，有些將領的做法便很正常，即，對於士兵逃亡隱瞞不報，由此還可以吃空餉。上級檢查的時候，拉一點老百姓或其他人臨時充數。或者從其他部隊招納逃亡士兵，等於是自己的軍隊互相挖牆腳。
宋朝對士兵逃亡法令最嚴密的是宋神宗時期和宋徽宗時期，宋神宗時期對西夏用兵，宋徽宗時期對契丹用兵。可見，一到真正打起仗來，士兵逃亡就大量發生。宋徽宗還接受了一個將領的建議，為了防止將領互相招納逃兵，竟然允許士兵“改刺”。也就是說，士兵可以自己選擇到哪個部隊。雖然這個製度施行的時間不長，但的確造成了軍隊的混亂，後來規定不得不停止。其中原因也很簡單，宋朝軍隊各個兵種的待遇不同，麵對戰爭的處境、作用也不相同。這個規定必然造成士兵都往待遇高、少打仗的部隊跑，而本質上，不管到哪個部隊，這些士兵都是不想打仗。因此，“為什麼而打仗”的根本問題不解決，宋朝縱有千條法令、萬般製度，士兵也沒有士氣。用法令、規定逼迫士兵上戰場，也不能控製戰場的局勢。打得順手還好說，一旦不順手，立即潰敗。於是，到了北宋最後一個皇帝宋欽宗時期，麵對嚴峻的戰場局勢，不得不規定對逃亡士兵無限期自首，等於是大赦所有逃亡士兵，希望他們能回來打仗，但依然是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西夏的戰爭動機就是財富，希望與中原開展貿易，因此，為了緩和戰爭的壓力，北宋政府也允許在邊境地區開展邊貿。由於邊境的特殊局勢，有些邊貿由邊防軍負責，這隻是依據形勢的權宜之計，而不是允許軍隊可以做生意。但是，到了南宋便不同。南宋初期，整個社會製度已經混亂，中央政府的集中調度能力大為下降，戰爭又迫在眉睫。“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中央政府對軍需、後勤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隻能交給軍事將領自行解決。於是，南宋初年，軍事將領的權限擴大，某種程度上說，南宋初年的軍事將領有點回到了唐朝末年藩鎮割據的狀態，軍事將領在自己的管轄地，軍政、民政一把抓，相當一部分的軍餉、軍費靠自籌。例如，嶽飛的部隊以湖北襄樊為根基，嶽家軍也從事做買賣。南宋時期所謂嶽家軍、張家軍、韓家軍、楊家軍、吳家軍等稱謂，其實都反映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