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方來說，戰爭不是為了和平，而是為了發財，這也可能是他們覺得講道理講不過中國人的原因。對此，我們不該埋怨那些熱衷於講道理的中國人，而隻應該時刻提醒：必須保證我們最後的武力手段是有效的，讓對方占不到便宜。最終還是要讓他們回到講道理的桌子上，隻有以血的教訓，才能提升他們的文明水平。換句話說，對於把戰爭當成發財手段的野蠻，我們必須有文武兼備的兩手，兩手都要硬。
嶽飛重視軍民關係在宋朝還有一個曆史原因，基於這個原因的軍民關係改善，對於後世也造成極大影響。宋朝的士兵並非都是“問題人物”，有相當一部分是“良家子”從軍，例如嶽飛本人。但是，在軍人與犯人同樣刺字的待遇中，即便“良家子”從軍，其他人也分不出來，因此，隻要是軍人，就會被看做異類。而且社會上對軍人歧視的觀念沒有改變，縱然“良家子”豪情萬丈地從軍，也會受到精神打擊，容易自暴自棄。像狄青那樣試圖用自己的成功鼓舞士兵的效果未必明顯。因為，士兵被社會歧視，光是士兵自己有理想，終歸隻是一條腿走路。因此，嶽飛極為重視改善軍民關係，也是增強軍人榮譽感、責任感，提高軍隊士氣的重要手段。他讓所有的老百姓看到一個全新的軍隊，一個時時刻刻注意愛護百姓、保護百姓利益的軍隊。試想，對於一個士兵來說，曾經被人看不起，現在老百姓卻主動願意把東西便宜賣給他，沒有其他理由，隻因為他是嶽家軍的一員，這種感受的對比會有多麼強烈。
我們無法判斷嶽飛重視軍民關係，以改變軍人在百姓中“兵匪一家”的形象，有多大程度是出於他自己“良家子”主動從軍卻被人看不起的鬱悶，但無可否認，這一改變對於他個人乃至整個軍隊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史書記載，嶽家軍每到一處都會受到百姓的歡迎。當士兵們走在百姓熱情歡呼、簞食壺漿的夾道中，這種榮譽感對於宋朝的士兵來說是極其珍貴的。它對鼓舞士氣有多大的影響，難以估量。
軍人都會有刺字。嶽飛背上也有刺字，但不是按軍隊規定要求的刺字。這個現象說明什麼？宋朝軍人身體上在規定之外自由刺字的現象並非始於嶽飛。北宋初年，與楊家將齊名的武將呼延讚就有此類情形。呼延讚全身都刺滿“赤心殺契丹”五個字，他還要求家裏的妻妾也在臉上刺字。因為女人對美的標準與男人不一樣，後來，呼延讚家裏的女人隻在手臂上刺字。呼延讚的兒子則在耳朵後麵刺字，內容是“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我們可以想象，就算呼延讚一家全部當兵，當時也沒有人要求呼延讚一家要有這種額外附加的刺字。北宋時期，我們更多見到的是，逃兵有消除自己刺字的現象，像狄青這樣的高級將領也被要求合法地消除刺字。所以，在北宋，總體上說，刺字始終是恥辱的象征，像呼延讚這樣以誇張的方式，把恥辱變成光榮的事情不多。而到了南宋，這一情況發生了改變。原因之一是，南宋進入軍隊的士兵成分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北宋時期，當兵的人有相當多一部分是出於無奈，尤其是不少社會上的“問題人物”都成了士兵。南宋初年，北方很多百姓失去了家園，或者親人遭到屠殺，自願當兵的現象越來越多。這也使得人們不得不對軍隊的性質重新認識。自願當兵在士氣上往往比被迫當兵要高，這在北宋就有體現。範仲淹在陝西時，曾經招募大量本地普通平民當兵，為了減少這些人當兵的恥辱感，範仲淹改變了士兵刺字的方法，由原來的臉上刺字改為手背刺字。這個做法較好地保證了士兵的士氣，因為與禁軍麵上刺字相比，手背刺字是一個明顯的區分，當這些人日後脫離軍籍，也不會被人看不起。範仲淹的做法使得北宋時期的西北軍始終是一支勁旅，誕生了像狄青、種世衡這樣的著名將領。種氏一家將才輩出，被譽為“種家將”。宦官童貫能夠建立一係列戰功，靠的也是這支西北軍。靖康之難時，大批精銳西北軍尚在，隻是受西夏鉗製，路途遙遠，或者礙於原先受童貫指揮的心結，在童貫被殺後，這支部隊未能及時救援京師開封，也讓人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