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以貪財著稱，而嶽飛一生簡樸清廉。這樣區分張俊和嶽飛，並不是因為張俊參與陷害嶽飛，最終與秦檜夫婦、萬俟一起長跪於嶽飛墓前，也不是出於對張俊陷害忠良的怨恨而故意貶低他。“花腿軍”的名號在當時就有。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花腿軍”的稱號，在當時人們的眼裏也是因為張俊的部隊打仗越來越不行，撈錢卻越來越行，因而張家軍、花腿軍含有“花拳繡腿”的意思。換句話說，後來出現“花拳繡腿”這個詞，與張俊的張家軍、花腿軍是有關的。從曆史的演變看，張俊的“花腿軍”更像是現代黑社會流行的刺青，可以嚇唬老百姓，真要讓這些人打仗，實難堪大任。降低士兵刺字所帶來的恥辱感，在宋朝的另一個表現是，南宋時期已經開始招募無須刺字的士兵，稱之為效用。遺憾的是，南宋並沒有廢除士兵刺字的做法，積重難返也是一個原因。由此，我們看到了士兵刺字在宋朝300年曆史上一個簡單的演變過程。
士兵刺字的規定在元朝忽必烈時期廢除。蒙古人實行全民皆兵，因此根本就無須對士兵刺字。入主中原後，元朝較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對於士兵刺字就有一個選擇。元朝把民眾分為四等，蒙古人為最高一等，南方漢人為最低一等。雖然忽必烈也招納了一批漢人當兵，但對於蒙古人，依然實行17歲以上都要當兵的義務征兵製，因此，士兵刺字所體現的歧視士兵的做法，在元朝那裏就沒法貫徹，廢除也就成為必然。但是刑罰上的刺字，或者叫黥刑，並沒有廢除。黥刑一直到清朝才廢除。士兵刺字在太平天國時期有一個反複，太平軍開始大都是農民自願參軍，但後來自願加入太平軍的農民越來越少，太平軍不得不強抓很多百姓去當兵。為了防止這些士兵逃跑，便在他們的額頭上刺字。
總體上說，宋朝實行的士兵刺字是一個糟糕的做法，它嚴重影響了軍隊的士氣，但它也給後世的軍隊留下一個遺產，即部隊明確的番號製度。隻不過，現在部隊的番號已經不用刺字這種手段了。
真正的正義之師
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斷弦有誰聽？
宋朝的軍隊在北宋時期失利較多，到嶽飛時期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還說明了另一個深層的道理。中國曆史上長期存在儒法關係問題，王安石父子雖然在宋朝也曾經被列入孔廟，但在宋朝就有人指出，王安石的思想實際上是法家思想。新中國成立後，王安石也被認為是法家人物，從而進入了所謂“儒法鬥爭”的行列。法家理論簡單說就是認為人性惡，需要用嚴格的法製來約束管理。當今世界，這種論調和實踐依然很強大，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製度。這種理論並不全錯，秦始皇能夠統一中國，靠的就是法家理論。然而，中國的曆史實踐表明，建立在人性惡基礎上的單純法製也有問題。秦始皇希望自己的皇帝位子能夠千秋萬代地傳下去，結果二世而亡，已經說明單純的法製並不徹底有效。
從儒法關係角度說，北宋時期對待軍隊的態度以及做法，基本上都是法家理論，即認為當兵的都是“壞人”，要靠法製來約束他們。北宋針對軍隊和士兵的法律規定不可謂不嚴，不可謂不多，然而，效果並不理想。宋朝以儒家思想治國，但在軍隊問題上，卻較多采取法家的方式。我認為，這是“天下為公”觀念更多隻是要求社會上層的結果，對於社會基層，宋朝並沒有要求人人學雷鋒，而是認可每個人的自私。嶽飛被後人稱為“儒將”，實際上就是在軍隊和士兵問題上，終於有效地將儒法思想結合起來。儒法關係在嶽飛那裏體現為，儒家思想為主導，法家手段同樣需要，但要以儒家思想為指導。
從南宋開始，諸葛亮被視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與嶽飛一樣，都是嚴明軍紀的典型。而“嚴明軍紀”、賞罰分明，就是法家的方式。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嶽飛“可以義責，不可以利趨”的個人原則，都是儒家精神。但嶽飛並不把這個原則完全用於士兵，而是對士兵“義利”並重。嶽飛背上刺字“盡忠報國”，就是向士兵和軍隊展示的“義”的形象。有人爭議嶽飛的刺字究竟是“精忠報國”還是“盡忠報國”，我認可“盡忠報國”，這個結論從考證上也比較充分些。兩者是有差別的。“精忠”要求純粹，要求百分百，而“盡忠”要求有一點就“盡”一點，不要求一個人隻有變得純粹以後才能報國。
中國古人做事講求天時、地利、人和，法家的方式在對宋朝軍隊管理上缺乏的恰恰就是“人和”。嶽飛以儒家思想置於軍隊法製之上，就彌補了“人和”這一缺陷。不管是對國內軍民關係的改善，還是對國外俘虜的善待，其目的都是“人和”。毛澤東說“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是“人和”思想的現代再現。所謂“仁者無敵”並不能簡單理解為隻靠“仁”，就能戰勝野蠻對手，而是在使用武力的時候，也要以“仁”為最高原則，這樣才能使昔日的敵人心服口服，最終化幹戈為玉帛，而絕不是要放棄武力。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宋朝的“重文輕武”，才能理解其真正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