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飛軍隊的大眾化口號中有一條“餓殺不打虜”，人們對嶽家軍的這項軍紀研究、評述得不多。在我看來，這項軍紀在世界軍事史上有著很重要的地位。“虜”現在一般都認為是俘虜，但在宋朝，“虜”也是對北方民族蔑視性的統稱。例如，宋神宗的詔書說：“虜情無厭，勢恐未已”，韓琦的奏章說：在邊疆地區“遍植榆柳，冀其成長，以製虜騎”。北宋蘇頌有詩雲：“正當胡虜百年運，又過秦王萬裏城。”這裏的“虜”都不是指俘虜，而是統稱，類似夷狄之類。“俘虜”最初就是指抓獲的北方少數民族，後來才特指戰俘。因此，嶽家軍“餓殺不打虜”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戰俘，二是指敵方國家的百姓。
古代戰爭對於俘獲的戰俘與百姓沒有嚴格的區分，尤其像黨項、契丹、女真、蒙古那樣全民皆兵、兵民不分的狀態。戰國時期，虐殺俘虜的記載不少。秦朝末期，項羽也大殺俘虜。對此，我們不能簡單以殘暴來定性。被俘虜的士兵大都是青壯年，因此，殺俘虜某種程度上是降低對方整體軍事實力的一種做法。由此我們看到，殺俘的理由完全出於敵對雙方水火不容的立場，是以自己利益為第一的做法。由此，嶽飛善待俘虜的做法更顯突出。如果回到當時的曆史環境中，我們更能感受這項軍紀的意義。
金兵南下時，在戰場之外也相當殘暴，對於占領區能搶則搶，子女金帛歸士兵本人，搶不走便毀，對於占領區的平民則大加殺戮，屠城的事情多次發生。有時將占領區的青壯年移往北方，成為女真貴族的奴隸。金國對南宋的戰爭曠日持久，馬匹作為戰爭的重要物資，消耗也很大。金國在馬匹短缺的時候，便將抓來的漢人奴隸賣給北方的蒙古人，十個漢人奴隸換一匹馬。因此，漢人要抵抗金兵是必然的。後來的蒙古軍隊進入中原時，也同樣對俘虜和平民大肆殺戮。女真人對中原百姓的殘暴、野蠻，使得無數南宋的平民和士兵對於侵略者都懷有深仇大恨，“亡國奴”並不是泛泛之言，而是當時曆史事實下實實在在的真實處境。即便到了今天，沒有人身自由的形式上的奴隸製基本不存在了，但是，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一係列事實告訴我們，在西方文明的籠罩下，戰敗者依然難逃“亡國奴”的命運。
近幾十年來，不斷有人說嶽飛最著名的詩詞《滿江紅》是後人偽作，對此我不想有任何考證和爭辯，因為我相信《滿江紅》就是嶽飛寫的，爭論毫無意義。《滿江紅》裏有“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樣的描述，也完全是嶽飛真實心情的寫照。把這樣的詩句同南宋軍民對於金兵不共戴天的同仇敵愾聯係起來，我們就會發現，嶽飛不虐待俘虜的軍紀非常顯眼，似乎是原則與具體做法的嚴重衝突。
不虐待俘虜並不是嶽飛首創，要說起源，《孫子兵法》就提出要善待俘虜。以宋朝自身來說，宋朝也是善待俘虜的典型。開國之初，趙匡胤對亡國之君李煜、孟昶、錢等加以善待，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少見的。與北宋滅亡後女真人對待徽欽二帝及趙姓皇族相比，文明和野蠻的區分極為鮮明。把亡國之君列為俘虜，有將戰俘概念擴大化的嫌疑，但是，趙匡胤對放棄抵抗的普通士兵或軍隊也同樣加以善待，並沒有虐待。前文說到宋朝禁軍、廂軍的主力、非主力兵製，其中廂軍不少都來自五代時期的舊軍隊。所以說，嶽飛不虐待俘虜的軍紀是有來源的。然而，嶽飛不虐待俘虜依然與趙匡胤不同。
趙匡胤善待俘虜更多還是在同一文化圈的內部，宋朝的政治理念就是超越利益集團，所以，趙匡胤在同一文化圈內優待俘虜，完全可以看做是在國內政治中“天下為公”、超利益政治的一種體現，這在幾個亡國之君身上體現得尤其充分：是為了自己的小朝廷利益堅決打下去，禍及無辜百姓，還是為了共同的利益，放棄抵抗，歸順統一？所謂亡國之君都選擇了後者，而趙匡胤對他們的善加優待，也給後世留下一個榜樣。但這一榜樣的前提是，實現統一的政權，是一個仁義、正義的政權。嶽飛所麵對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國家利益截然分明、你死我活的狀態，而非趙匡胤與亡國之君、之民可以“雙活”的局麵。
歐洲在17世紀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第一次提出了戰俘概念。因為當時歐洲的軍隊主要還是貴族階層，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概念。它的性質在我看來相當於春秋時期《孫子兵法》提出的要善待俘虜，但執行狀況乏善可陳。歐洲此後300多年的曆史上，善待戰俘也就是說說而已，尤其當戰爭擴大到平民以後，更是如此。美國南北戰爭時的一個戰俘營，現在是戰俘博物館，揭示了當年戰俘遭到的非人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