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後，也就是嶽飛之後800年，1949年，修改後的《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才成為現代社會普遍遵守的條約。這一公約的一項核心內容是：戰俘屬於敵國國家權力的管轄，而非俘獲他的個人或軍事單位的管轄。從這條規定可以看出，嶽飛當年善待俘虜的做法，就是它的源頭之一。而且，隻有在宋朝政治理念下，這樣的規定才能真正貫徹。當一個政權是超利益集團的性質，對於國內自然不用說，對於國際間的利益爭鬥，善待敵方俘虜的做法也是超越國家、民族利益的體現。善待敵方戰俘，與國家政權的超利益性是一致的。反過來說，就算《日內瓦公約》要求戰俘歸敵國政府管轄，這個敵國政府如果不是一個超利益性的政府，而是像納粹、日本一樣隻是維護特殊利益的政府，這種規定也等於形同虛設。
當然，我們不能說嶽飛當時就有現代社會完整清晰的戰俘理念，嶽飛所麵對的，除了野蠻的女真軍隊外，還有當時一批投降金人的偽軍。偽軍都是漢人，是原先宋朝的臣民，嶽飛善待俘虜也有善待漢人偽軍的含義，因為這有可能使大批偽軍倒戈，回到南宋這邊。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嶽飛善待俘虜的做法是具有現代意義的。與善待俘虜相關的是，對於敵方國家平民百姓的態度。對於嶽家軍來說，“虜”包含了戰俘與平民，“餓殺不打虜”也表示不會虐待、役使敵方國家的平民百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國家對於敵方國家的平民，都采取無差別轟炸的方式。二戰以後，美軍在朝鮮、越南依然是這一方式。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公開處死亡國之君、亡國之臣以示羞辱不說，還會經常發生虐囚事件，而且經常虐待、殺害當地平民。他們如果懂得嶽飛，就會理解，嶽飛改善軍民關係與善待戰俘是一致的，它使這支軍隊真正成為“正義之師”，這是超利益政權在軍事上必然要求的體現：戰爭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正義。隻有這樣，才能得到本國人民和敵方國家民眾的認可。美軍之所以在伊拉克、阿富汗不得人心，頻頻遭遇各種抵抗，說明他們還沒達到嶽飛的境界。美國的軍事行動的確也打著正義的旗幟，但全世界已經清楚地看到，捏造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使得美國的戰爭正義性不複存在。西方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用中國的話說，就是“春秋無義戰”。美國今天發動戰爭也要找一個正義的借口，某種程度上說，是向中國傳統靠攏的一個進步。但是，這個進步有限，他們隻學到一些皮毛。從本質上說，這是因為美國的政權性質遠沒有做到超利益性，依然是一個利益集團政治。隻要沒有將“仁義”作為最高原則來治國、治軍，美軍的虐俘、虐囚、濫殺平民還將繼續下去。
中國古人早就指出，軍隊是最大的凶器，當一個利益集團構成的政權掌握了這個凶器，不僅會對本國民眾造成傷害，也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傷害。金、元政權建立後，由於其利益集團政權的性質沒有改變或改變不大，他們對內部廣大民眾利益的傷害是很明顯的。這也是他們即便一時武力強盛，政權也難以持久的原因。對於宋朝來說，一個超利益性的政權，如何麵對利益集團政權的武力挑戰，是一個未能完美解決的問題。然而，嶽飛是那個時候解決這一問題的閃耀點。
軍事技能、軍事技術不帶有任何道德感，敵方可以掌握，我方也可以掌握，本質上區別不大，最多運用能力有點差異而已，但可以彌補。嶽飛以當年士兵常見的方式給自己刺上“盡忠報國”四個字，站在更高的立場上看，就是向士兵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嶽飛身先士卒、與士兵同甘共苦也是一種教育，這一行為也是超利益政治在軍隊中的體現，因為，貴族政治下的貴族軍隊的確不容易做到這一點，它隻能是平民社會對於軍隊要求的產物。如果沒有超利益政治的指導思想，它也可能被用來為個人或某集團的私利服務。以前的軍隊經常出現對將領個人的感恩與忠誠，常常因此而導致軍閥割據。愛國主義則是對國家的忠誠，至少也是通過嶽飛這樣的將領，把士兵與國家的命運聯係在一起。隻要國家政權是一個“天下為公”的正義維護者，士兵高漲的愛國主義對國家政權就無害。在這種情況下，愛國主義導致的高昂士氣，反而會抑製將領為謀得個人利益而圖謀不軌。
北宋的確比較注意對武將造反的防範，這是曆史遺留問題造成的必然。防範武將造反對於軍隊的士氣、效率也有很大的影響，比方說北宋實行的將兵分離製度，其目的就在於防止士兵對將領個人效忠。因此，嶽飛在軍隊中提倡愛國主義，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擔心武將造反、忌憚武將實力、防止軍隊私人化的對症下藥。南宋時期的嶽家軍、韓家軍、張家軍等稱謂，已經表明北宋執行的“將兵分離”製度已經大大改變，而愛國主義使得將領和士兵的一體化共同忠誠於國家，而非忠誠於將領個人。迄今為止，它依然是解決軍隊實力、士氣與武將地位之間矛盾的最好的辦法，基本上被當今世界各國不同程度地采用。愛國主義導致國家和民眾需要能力超群的將領，需要高昂的士氣，又不用對武將造反有太多的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