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愛國主義直到今天都常常被西方人誤解，那是因為他們對於政權的“超利益性”還沒有充分和清晰的認識。在利益集團政治下，愛國主義往往成為隻愛自己、傷害他人的軍國主義。從女真人到近代西方曆史，屢屢證明這一結果。然而，超利益性的政權對於愛國主義，其實隻局限於避免自己受到無理的傷害，而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傷害他人。當今西方文化對於中國愛國主義的警惕和指責，在我看來是因為他們自己還未擺脫利益集團政治的局限，以井底之蛙的目光看待中國，恰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嶽飛所體現的愛國主義對於國家是有要求，這個國家不是西方國際法概念中一個簡單的獨立主權。嶽飛所要求的“國家”是一個超越各種利益的公正、正義的政權，它的首要任務是保護自己所有的國民，而非國家內部的一部分人。隻有這樣，民眾的愛國主義才有充足的理由。但是，國家政權如果隻止步於保護內部民眾利益，那麼，與西方狹隘的民族主義區別不大，最多隻是保護國內民眾的成分比例不同而已。例如，英國並不充分保護它的殖民地民眾的利益，希特勒並不保護猶太人的利益，日本將韓國及我國台灣、東北納為它的殖民地，也沒有充分保護那裏民眾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差別。中國的政治理念不僅要求一視同仁地保護所有內部的民眾，其超利益性也延伸到國際關係上。
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在國際關係中，超利益原則和利益原則應該如何有機結合、靈活運用。如果我們所麵對的是一個隻想維護自己利益、而不惜傷害中國的對手，這樣的原則就必須調整。曆史上的明朝出現的倭寇就是這樣的性質，因此，必須嚴厲打擊。嶽飛無比神勇的嶽家軍，以及他對敵方俘虜的善待，實際上就是在國際關係上利益原則與超利益原則的一種結合。現代西方國家由於對國家政權的超利益性還處於萌芽狀態，因此，即便他們有關於戰俘待遇的國際公約，也隻像是各自利益討價還價的平衡，即：你對我的戰俘好一點，我也對你的戰俘好一點。所以，西方的戰俘待遇公約必須要各國共同簽署。而嶽飛善待敵方俘虜是單方麵無條件的，並沒有說女真人不善待我方戰俘或平民，我們就可以不用善待他們的戰俘或平民。同時，這種善待毫不影響嶽飛在戰場上對敵人的堅決痛擊。
宋朝有了明確的國家正規軍的概念，招募、編製、番號、管理、武器、訓練、兵種、計劃、後勤等現代軍隊包含的所有內容，在宋朝都已經出現。相比之下，當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軍隊隻能算烏合之眾。歐洲的十字軍甚至讓一批10歲左右的狂熱童子軍上戰場，結果那些孩子大都歸了人口販子。宋朝沒能徹底戰勝敵手，這是事實。還是要重複“製度是有生命的”這句話。任何事物從出現到成熟總有一個過程，也會有失效和被淘汰的時候。中國人幾千年的智慧就在於，麵對不同的現實情況，總能找到新的、有效的辦法來應對。暫時的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吃一塹長一智。
宋朝國家正規軍的建設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北宋主要是製度建設，或者說是硬件建設，然而，北宋的軍隊製度相當完善，依然缺乏靈魂。南宋，嶽飛對於國家正規軍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給軍隊注入了靈魂，從精神層麵提升了軍隊的價值和意義，從而使隻有製度而缺乏靈魂的北宋軍隊在嶽家軍身上獲得了真正的生命力。我們今天對嶽飛的理解應該避免極端化的傾向。軍隊的精神、鋼鐵般的意誌當然重要，但絕不是說不要軍事技能和軍事技術。硬件和軟件不能割裂，光有硬件不行，光有軟件同樣不行。隻不過，宋朝通過嶽飛告訴我們，精神占據更重要的地位。
民心才是最銳利的武器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嶽飛之死是南宋最大的失敗。其失敗不完全是指未能打敗金國，未能收複失地，而是嶽飛的精神未能充分得到發揚和光大，這對於南宋是致命的。
關於嶽飛之死，各種評說汗牛充棟，這裏簡單說幾個方麵。
宋高宗是有責任的，因為他有自己的私心。在一個重要的曆史時刻，隻能由一個紈絝子弟掌領國家，徒喚奈何。秦檜在嶽飛問題上是一個罪人，也是曆史的罪人。宋高宗的私心被秦檜利用，使得國家權力成為秦檜手中的權力。秦檜對自己權力的關注，高於對國家總體利益的關注，因而未能像宋朝很多優秀文臣那樣，對皇帝有所規勸、有所影響。秦檜不僅沒有彌補皇帝的缺陷，反而使皇帝的缺陷更加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