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比較重視嶽飛，但為了淡化嶽飛抗擊少數民族入侵的色彩，為了能與明朝統治下的大批少數民族緩和關係，明朝將嶽飛排在關羽之下，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明朝軍隊的建設。直到明朝晚期，通過與倭寇的戰爭，戚繼光再次光大了嶽飛的精神，其典型就是戚繼光對士兵和將領的教育。為了提高士兵的榮譽感和對國家的責任感，戚繼光招兵以良家子弟為主，不招“市井油滑之人”。除了軍事技能和軍事素質的訓練之外，戚繼光可以說是第一個對軍隊進行係統思想教育的軍事家。他要求將士“正心術”、“立誌向”，明確軍隊的職責、當兵的職責就是“安國保民”。戚繼光用極通俗的文字寫道：“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少不得行月二糧。這銀米都是官府征派，地方百姓納來的。你在家，哪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量今日食糧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望你一二陣殺勝。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們豈不是要你們殺賊？設使你們果肯殺賊、守軍法、不擾害他，如何不奉承你們？”
如果說嶽飛注重軍民關係更多通過軍民關係的軍紀來體現，那麼戚繼光則將它上升到了思想教育的層麵，對於文化程度不高的士兵來說，這就是最通俗的愛國主義教育。“安國保民”，兵民利益一致，國家、百姓、軍隊的關係，就這樣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軍人也由此感受光榮。
清朝取代明朝後，滿族貴族利益政治使得軍隊建設又有所倒退。八旗軍隊因主要維護滿人利益而變得狹隘，像曆史上的女真、蒙古一樣，一旦有特殊利益保障的舒適，很快便退化。曾國藩以文官的身份招募普通百姓練就湘軍，嶽飛精神再次光大。曾國藩的募兵體製與嶽飛、戚繼光時期是一樣的，曾國藩對戚繼光的成果極為重視，他認為：“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兵剿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止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曾國藩還編了《愛民歌》讓士兵傳唱，並將此作為士兵必須遵守的紀律。《愛民歌》歌詞如下：
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鄉店。
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門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苦。
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計不可欺負他。
曾國藩以儒家的“仁”、“禮”治軍，強調每一個士兵的利益與自身家庭及國家的一致性，使得湘軍成為清朝後期最能征善戰的一支地方部隊，完全具有超越清朝正規軍的實力。曾國藩因種種複雜的曆史原因最終解散了湘軍，使得清朝失去了擁有一支強大的國家正規軍的最終機會，它的後果到了袁世凱才真正體現出來。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與曾國藩共過事，也同曾國藩一起組建過軍隊。袁世凱沒考上科舉，躋身行伍之列，最初加入淮軍吳長慶的“慶字營”，吳長慶原先也是曾國藩的部下，因而，湘軍軍紀中的《愛民歌》，對於袁世凱應該是有影響的。
袁世凱小站練兵時，雖說是按照西方軍事製度練的“新軍”，軍事技能暫且不說，在軍隊建設和思想教育上，袁世凱部分沿襲了曾國藩的傳統。例如，他要求將領以“忠勇廉潔”為原則，“士卒須以忠國愛民為首務”等。由於士兵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光講大道理，士兵不容易接受。從嶽飛開始，就以順口溜的方式，將大道理通俗易懂地讓士兵接受。戚繼光則是盡量用淺顯的語言對士兵說話。身為大知識分子的曾國藩，同樣用大白話來教育士兵。袁世凱沒有考上科舉，自認文化不行。他請來了老朋友——科舉出身的徐世昌，徐世昌在袁世凱之後做過民國總統，但在天津小站做袁世凱的幕僚時，他以文縐縐的方式起草的針對士兵的文件卻被袁世凱否定，袁世凱要求徐世昌用士兵聽得懂的大白話來寫字。徐世昌不得不照辦，但照辦之後，徐世昌又對袁世凱說：不要告訴別人這是我寫的！活脫脫一副文人過於好麵子的形象。這也使得袁世凱、徐世昌這一文一武的搭檔，在境界上遠不如嶽飛、戚繼光和曾國藩。袁世凱在小站練“新軍”時，也仿照曾國藩的《愛民歌》，編寫了供士兵傳唱的《大帥練兵歌》，最初的歌詞如下：
朝廷欲將太平大局保，大帥統領遵旨練新操。第一立誌要把君恩報，第二功課要靠官長教。第三行軍莫把民騷擾，我等餉銀皆是民脂膏。第四品行名譽要愛好，第五同軍切莫相爭吵。方今中國文武學堂造，不比市井蠢漢逞粗豪。各營之中槍隊最為要，望牌瞄準莫低亦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