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這是科林伍德曆史哲學的核心命題。他的一係列有關曆史理論的闡發都是以這個命題為出發點的，或者說，他的一係列曆史理論都是為了論證這一命題的。
首先，在科林伍德看來，曆史就是一種活著的過去。所謂“活著的過去”，是曆史通過自身特有的方式存活於現時代之中，即“從一種思想方式到另一種的曆史變化並不是前一種的死亡，而是它的存活被結合到一種新的、包括它自己的觀念的發展和批評在內的脈絡之中”。這樣，曆史就僅僅表現為一種思想的過程，而非事件或事件的集合。曆史過程與自然過程的最大區別是：在自然過程中，過去在它被現在所替代時就已經消逝了。嚴格說來，自然過程是死去的過程。而在曆史過程中，過去隻要它在曆史上是已知的，就存活於現實之中。現實是由曆史生成的，它包容著過去的全部曆史。所以，過去雖然在時間上是以往的，但卻以其特有的紐帶進入現實生活。這個紐帶就是“思想”。
其次，科林伍德認為，曆史過程之所以是一種思想過程，過去的曆史之所以通過思想這一紐帶進入現實之中，根本點在於人是思想的動物。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是：“人被認為是曆史過程的唯一主體，因為人被認為是在想使自己的行為成為自己思想的表現的唯一動物。”雖然思想並非人類所獨有（很難說除人以外其他動物沒有思想），“但是，人比任何其他的動物思想得更多、更連續而更有效，而且是他的行為在任何較大的程度上都是由思想而不是由單的衝動和嗜欲所決定的唯一動物。”正由於此，人類行為又可分為兩類，即曆史的行為與非曆史的行為。就是說，凡是由人的動物性本能和衝動所驅使的行為，就是非曆史的行為，它是一種自然的過程，而非曆史的過程。所以曆代的曆史學家對吃、睡和男女性愛之事並不感興趣。隻有人的行為伴隨著思想（或者說在思想的支配下），才可稱得上曆史的行為，臂如戰爭、社會製度、社會風俗等等。
科林伍德借助“思想”作為通達曆史彼岸的橋梁，在於曆史思想是從兩層涵義上體現出來的。第一層涵義是，一切曆史的行為也就是思想的行為。對此，科林伍德將曆史事件分為“內部的”與“外部的”兩個層麵。所謂外部的事件，“是指屬於可以用身體和它們的運動來加以描述的一切事物”；所謂內部的事件，“是指其中隻能用思想來加以描述的東西”。比如公元前４９年羅馬統帥凱撒率軍渡過盧比康河這一事件，那麼這一事件就是外部的事件，但如果關心凱撒在渡過盧比康河時的思想行為，則這一事件就是內部的事件。當然，這兩者體現於一個曆史事件中並不是截然分開的，“外部的”以“內部的”為思想根據，“內部的”以“外部的”為表現形式。因之，曆史學家決不隻關心這兩者之中的任何一個，而把另一個排除在外。他所關心的決不是一個沒有內在思想的“單純的事件”，而是行動，而一個行動則是一個事件的外部的和內部的統一體。但是，在這兩者中，“內部的”則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曆史是人的曆史，而人是思想的生物。不研究人的思想，就不可能深入曆史事件之中，更無法對曆史事件本身作出合理的說明。因而，要了解前人，就必須了解前人的思想；也隻有了解了前人的思想，才能真正了解前人的曆史。科林伍德認為，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我們才說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也正是有了這個前提，才使得我們現代人有可能對以往的曆史予以理解。
理解曆史，就是理解前人的思想，那麼問題是，作為現時代曆史理解人怎麼可能理解到前人的思想呢？科林伍德的回答是：“曆史是過去思想的重演”。這就是他的曆史思想的第二層涵義。
這裏直接關乎著曆史學的學科性質問題。前人有前人的思想，前人的思想產生於一定的曆史背景下，一旦這種曆史背景不複存在，那麼在其中產生並依其才能予以理解的思想也就難以被現代的曆史學家所複現。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一種特殊的曆史學方法，曆史學家是不可能複現前人的思想的。假如按照新康德主義的觀點，把曆史學完全排除在科學的門外，那麼曆史學勢必陷入不可知論的泥潭。可見，對前人的曆史，曆史學家是不能完全靠“知覺”或“直覺”來把握的。曆史學的對象“乃是已經結束其出現的事件和已經不複存在的條件，隻有在它們不再是可知覺的時候，它們才真正變成了曆史思想的對象”。但是，曆史學也不是一門等同於自然科學的科學。曆史思維與自然科學的思維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然而，在科林伍德看來，曆史學與自然科學有別，並不能說明曆史學就不是一門科學。科學是什麼？科林伍德的解釋是：科學並不在於把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收集起來並把它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加以整理，而在於把握我們所不知道的某些東西，並努力去發現它。用一句簡單的話說，科學就是把事物弄明白。他認為，從這層意義上說，曆史學也是一門科學——一門有別於自然科學的科學，或言之，一門特殊類別的科學。其所以特殊，在於“曆史是關於一個無限整體的知識，其結構中重複整體計劃的各個部分，隻有參照它們的聯係才得以了解，但這種聯係永遠是不完全的，因而，我們決不能知道實際上出現的每個部分”。這樣，曆史學這門科學給哲學留下了地盤，也就是說，任何曆史學家隻有憑著思想才能進入曆史之中，從而理解前人的思想與前人的曆史。科林伍德說：
曆史學家怎樣識別他所努力要發現的那些思想呢？隻有一種方法可以做到，那就是在他自己的心靈中重行思想它們。一個閱讀柏拉圖的哲學史家是在試圖了解，當柏拉圖用某些字句來表達他自己時，柏拉圖想的是什麼。他能做到這一點的唯一方法就是由他自己來思想它。事實上，這就是當我們說“理解”了這些字句時，我們的思想之所在。因此，麵前呈現著有關尤裏烏斯·凱撒所采取的某些行動的敘述的政治史家和戰爭史家，乃是在試圖理解這些行為，那就是說，在試圖發現在凱撒的心中是什麼思想決定了他要做出這些行動。這就蘊涵著他要為自己想象凱撒所處的局勢，要為自己思想凱撒是怎樣思想那種局勢和對付它的可能辦法的。思想史，並且因此一切曆史，都是在曆史學家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的思想。
曆史學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前人的思想，這種思想的過程，絕對不是簡單的重複，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到簡單的重複。他在重演前人的思想時，必然包含著自己的思想在內。這樣，曆史思維也就體現著一種主客體互滲的特征。前人的思想或者行為通過史料為曆史學家提供重行思想的可能。任何曆史思維都必須有所憑據。沒有憑據的曆史思維隻能算是漫天想象，不符合曆史學的基本要求。但是，憑據雖是先在的，但卻是沉寂的，隻有當曆史學家用思想觀照它時，它才是有意義的，也才能起到憑據的作用。曆史學家之所以依靠憑據可以重行思想前人的曆史，在於憑據內在地包容著曆史的思想。而思想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超時空性，雖然事件成為過去，但思想可以存活下來，並為今人所理解。這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是，任何曆史學家當他重行思考前人的思想時，又是受現時代製約的。首先，曆史學家之所以有必要重行思考前人的思想，在於現實為曆史學家提出問題，他也是帶著問題來進行曆史思維的。其次，曆史學家重行思考前人的思想，同時不可避免地將自己的思想滲入他的思想行為之中。因為曆史思維的主體處於現時代，決定著它隻能是用自己的思想來重行思考前人的思想。這樣，同時又決定著曆史思維不可避免地帶有曆史學家的主觀性，因為“每個曆史學家都以自己為中心，根據他自己的角度來觀察曆史，因此他看到了別人所看不到的某些問題；而且每個曆史學家都根據他自己特有的觀點，也就是從他自己特有的一個方麵來觀察每個問題”。當然，在科林伍德自己看來，曆史學家根據自己的知識範圍和思想狀態對曆史作出不同的理解，並非主觀唯心主義，而是曆史學的本質特征。
前麵講過，科林伍德建立這樣一座曆史科學的思想大廈，主要目的是展開對實證主義史學的批判。他認為，２０世紀是曆史學的世紀，人類許多現實性的問題都可通過曆史學這一途徑得到領悟，但是，如果不肅清實證主義曆史科學的流毒，曆史學就難以體現出它真正的現實價值。而要達到這一步，根本點是要確立一種新的曆史觀以取代實證主義的曆史觀。在他看來，傳統史學（當然主要是指實證主義史學）要麼是一種“剪刀加漿糊”的史學，要麼是一種“鴿子籠”史學。所謂“剪刀加漿糊”的史學，就是“由摘錄和拚湊各種不同的權威們的證詞而建立的曆史學”。它注重僅僅是史料，而完全忘卻了思想——不僅忘卻了前人的思想，也抹煞了曆史學家自己的思想。這種曆史學深信隻要依據史料並把它們排列組合就複原了曆史。雖然這種剪貼式的史學發端於古代希臘羅馬時代，但在科林伍德看來，它主要是以朗克為代表的傳統史學。所謂“鴿子籠”史學，就是把“整個曆史安排成一個單一的圖式”的曆史學。它所構想的圖式，不是一種年代學的圖式，而是一種自然因果律圖式。“在這個圖式中，‘各個時期’各以其自己的滲透一切的特性按照一個模式在時間之中一一相續。”更為荒唐的是，“鴿子籠”史學不僅把它所構想的圖式“推到遙遠的過去，並且推到未來”。科林伍德認為，這兩種史學，前者以搜集史料為目的，後者以尋找規律為宗旨，實際上都是自然科學的附庸，是把自然科學方法濫用於曆史科學從而出現的“一個瘟疫性的錯誤”。
不可否認，在曆史認識論方麵，科林伍德的理論相比於前述的狄爾泰、李凱爾特乃至克羅齊都要精致得多。但是，又不能不看到，在他的曆史理論中仍然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他把“思想”作為打開曆史學大門的金鑰匙，但是，“思想”在他的哲學裏似乎有些神秘的色彩；他批判實證主義的科學萬能思想，但自己卻又把“思想”擺在萬能的位置上；而且，他強調“思想”在曆史學中的意義，但卻把“思想”看作是超時空的和普遍性的，這實際上是在重複１８世紀機械決定論者和１９世紀實證主義的做法。思想是曆史性的，也隻有曆史地予以理解，不可能有永恒不變的思想。前人的曆史通過“思想”存活於現時代，但“思想”必將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由此決定著存活於現時代的前人的思想已不可能是本來意義上的前人的思想，也決定著曆史學家重演思想的困難。因為，既然前人的思想一旦納入今人的思想網絡之中，它就不再是前人的思想，那麼就很難保障曆史思維的客觀性標準。而一旦客觀性標準被忽視，曆史學家“重行思想”的必要性也就很成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