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鞭長莫及：明朝中前期倭寇侵台全紀錄
說起倭寇入侵，那是從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筆綿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債。
血債的源頭在日本。從元朝中期開始，中國處於“天下一統”的狀態，而日本卻進入了內戰不休的“戰國時代”。“天皇”成了擺設，諸侯們割據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就窮，外帶戰亂，土匪強盜們更是“放了羊”，大批海盜結夥到中國沿海打家劫舍，這些人就是“倭寇”。他們窮凶極惡，每到一處都大肆燒殺搶掠。元末中國也天下大亂，各處起義不斷，元軍疲於應付，自然也顧不上海防。倭寇們打家劫舍變得更加容易。便宜占多了，不少日本諸侯也開始眼紅，紛紛組織自己麾下的正規軍來中國沿海“發財致富”，中國沿海的海盜們也紛紛與之勾結。於是從元末開始，倭寇侵擾的規模與破壞力都連年擴大，幾乎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
台灣自然也難幸免，台灣島位於日本列島南部，對於倭寇來說本就是“近水樓台”。起先台灣少數民族多，經濟比較落後，外帶元王朝在澎湖地區有“巡檢司”，經常截擊倭寇海盜船隊，“油水少”而且“風險大”，因此倭寇也就很少侵擾台灣。後來元末大亂，原本駐在“澎湖巡檢司”的元朝軍隊，陸續被調回大陸平叛，所謂“巡檢司”早就名存實亡。此時中原戰亂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紛紛遷至台灣避亂，人多了，經濟也漸漸繁榮，“油水多”而且“風險性”低，倭寇侵擾也就越來越頻繁。《元史》上關於倭寇侵擾台灣的第一次記錄，是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數千倭寇竄犯澎湖列島，毀棄元朝“巡檢司”在當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錢糧後揚長而去。此後，倭寇對台灣的侵擾便日漸頻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開工地點”又發生了變化。此時中國北方連年戰亂外加自然災害，“搶劫利潤”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廣東等省份成了倭寇的首選，而台灣則是倭寇進入福建、廣東沿海的必經之地。如此一來台灣就要遭受“二茬罪”：倭寇來的時候遭一遍搶，倭寇在廣東、福建搶完了，返航的時候還不忘再到台灣搶一把。有時候倭寇在廣東福建碰了壁，更要回頭在台灣“撈一票”。台灣，既成了倭寇入侵的“中轉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災區”。
到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平定福建割據勢力方國珍後，大批逃難到台灣的鄉民聞訊紛紛返歸大陸，見到明朝官吏後哭訴道：“我等渡海（去台灣）前遭兵禍，渡海後又遭倭禍，今終見太平也。”
他們並不知道，距離“太平”還早著呢。
因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問題”卻更複雜了。東南方麵，被朱元璋平定的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據勢力，都有大批殘部流落海外，他們盤踞在東南沿海的海島上，堅持與大明王朝為敵。這些當年和朱元璋爭天下的“梟雄”們，如今成了殺人越貨的海盜，偏偏他們又與倭寇相互勾結，甚至有不少人移居日本，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張士誠的舊部劉通、陳友定的舊部金子隆等人。這群人常年生活在東南沿海，對東南沿海各處的人口、地貌、城鎮分布了如指掌，更兼戎馬半生，作戰經驗豐富，而今搖身一變當了“二鬼子”，那更是相當有“敬業精神”。每次倭寇搶掠，他們都積極響應，辛勤帶路不說，碰到明軍更殺紅了眼朝上衝，掩護“日本友人”撤退，可謂是“搶劫在前，分錢在後”。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劉通就曾作為向導，引著數千倭寇在蘇南、浙東一帶大肆搶掠，史載“大掠五府，飽掠而去”。
更可恨的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檢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島和台灣島都曾生活多年，台灣的一草一木都爛熟於心。後來他跟著陳友定打水戰，曆經數戰練出了卓越的海戰本領。他的故主陳友定是被朱元璋殺掉的，所以他對明王朝自然懷有切齒仇恨。後來他逃亡到日本，搖身一變當了“二鬼子”，不但積極帶領著“鬼子進村”，更幫倭寇訓練水師、研發火器，特別是他對福建、澎湖、台灣島的地貌情況非常熟悉，經常領著倭寇來此襲擾。一旦遭遇明軍攻擊，他就能想出壞主意，牽著明軍的鼻子走，幫助倭寇全身而退。在倭寇內部，他成了身兼向導、軍事科技顧問、狗頭軍師的“複合型人才”。根據《明史》和《明實錄》記載，朱元璋在位的頭二十年間，倭寇對明王朝沿海的大規模襲擾共有七次，其中五次發生在福建、廣東地帶，全是拜此人所賜。而台灣，則成了倭寇入侵的固定“中轉站”。根據當時明朝“閩浙巡撫”湯和的奏報，倭寇每次侵擾福建、廣東地區，中途必定會去台灣、澎湖列島補充淡水糧食，而這些地方兵少勢孤，又兼移民眾多，著實成了倭寇唾手可得的“肥肉”。這個金子隆後來索性改了日本姓，改姓為小山，可他當“鬼子”也不甘寂寞，又介入了日本九州當地倭寇內部的權力鬥爭，在內耗中被一刀宰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當漢奸總沒有好下場。
“漢奸”玩兒完了，但倭寇的侵擾沒有停，台灣還是“中轉站”兼“重災區”，廣東、福建等省份也因此受害頗深。福建、廣東、浙江、蘇南等屢遭倭寇侵擾的地區，是大明王朝賦稅糧米的主要來源，是當時中國的“錢袋子”。“錢袋子”動不動就要被倭寇搶一把，顏麵無光不說，國計民生更是大問題。
為解決問題，朱元璋用盡軟硬辦法。朱元璋是苦出身，做皇帝前南征北戰，打敗了無數強勁的對手，區區倭寇豈能容忍？洪武四年（1371年）、六年（1373年）、八年（1375年）、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四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議征伐日本倭寇的問題。有些老將軍非常積極，比如大將周德興就建議“集水師於澎湖，乘北風而進，旦夕可滅倭奴也”。但開國名將李文忠等人擔心勝敗未知，且貿然開戰，有可能造成國家混亂。文臣韓宜可則拿出元王朝征伐日本失敗的“前車之鑒”。朱元璋並不太理會武將的反對，但他最重視“曆史的教訓”。權衡再三，朱元璋終於還是把這口氣硬生生地憋回去了。
憋著氣的朱元璋也曾想“外交解決”。當時的日本內戰停止，國家分裂成了南北兩個政權，即日本的“南北朝”時代。洪武二年六月（1369年），朱元璋兩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麵見日本“南朝”的“掌權人”懷良親王，斥責他縱容倭寇。此時日本“南朝”正遭“北朝”進犯，不願多樹敵人的懷良立刻認慫，對以往的侵略罪行表示“真誠懺悔”，不但送還了被擄百姓七十多人，更捆綁了多名“戰犯”送到南京交給朱元璋治罪。次年七月倭寇又經台灣進犯福建，軍民死傷數千人。朱元璋再次派使者“抗議”，懷良卻推卸說這些倭寇是“北朝”來的。後來日本“北朝”也與朱元璋“建交”，但倭寇侵擾並沒有停息。洪武八年（1375年）明王朝與日本“北朝”建交，之後十二年中相繼發生了洪武十三年倭寇侵擾海南、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擾福建、洪武十九年倭寇侵擾兩廣等三次大規模入侵事件。三次入侵的“中轉站”，全是台灣島。每逢明朝派使節“最強烈抗議”，日本人就故伎重演，北朝推卸責任給南朝，南朝推卸責任給北朝，把明王朝當了“冤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