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個新時代的線頭：明朝中期的台灣
說到“大航海時代”，熟悉曆史的人並不陌生，但是長期以來，“大航海時代”似乎隻與西方人開辟新航路有關。說起歐洲人的揚帆遠航，大多數中國人僅僅抱著看熱鬧的心態。而事實上，這卻是一個影響了中國近五百年國運的大變局。
台灣“被搬家”的時候，是明朝洪武年間，距離後來達伽馬、哥倫布們揚帆遠航，還有足足一百年時間。然而對於此時的中國來說，卻已經山雨欲來。台灣，是中國迎接這場風暴的第一扇門。
後來的許多史學家，對於明王朝早期對台灣的政策，既充滿了誤解，也充滿了費解。說誤解，是因為很多曆史學家都把朱元璋的這個政策，簡單地當作了“棄台”。事實上，雖然“被搬家”，但是台灣與大陸之間，並沒有因此而分割。相反，在明朝的曆史資料記錄中，台灣島的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朝貢史不絕書，在明王朝早期的國土劃分中，台灣島始終是大明政權治下的一部分。令人費解的是，作為中世紀世界上國土最遼闊、國力最強大的封建帝國，大明王朝為什麼會采取這樣的政策？
在後人眼裏，台灣的“被搬家”對於整個明朝來說，可謂吃力不討好。兵沒少派，錢沒少花，沿海沒少折騰，麻煩卻越折騰越多，是個十足的笨辦法。但為什麼明王朝這麼“笨”？後代的史家，有說統治者目光短淺的，也有說是當朝大臣愚蠢的，但往根源上說，原因隻有一個：那時代的中國，是個封建農業國。
說到中國古代的“封建農業製”，通俗的說法就是“重農抑商”，這是中國自西漢王朝開始就綿延下來的國策。農業是國家的根本，種地就是國家的“手心”，做生意就是國家的“手背”，內陸主要是用來種地的，而周邊的海島大多都是出外做生意的中轉站。既然種地比做生意重要，台灣也就自然變得不重要。事實上不隻台灣，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版圖中，對內陸的省份，國家可以很快修起衙門、建立政府，但中國沿海的島嶼，沒人住的，大多都當作兵營、倉庫、中轉站；有人住的，隻要願意歸順，基本也就不怎麼管。台灣，也就這樣成了明朝早期“不怎麼管”的地方。
明王朝早期的曆史上，“重農”政策可以說被明王朝“重”到底。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本身就是農民起家。在建國之後，國家的大政方針也是建立一個農業大國。朱元璋時代，通過“休養生息”政策，大力恢複大陸的農業生產。台灣漢民“被搬家”，也是為了補充大陸勞動力的不足。與此同時，明朝也把“抑商”給“抑”到底。明朝早期對商業有嚴苛的限製，商人的地位極低，甚至不許穿絲綢衣服。對外貿易方麵，明朝延續了元朝末年開始的“海禁”，勒令“片板不得下海”。朱元璋時期撤銷了中國固有的官方貿易機構“市舶司”，到了永樂皇帝朱棣時期雖然恢複，但是對外貿易的特權，卻被牢牢壟斷在國家手裏。在明朝建國早期，甚至農民地裏種什麼農作物都有嚴格的規定。不同地區的人員流動，都要有政府的介紹信。老百姓的職業，也有嚴格的劃分。當兵的要世代當兵，就是所謂的“兵戶”。做工匠的要世代做工匠，就是所謂的“匠籍”。這一時代的中國，其實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大農莊。海島台灣，就是這個農莊一個不起眼兒的邊角。
其實這樣的情景，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裏，都有著固定的劇本。任何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說到底都是大農莊，區別隻在於農莊內部的鬆緊程度不同。但凡是有點責任心的中國皇帝，考慮最多的也不過是讓這個農莊風調雨順、人丁興旺、家大業大。做到這些，也就是所謂的“盛世”了。不過這個農莊並不是封閉的，很早就與外麵的世界有了往來。最開始是走陸路，比如從西漢開始，經河西走廊開辟的“絲綢之路”。稍晚一點兒，又開始坐船，這就是後來被曆史學家津津樂道的“海上絲綢之路”。雖然從三國開始，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就非常發達，但古代造船技術有限，而古代中國主要的往來對象，還是中亞、中東那些國家。所以在14世紀以前，陸路的“絲綢之路”，比海上的“絲綢之路”要發達。
在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外邦交往，除非涉及國土安全甚至戰爭，普通的貿易往來在皇帝眼裏隻是小事。對外貿易的幾個小錢，也占不到中國古代政府“國民生產總值”的大頭。至於農莊以外的世界發生什麼，那時代的中國人並不關心。
然而外麵的世界卻漸漸變了樣。
在中世紀時代，整個西方世界也基本是封建社會。那時候的世界各國，大部分也都是農莊，但比起中國來，可以說是又窮又小又落後。再加上離得遠，相互往來不易，所以東西方貿易這類中國皇帝眼裏的“小事”，在西方人眼裏一直都是大事。其實所謂的絲綢之路上，中國就好比“大批發商”，往來貿易的商旅乃至間接貿易的西方國家，就是層層的“小商小販”。就像今天美國金融市場一波動，全世界就可能“金融危機”一樣。古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我們自己不在意，但對於世界尤其是西方，卻常常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國的絲綢、瓷器在古代世界是最昂貴的“高科技產品”，隨便一片絲綢扔出國門，都足夠讓西方人打破頭。比如中國南北朝時期，東羅馬皇帝查丁示尼與波斯帝國的慘烈戰爭，目的就是為了爭奪對“絲綢之路”的控製權。中世紀意大利的商業中心威尼斯和佛羅倫薩，就是靠著加工中國絲綢起家的。地中海經濟帶的興起，完全就是被絲綢貿易帶動起來的。在明朝之前的元朝，由於震撼世界的“蒙古西征”，從中國西北到地中海的陸上通道被完全打開。這之間的一百多年，是中世紀東西方貿易最發達的一百多年。大量中國商品的湧入，刺激了歐洲工商業的發展。在中國的曆朝曆代，因為中國封建王朝政局的變化，“絲綢之路”有時繁榮、有時凋零，但毫不誇張地說，它的每次變化，都會導致整個西方的政局發生震蕩。歐洲的“農莊”，在每一次的震蕩中發生蛻變。按照曆史學家的話說，就是促進了歐洲資本主義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