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二十歲的鄭成功收拾行李，告別了父親與妻兒，還有他生活了十三年的福建南安，走入了南京國子監。
跟南京比起來，無論是鄭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平戶，還是故鄉福建南安，顯然都不是一個檔次。六朝古都，大明朝的陪都，南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又兼是國子監這樣的高等學府，進出的都是大人物，見的都是大場麵。傳說中的文化名流、位高權重的政治顯貴，到了這裏全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秦淮河畔綺麗的風光，熙熙攘攘的繁華，更是先前聞所未聞。來這樣的花花世界，機會多，誘惑多，當然，也很難混。
鄭成功卻混得很滋潤。作為一個文化人，他讀書時最有名的詩篇，幾乎全寫於此地，還多是風景田園詩，許多名作今天還被看作明朝詩詞中的經典。可見不但學業抓得緊，生活也過得豐富多彩，交的朋友也多。他本就是個生性活潑的人，喜好四處交遊，身為官家子弟，出手也闊綽，出去聚會遊玩，常常搶著買單，朋友自然交了不少。授課的老師，一道求學的同學，來來往往的名流人物，裏裏外外至少都混了個臉熟，其中不乏重量級人物。比如後來成為南明永曆政權大學士的瞿式耜，當時就曾讚他“他日必為偉器”。另外一位當時的政治名流，江南“複社”創始人徐孚遠，還曾做過他的詩文老師。他後來詩詞中的蒼勁豪拓之氣，大多襲自徐孚遠的風骨。而到他起兵抗清的艱苦歲月裏，那些曾與他並肩戰鬥的同仁們，許多也是他在南京讀書時的故友。
但要說對鄭成功影響最大的人，還要數錢謙益，他是鄭成功讀國子監時的老師。在南京這個紙醉金迷的世界裏，是他為懵懂年少的鄭成功確立了一生堅持的東西：信仰。
錢謙益這個人，因為與柳如是的不倫之戀，以及最後投靠清朝的“叛徒”結局，到今天已經是一個負麵的人物。但在當時的明朝士林界，他是一個神話：中過科舉的探花，做過中央級的高官，鬥過隻手遮天的閹黨權奸，政治上幾起幾落卻誓不低頭，是晚明著名的政治團體“東林黨”的重量級人物。文化地位也很高，詩詞歌賦樣樣精通，一生著述輝煌，當時就有稱號叫“當代文章伯”，堪稱政治界與文化界的“雙料”泰鬥。這樣的人物，看人的標準也是相當高的，但對鄭成功，錢謙益卻早早就下了定語：此人英雄，非他人能比。
錢謙益之所以賞識鄭成功，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與其父鄭芝龍的關係。晚明的政治領袖多好結交武將，以待關鍵時候為自己所用。在鄭成功考取國子監的前一年，即崇禎十六年（1643年），錢謙益曾親寫賀詩，為鄭芝龍賀壽。其中有“荷鼓光芒朝北鬥，握奇壁壘鎮南冥”之語，極力讚頌鄭氏家族痛擊荷蘭、拱衛海疆的大功。所以自鄭成功至南京求學後，就對他格外關照，而更重要的原因，卻還在於鄭成功自己。他跟隨錢謙益係統學習的，基本是傳統儒家的經典思想。他天資聰穎，對各類學問的理解比別的學生快得多。而且他還很膽大，別人都死記硬背，他卻喜歡勤於思考，經常舉一反三，還和錢謙益發生過多次辯論。在重視師道尊嚴的晚明，這種行為碰上一般老師當然是自找倒黴，但錢謙益不是一般老師。連妓女都敢娶回家當正房婦人的人，觀念自然開放，對鄭成功的“冒犯”不但不介意，反而十分欣賞，還經常“開小灶”，把鄭成功帶到家裏單獨輔導。鄭成功在自己的詩文裏曾經記錄，他曾在錢謙益位於蘇州常熟虞山的家中，與錢謙益就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教條展開逐一的辯論，吵得激烈，卻更對了脾氣。
在越來越多“對脾氣”之後，錢謙益終於確信：這個聰穎、剛毅、勇敢的青年，他日必成英傑人物。因此，他做主給鄭成功取了字——大木。木者，國家棟梁之材也。
而對鄭成功來說，得到的就不僅僅是個字了。身為“東林黨”的大佬，錢謙益本身就是很有政治熱情的。晚明最後幾年時局艱危，國家內憂外患，無不讓他憂心。鄭氏家族揚威東南的武功，少年鄭成功的勃勃英氣，成了他心中挽救朝局的希望。早在明軍與李自成打得天昏地暗的時候，他就曾上書朝廷，要求調鄭芝龍的軍隊北上保衛南京，並大讚鄭家強兵“如長魚擁劍，跳躍於驚濤巨浪之中”。他教鄭成功最多的，除了儒家的典籍外，更多的則是儒家傳統的君臣之道、忠義思想，經常講述當年東林黨人不懼強權、勇鬥閹黨、以身報國的事跡。也因錢謙益的緣故，鄭成功在南京交往最多的，是當時明朝“東林”“複社”這些清流團體的人物。這些人多以氣節自居，往來交談說得最多的也是忠孝節義、家國社稷。東林黨人當年百折不撓的鬥爭，恩師的心懷天下、忠貞高潔，“複社”名流們的慷慨激昂、道德節義，無不讓年輕的鄭成功心向往之。在此時的鄭成功心中，應該有兩個偶像。一位是他那抵禦外辱、護佑東南的父親鄭芝龍，一位是教他做人、受他尊敬的錢謙益。從童年母親的教誨，十三年正規儒家思想的教育，到錢謙益的激勵訓導，年輕的鄭成功確立了終生不渝的信仰：精忠報國，匡扶社稷。
這時候的鄭成功，按照史料上的說法，是“風儀秀整，倜儻有大誌”，儼然一個英姿勃勃的熱血知識青年。從一個平凡的富家子弟，到信仰堅定、萬眾敬仰的民族英雄，在他心靈的成長中，這是重要的一步。
天啟四年（1624年），二十歲的鄭芝龍還在忙著闖世界。從小他就出來跑船，基本沒有家國觀念，老婆孩子說扔就扔，唯一的念想就是拉隊伍、賺錢、搶地盤，管你是朝廷、海盜、荷蘭人，誰給我好處我就和誰合作，誰擋我的路我就和誰玩命。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十歲的鄭成功正忙著讀書受教育。讀四書五經，聽恩師教誨，經常為東林黨人的無悔犧牲感動一把，也時常跟著複社清流高談闊論，平日裏滿腦子的忠孝節義，嘴上時時掛著以天下為己任。
這對父子的信仰不同，但就像一位歐洲哲學家說的，生存逼出來的信仰雖然層次很低，卻很牢固，考驗是最簡單的。生活造就的信仰雖然層次很崇高，卻是不牢固的，考驗是最殘酷的。鄭芝龍的信仰是生存逼出來的。生計無著的破落公子，無家可歸的罪犯，避居台灣的拓荒者，闖蕩海洋的梟雄，稱霸東南的大明朝福建總兵，東亞海洋的保護人。一切都是出於生存的本能，層次很低、很牢固，考驗也貌似簡單，卻還是打了許多仗，耍了許多心眼，殺了許多人，逃了許多次命，一步一個腳印，終成大業。
相比之下，二十歲的鄭成功，還更像一朵溫室裏的花朵，沒冒過險，沒打過仗，沒殺過人，沒逃過命。無憂無慮地生活了幾十年，他的所謂信仰，是母親灌輸的，是老師課上課下教過的，是子曰詩雲的書本裏講過的，是停留在口頭上的。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深夜，鄭成功還在南京國子監，千裏之外的國都北京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拉開了這場殘酷考驗的序幕：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農民軍攻入北京城，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煤山上吊。
從一個一心苦讀聖賢書的儒生，到以身許國的勇士、收複台灣的英雄，天崩地裂，孤軍奮戰，矢誌不改。一切的光榮與殘酷、希望與絕望，皆從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