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難棄難離：清政府“糾結”的對台政策
以明朝延平王身份坐鎮台灣的鄭經，以其堅韌的忍耐，正確的用人，十幾年間發展生產、拓展商路的努力，終成十七世紀下半葉東亞一方霸主。他擁有巨大的財富，雄厚的物資儲備，以及傲視東亞的強大艦隊。擁有如此強勁實力的鄭經，自然不安心做王爺了。作為鄭成功的兒子，他心中其實也傳承著父親臨終時還念念不忘的理想：抗清複明，光複山河。即使在清王朝已然統一大陸、明朝宗室如漂萍般四下離散的此時，他依然不肯放棄。
對隔海相望的清王朝，敗退台灣早期的鄭經還是很講策略的。早在盤踞金廈的時候，他就曾和耿繼茂談判過。在立足台灣後，為了向清政府示好，他主動把建在赤坎城舊址上的台灣首府“東都”改名為“東寧”。一字之變，其實是給清王朝一個政治信號：反清複明我不想了，我隻要在台灣島上過日子。
而這時候的清王朝，正是康熙即位的早期。這位中國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明君，此時卻還隻是一個不到十歲的毛孩子，國家大權皆由鼇拜、蘇克薩哈等滿族親貴把持。這些人多是當年清王朝統一天下的勳貴，他們腦袋裏沒有半點兒海權思想，尤其是以鼇拜為最。在鄭經敗退台灣後，鼇拜首先提議裁撤東南沿海的水師，收縮防禦，至於盤踞台灣的明鄭政權，隻要他不來找事，也就由著他去。對於台灣島，這幫人腦袋裏沒有半點兒概念。有這幫人當權，外加康熙還是毛孩子，說了也不算，此時的清政府對於台灣島自然是沒有收複的打算。之後的幾年，除了清朝沿海的水師時不時地嚴打台灣走私船外，雙方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鄭經能夠順利地在台灣島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放心大膽地痛打荷蘭人，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外部環境。
但這樣的情況注定是不能長久的。首先，不是所有的清朝高官腦袋都那麼迷糊。比如在康熙登基初期，擔任過兵部侍郎的黃錫袞，就是堅決主張收複台灣的一派。他是康熙的親近重臣，尤其在康熙早期被鼇拜架空、受盡欺淩的時候，堅定地表示自己對皇帝的效忠。對台灣，黃錫袞認定“天朝之地，不可輕棄”。相比於武力解決，他這時候更傾向於“招撫”。康熙登基後與明鄭政權的第一次“和平對話”，發生在康熙六年（1667年）八月，河南候補道孔元章奉旨至台灣，與鄭經商談“招撫”事宜，提出了“通商、入京、納貢”三大招撫條件，遭到鄭經拒絕。這是明鄭政權與清王朝隔海對峙以來，清王朝向台灣派出的第一批官方使團。這次出使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於康熙五年（1666年），曾試圖兩次發動征討台灣的戰役，結果都是船隊尚在半路上就遭遇風暴，還沒遇到敵人就被刮得支離破碎。征台的失敗在清朝朝野激起反響，一時間“和平解決”的呼聲大起。此時清王朝的注意力還放在越來越尾大不掉的“三藩”身上，對台灣實在無暇顧及。外加此時掌權的貴族，如鼇拜等人，擔心發展水師會擴大漢人的力量，不利於清王朝的統治。在這樣的情況下，康熙朝早期對台灣的政策很明確：能招撫就招撫，招撫不成的話，隻要他不鬧騰，就讓他在那裏待著吧。就在孔元章赴台的同時，清政府還下詔，重申海禁法令，在東南沿海增派陸軍，修築堡壘，防線嚴重內縮。
這一階段清王朝對台灣的政策可以說是既消極又迷糊，但還好有不迷糊的人。當孔元章的船隊正駛向台灣島的時候，另一個人卻憤然上了一道關鍵的奏疏。這個人正是當年叛降清朝的施琅，他的那道奏疏，就是著名的《邊患宜靖疏》。
此時的施琅，已經是福建水師提督。對台灣問題，他一再堅持，不能懷有“招安”的幻想，必須要不惜一切代價收複台灣。在這封奏疏裏，施琅以他幾十年征戰海洋的閱曆，和對台灣的深切了解，向康熙詳細敘述了收複台灣的必要性。首先，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沒有拋棄的道理（安得之既得之封疆而複割棄）。其次，收複台灣，不僅意味著天下一統，東南沿海，才能得到真正的休養生息。這片占清政府財政收入大頭的富庶之地，才能從此得到穩定（台灣平，百姓得享升平，國家獲增賦稅）。這份奏疏對年少的康熙帝影響頗大，他在讀到奏疏後，立刻批示命施琅入京朝見，商討平台事宜。
施琅此舉在當時的官場上激起一片“官憤”。對於台灣問題，此時清朝主要的掌權者大多都不熱心。比如鼇拜，在他眼裏，小小孤島能成何氣候？對於力主招撫的諸多漢臣來說，施琅此舉更是扇了眾人耳光，外加他“貳臣”“敗軍之將”的身份，自然引起一片指責。施琅進京沒多久，彈劾他的奏章就滿天飛，甚至有人攻擊他“邀功貪占，置社稷於不顧”。他那些平定台灣的深謀遠慮，也被看作是為了找鄭家報私仇的行為。一片罵聲中，羽翼未豐的康熙帝也不好回護施琅，大手一揮，將施琅的水師提督職務給撤了，給了他一個“內大臣”的虛銜，解除兵權留京閑住。就在施琅被解職的同時，清政府又大力裁撤福建水師，尤其是當年歸順清王朝的南明部將們，也多被解除了職務，遣散了軍隊。對隔海相望的台灣，清王朝此時是既不想管，也管不過來。
但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年輕的康熙帝深知台灣的重要性。對施琅的這番處理，隻是此時群臣反對下的一種政治平衡。就在施琅被免職一年後，即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忍氣吞聲八年的康熙帝突然行動，計擒大權獨攬的權臣鼇拜，正式宣布親政。對台灣的政策，也從此轉向。認同施琅主張的康熙，決定解決台灣問題，但此時的政局卻讓台灣問題更難解決：有比台灣更近的大患——三藩問題。當年為清王朝建功立業的三位前明叛將——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此時已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他們占據了從雲南至福建的半壁江山，大有自立為王之勢。對於康熙來說，解決三藩顯然比解決台灣問題更迫切。所以對台灣的政策，還隻能以招撫為主。當時，還曾有大臣奏議招撫台灣，然後借助台灣明鄭政權強大的海軍，從側翼夾擊三藩。所以康熙五月親政，六月就部署對台灣的“和平對話”，由此時康熙的重臣刑部尚書明珠親自主持，率領由興化知府慕天顏、都督季儉組成的使團，至台灣與鄭經會談。相比於第一次接觸，這次使團官員的官職更高，可謂是高規格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