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是一片積澱著厚重曆史文化的大地。
在這塊神奇而古老的大地上，從古至今，起伏聳立一座又一座閃爍迷人光澤的文化山峰。她層巒疊嶂，彰顯湖湘文化的曆史滄桑；她又以獨特的風光，凸現中華文明一段亮麗的景象。
一、瑰麗厚重的遠古文化
衡陽遠古為三苗故地。
從考古發掘和曆史典籍記載來看，衡陽的人文曆史長達6000年之久。早期的古越文化和楚文化是古老華夏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6000年前的華夏大地上，居住著許多民族。黃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居住著炎黃諸部落，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則主要是三苗族（或稱黎苗族）的居住地。《戰國策·魏策》記載：“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當然，對於這個衡山是否是現在的衡山還有所爭論。但是，在南方這塊遼闊的區域內，除了三苗族之外，還居住著許多其他尚不發達的民族卻是無疑的。如濮、巴、越族等。根據衡陽地區的考古出土文物和有關的古代文獻資料記載來看，衡陽地區在春秋時期應屬於越族居住區，其文化屬於古老的越文化。大概從戰國時代起，楚文化開始逐漸滲入和融合。戰國中期以來，楚文化則成為衡陽地區的主流文化。
《史記》載：“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按《索隱》說：“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荊。閩者，現夷之名。蠻亦稱越，……地在楚越界；古曰荊蠻。”所謂“太伯奔荊蠻”之事在殷末，說明在此之前楚越是相鄰的兩個民族，荊州大概就是楚越地界。荊北為楚，荊南為越。《漢書·地理誌》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中國著名民族史專家林惠祥先生在《中國民族史·百越係》中說：“越以百稱，明其族類之多。……百越所居之地甚廣，占中國東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諸省。……南越之地在今兩粵，北抵湖南長沙。”因此，衡陽地區很早就有古越族文化在此代代生息繁衍。他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祖先之一，也創造了自己光輝燦爛的文化。
據衡陽方誌記載，衡陽先祖術器為三苗族首領。術器與中原辛侯大戰，兵敗入衡，聚守雨母山。後術器為辛侯所斬，三苗族歸屬中原。堯禹之際，衡湘三苗族開始強盛，欲雪先祖之仇，又與禹戰，兵敗遷徙，一支東徙甌越，一支西徙黔滇，一支南徙嶺南，一支潛居衡湘塔山、陽明山，後改換族類，稱之為瑤。現今衡陽常寧塔山瑤族就保存了三苗先祖的古風。
衡陽地區在新石器時期就有古越族人民在這裏代代生息，他們像炎黃族一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祖先之一。現有的考古發掘表明，衡陽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有多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嶽彭家嶺遺址、衡陽縣金家嶺遺址、衡南縣蘿卜灘遺址、耒陽市高陂衝遺址和市郊周子頭遺址。彭家嶺遺址範圍約1萬平方米，文化堆積較厚，最厚處約1.3米，文化遺存分上下兩層，上層以印紋硬灰陶，下層以夾砂軟紅陶為主。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陶器製作已有一定的水平，工藝開始精細，並注意造型上的變化，引人注目的是紋飾的多樣化。紋飾以回紋、菱形紋、人字紋、波浪紋、輪紋、藍紋、方格紋、弦紋為主。造型的變化和紋飾的多樣化說明衡陽的先民具有原始的審美意識。正是他們這種有意識的勞動創造和審美追求，寫下了衡陽地區曆史文化最初的一筆。金家嶺遺址麵積約8000平方米，出土了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石斧、石锛、石刀、石鏃、礪石等，有的石器磨製比較精致。陶器雖為殘片，但器形較多，有鼎、盆、樽、罐、瓿、盤、碗、杯、豆等。從多樣化的器形來看，衡陽先民的生活用具已經多種多樣。從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時代文物看，衡陽境內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擺脫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野蠻生存狀態，開始進入族群定居、用火熟食的原始文明階段。在考古學界，通常認為印紋硬陶是古越文化的典型文物之一。目前衡陽地區已經確認為商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址有80多處。
衡陽地區也發現了許多越人的墓葬，一般來說墓製為狹長形土坑豎穴，無墓道，有腰坑。隨葬物品以青銅器為主，陶器較少，多為實用器物。其中青銅器又以兵器居多。一些較大的墓葬中也出土了銅鼎，但沒有規律，不受中原列鼎製度的限製。在衡陽市發現的春秋時期的墓葬，具有代表性的有：珠暉區五馬歸槽一帶發現的春秋戰國墓葬群，出土的陶器多為半月紋、方格紋、席紋和波浪紋，銅器有戈、矛、鏃、戟、駑機等，其中以矛居多；衡南縣保墟和發現的春秋中期的越人墓，隨葬的青銅器有鼎、戈、盉、矛、鏃、刀、斧、鉦等，其中以鼎居多；衡山縣霞流鄉發現的春秋末期的越人墓，出土的形器有蠶桑紋銅樽、盆形樽、鼎、刀、矛、笄、鏃、武士靴形鉞和玉蟬等。其中蠶桑紋樽和武士靴形鉞的形製奇特，圖案清晰，深刻反映了古代越人農桑和戰鬥的生活習俗；祁東小米山發現的春秋中期的越人墓，在腰坑中出土了矛、劍、斧、鉞、鏃、鏟等14件青銅器以及雲雷紋、方格紋、曲折紋等硬陶；珠暉區苗圃發現的春秋時期的墓葬群，出土的兵器有雙翼形鏃、扁莖劍、弧形斧等；耒陽市灶市所發掘的春秋早期墓葬群，隨葬物以青銅器為主，有扁莖短劍、長方弧形鏟、斷麵人形削、帶穿矛等。
衡陽是出土商周青銅器較多的地區之一。在衡陽市博物館收藏著一大批具有古代越人風格的青銅器，其中銅鉞18件，有雙肩、靴形、扇形等；越式短劍80餘件，特征為扁莖、無格、斜肩、身短，長度一般為20厘米左右；鼎6件。此外，青銅樂器在衡陽市出土也較多，在耒陽市、衡陽縣、衡南縣和衡陽市區均出土了西周銅鐃；在衡陽市區、衡南縣出土了西周銅缽；衡陽縣出土了青銅甬鍾。從上述考古出土文物來看，說明了衡陽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有著博大精深的曆史根基和燦爛的古越文化，這正是衡陽悠久的曆史文化形成的堅實基礎，也是衡陽作為文化曆史名城和湖湘文化發源地的根源所在。
新石器時代後期，在中原地區發生了一件影響後來中國曆史走向和文化變遷的大事。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發生了一場爭奪部族聯盟領導權的大戰。結果黃帝部落打敗了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被瓦解，多歸並黃帝部落，但炎帝部落南遷長江以南地區且有一支來到湖南，在此休養生息，並與當地部落相處相融。這也是中國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也是南北文化的大交融。從此炎帝代表的長江文化和黃帝代表的黃河文化的南北分支，在日後長期碰撞與交融中形成中華文明的基礎。有一種說法認為三苗族就是南遷的炎帝部落與南方的土著部落長期相處交融形成的。湖南在新石器後期為三苗之地，大體上反映了這一曆史變遷。從衡陽出土的新石器時期的文物來看，按考古分類，屬於龍山文化範疇，也說明炎黃時期的中原文化已與湖南本土文化有了初步的交融。
炎帝與黃帝，是中華民族公認的共同的祖先，炎帝與黃帝都與衡嶽大地有著久遠的淵源關係。
炎帝在位時，曾派兒子柱來耒山（今耒陽）製作耕地的工具——耒耜。由於耒耜的發明，我們的祖先告別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農業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炎帝又教民種植穀物，田土裏長出沉甸甸的穀穗，因名“嘉禾”，故衡陽南鄰有嘉禾縣（明崇禎十六年以神農所獲嘉禾之地禾倉堡而設縣，名嘉禾縣）。衡陽地區還有神農廟、先農殿，都是當地人民祭祀炎帝神農氏所建的祠廟。炎帝死後，他的陵墓建在衡陽近鄰的酃縣（今炎陵縣，清以前屬衡陽管轄）。在衡陽許多地方，至今還保存著許多有關炎帝的遺跡和傳說。
與炎帝並稱的黃帝，也在衡陽留下許多軼聞。黃帝有熊氏，又稱軒轅氏。黃帝最初劃分全國為九州、五嶽、四瀆、四鎮。《尚書》載黃帝曾巡狩南嶽。黃帝還在南嶽接受南方各個部落的朝拜。徐靈期在《衡山記》中有這樣記述：“昔黃帝受戒經於衡山南嶽。”黃帝元妃叫“嫘祖”。“嫘祖”是中國衣著文明的首創者和人文女祖。《衡湘稽古》載：“嫘祖從帝南遊，死於衡山，遂葬之。”今衡陽縣境內岣嶁山上有雷祖峰。峰原名“嫘祖”，“嫘”與“雷”同音，又稱雷祖峰。雷祖峰上有雷祖墓，又稱“先蠶塚”。《路史》載：“黃帝之妃西陵氏女曰嫘祖，以其始蠶，故又為先蠶。”《嫘祖聖地》碑載：“嫘祖首創種桑養蠶之法，抽絲編絹之術；諫諍黃帝，旨定農桑，法製衣裳；興嫁娶，尚禮儀，架宮室，奠國基，統一中原，弼政之功，沒世不忘，是以尊為先蠶。”嫘祖種桑養蠶，抽絲製衣，改變了我們祖先“著獸皮，衣樹葉”的原始形象，開創“衣”儀天下的文明時代，才有了“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文明時代。
炎帝與黃帝在衡陽留下的許多軼聞和傳說，雖然不能予以確切的考證，但足以說明衡陽的曆史延續著炎黃文化在湘南的傳承。
炎帝時代是一個綿延2000年的原始氏族社會。炎帝是“以火德王天下”，曆代都以炎帝配位南方，崇仰其為主管夏季農事之祖，“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漢書·魏相傳》），輔佐他的是火神祝融。相傳祝融在衡嶽保存了人類文明最初的火種。火是人類文明起源的最初象征。祝融是燧人氏的後代，名字叫黎。燧人氏發現了火，但不會保存火種。祝融帶領一個部落，遷徙到衡嶽，在南嶽山中狩獵，他們創造了保存火種的方法。黃帝打敗炎帝後，南巡到此，看到祝融用火的奇效，便封他為管火的“火正”。黃帝與蚩尤鏖戰，雙方僵持不下，難分勝負。黃帝想到祝融，便請他來助戰。祝融用火攻之法，幫助黃帝打敗了蚩尤，並把蚩尤殘部一直驅趕到黎山。黃帝率部經過祝融狩獵之地，黃帝問祝融這是什麼地方，祝融回答：這叫衡山。黃帝又問：為什麼叫衡山？祝融再答：此山橫亙雲夢與九嶷之間，像一杆秤，可以稱出天地輕重，所以叫衡山。黃帝欣賞祝融，便命他在衡嶽鎮守南方。由於祝融鎮守南方有功，以火施化，人丁興旺，五穀豐登。火為赤色，百姓尊他為赤帝。在他死後，百姓把他埋在衡嶽一座山峰，並命之為赤帝峰，並把南嶽主峰稱做祝融峰。
堯舜禹“三代”被曆代視為中華文明早期文明的輝煌時期。
自4000多年前的堯舜時代，衡陽成為堯帝、舜帝南巡的重要之地。堯舜作為中華道德文明的始祖，在以衡陽為中心的湖南地區留下許多閃光的足跡。傳說堯、舜二帝都曾南巡至衡嶽。據清李元度《南嶽誌》引《竹書記年》雲：“帝堯五年初，巡狩四嶽。”《通鑒·前編》說：“六年，帝舜巡四嶽，至衡山。”《書·舜典》載：“五載一巡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以上這些古籍都記載堯舜曾南巡來到衡嶽。這說明南嶽及衡陽地區在4000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就已成為九州矚目之地。在南嶽逶迤綿延的群峰中，還散布著許多舜帝的遺跡，紫蓋峰上的寶露壇，是舜帝置放瑪瑙甕之地，山中還有舜洞，峰下有溪，稱舜溪，溪口還有舜南巡時親手種植的古樟，稱舜樟。唐代詩人朱慶餘寫有《舜井詩》：“碧甃粼粼不記年，青蘿鎖在小山巔，向來下視千山水，疑是蒼梧萬裏天。”明代詩人李珣詠安上峰詩曰：“安上峰名豈浪垂，舜皇巡狩此棲遲。”
舜帝巡狩南嶽後，繼續南巡，崩於湘南九嶷山中。《史記》載：“舜帝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零陵為舜帝所葬之地，也是其名由來之始。2004年8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對寧遠九嶷山舜陵進行考古發掘，在九嶷山玉琯岩發現宋代祭祀舜帝的陵廟遺址，這是我國經考古發掘證實的始建年代最早的五帝陵廟，也是我國唯一有文獻可考的舜帝廟。這座宋代舜陵遺址，規模宏大，建築麵積達到3.2萬平方米。在宋代舜帝陵廟的建築基址下還發現了唐代舜帝陵廟的建築遺址；在唐代舜帝陵廟的建築遺址之下，還進一步發現了漢代建築遺址。這一重大考古發現，把對舜帝的祭祀追溯到漢代，也證實了《史記》中關於舜帝與九嶷山關係記載的真實性與可靠性。一個值得關注的曆史事實是，炎帝陵建在酃縣，酃縣在曆史上曾為衡州所轄，舜帝陵建在零陵，零陵為永州之地，永州與衡州相鄰。曆史見證了中華文明的人文始祖在古老的衡州大地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
相傳在堯舜時代，神州大地發了一次特大洪水。洪水到處泛濫，人民無法生活。舜帝憫民，命鯀治水。鯀用堵水的辦法治水，洪水泛濫之時，堤潰壩倒，百姓深受其害。舜帝嚴懲治水不力的鯀。舜帝得知鯀的兒子禹很有本事，就命禹繼續治水。禹接受任務後，不辭辛勞，調查洪水實況，尋找治水良策，後來他聽說南嶽高山之中，藏有一部金簡玉書，載有治水方策。禹便南下湖南，來到南嶽。他先登上祝融峰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峰，殺了自己的坐騎白馬祭祀天地，以表示自己治水的決心與誠意。當晚，他做了一個夢，夢中一位白發老者向他獻策，告之他金簡玉書藏在何處。第二天禹虔誠齋戒後，便登上一座白雲繚繞的山峰。隻見峰頂上矗立一塊巨石，禹喜出望外，掀開巨石，果然發現金簡玉書。禹尋得金簡玉書歸來，專心閱讀。原來書上主張用“疏”的辦法治水。禹如獲至寶，並把治水之策刻在石碑上，世稱神禹碑。禹獲治水之策後，趕回中原，帶領百姓疏通九條大河，讓小河之水流進大河，讓大河之水流進湖海，從此河水暢行無阻。禹花了13年工夫戰勝了洪水，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舜帝對大禹治水非常滿意，認為他有功於天下，造福於百姓，就把帝位禪讓給大禹。這則傳說帶著神話的色彩，雖不足信，但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我們祖先在宇宙洪荒中艱難的文明開拓的進程。因此，這樣的傳說，幾千年來一直在民間廣泛流傳。為了紀念大禹，南嶽百姓把禹殺白馬祭天之山命名白馬峰，取金簡玉書的山峰命名為金簡峰，藏金簡玉書的磐石叫做大禹石，還把禹治水的行跡刻成碑文豎在岣嶁峰上，稱之為禹王碑。唐代韓愈就聽說南嶽山中刻有神禹碑，他風塵仆仆來南嶽山中尋碑，寫下《岣嶁山神禹碑》一詩。徐靈期《衡山記》載：“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酈道元《水經注》載：“禹治洪水，白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這些史籍記錄了衡嶽大地曆史文化的幽遠和神奇。
正是衡陽大地積澱著深厚的曆史文化根基，才孕育和生長出絢麗多彩的文化奇葩。
二、炎帝與農耕文明的起源
炎帝是中國農耕文明的代表。炎帝死後，他的陵墓建在酃縣。酃縣為古代衡州所轄之地，在湘南這片神奇的大地上，深埋著人類農耕文明的最初火種。
湘南玉蟾岩遺址的重大發現，標誌著人類文明從此邁出革命性的第一步。
1993年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位於零陵的玉蟾岩洞穴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在發掘的遺存中發現了人類迄今為止最早的栽培水稻遺存和最原始的陶製品陶片。考古學界這一重要發現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和國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視。1995年10月，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玉蟾岩遺址進行第二次發掘，並再次發現世界上最早的穀殼遺存和最古老的原始陶片。玉蟾岩考古發掘表明，湘南是中國原始農耕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玉蟾岩遺址是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時期的文化遺存。在遺址文化堆積中，發掘了大量動植物化石，其中哺乳動物化石28種屬，禽類化石27種屬，植物果核40多種，石製品近千件，如此種類繁多的動植物化石及石製品與湘南地區先民的生產、生活及生存環境息息相關。玉蟾岩考古發掘最大的成果是發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稻穀和最原始的陶製品。據北京大學C12+實驗室對出土遺存進行質譜加速器C12+年代測定，遺存測定時間為距今12320—14810年；美國哈佛大學提供實驗室測定為11870—12230年。據此，玉蟾岩遺址的年代可以推定在距今12000年以前。中國農業大學專家對稻穀遺存進行電子顯微鏡分析，鑒定玉蟾岩出土稻穀是一種兼有野、秈、粳綜合特征的從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類型，定名為：“玉蟾岩古栽培稻”。
在距今12000年前，湘南就出現人類曆史上最原始的稻作農業，這說明人類第一次革命——農業革命就在湘南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拉開了序幕。日本學者安田喜憲在玉蟾岩考古發掘公布後撰文指出：“在約500萬年的人類曆史上，農業起源是僅次於人類誕生的重大事件。人類在499萬年之久的時間裏，沒有從事過農業，但在最後1萬年前突然開始有了農業。從此，人類的曆史發生了重大轉折……農業把人類帶向與499萬年曆史完全不同的方向。”這是日本學者1998年3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一個重要觀點。這個觀點提示在人類500萬年的緩慢進化曆史上，具有曆史性革命意義的轉折發生在1萬年前稻作農業的出現，人類從此從自然進化史邁向文明史的進程。而文明史的序幕又是在湘南這片孕育了農耕文化的土地上徐徐拉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