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船山同時代的顧炎武也強烈感受到這股無法抗拒的商品經濟發展的時代浪潮。他敏銳意識到商品經濟發展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異動景象：“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商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資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已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資爰有後，產自無恒。貿易紛紜，誅求刻覈。……迄今三十餘年，則複異矣。富者百一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既不能敵富者，少反可以製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天下郡國利病書》）
顧炎武描述的是明代晚期商品經濟發展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巨大衝擊和變化。數千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是“本富”為主的農耕社會，但從明中葉開始，以“末富”為表征的商品經濟開始打破傳統的自然經濟格局，並在明代晚期迅速發展，促動了社會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從明嘉靖(1521)的“稍異”到隆慶(1566)的“尤異”，再到萬曆(1571)的“複異”，時間不到半個世紀，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卻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脫離農耕生產從事商品經濟的人越來越多，商品經濟發展的麵越來越廣，靠商品經濟發家致富成為當時社會一大經濟奇觀。顧炎武還敏感意識到商品經濟發展所形成的“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他深刻揭示了“金令司天，錢神卓地”不可抗拒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
正是在這一商品經濟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異動的時代背景下，王船山以同樣敏銳的眼光意識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曆史之“勢”。
首先，船山清醒意識到商品經濟在明代中國勃然發展的大勢。他說：
“天地之奧區，田蠶所宜，流肥瀦聚，江海陸會所湊。河北之滑、濬，山東之青、濟，晉之平陽，秦之涇陽、三原，河南大梁、陳、睢、太康、東傅於穎，江北淮、揚、通、泰，江南三吳濱海之區，歙、休良賈移於衣冠，福、廣番舶之居僦，蜀都鹽、錦，建昌番市，麗江犛氈金碧所自產，邕、管、容、貴稻畜滯積，其他千戶之邑，極於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鄉焉。此蓋以流金粟，通貧弱之有無，田夫畦叟鹽鮭布褐、伏臘酒槳所自給也。……故大賈富民，國之司命也。”
——（《黃書·大正第六》
船山描述了當時中國商品經濟勃發的景象，從北方到南方，從東部至西部，“流金粟”，通貨物，商品交易、商業貿易空前活躍，傳統的自然經濟格局正在互通有無的商品經濟發展中發生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標誌就是“大賈富民”的出現。船山把以資本撬動經濟的“大賈富民”看做是“國之司命”，說明他已把商品經濟發展看做是國家經濟命脈所在。這是傳統經濟思想中卓爾不凡之見。“大賈富民”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商賈”自古就有，但“大賈富民”則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集中體現。從一定意義上講，“大賈富民”是資本的化身，是中國早期發展商品經濟的主要力量，他們借助資本和商品流通的力量，推動商品經濟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船山不僅看到國內商品流通的空前盛況，還看到了海外貿易的活躍程度，“福、廣番舶之居僦”。
船山生活在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隨著商品經濟的初始發展正成為明代中後期中國經濟社會一個顯著特點。這種新的經濟因素在全國範圍尤其是江南的出現，雖然在傳統自然經濟社會中還是勢單力弱，但它初顯勃發的生命力，以一種無法抗拒之勢蔓延全國。船山發現了這種曆史之勢，並以重商的眼光來審視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向。雖然像以往思想家一樣，在傳統的自然經濟社會中，船山經濟思想不可避免烙上重農的烙印，他也是主張農本的。不過，船山在明清之際中國經濟社會出現異動的曆史條件下，他看到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趨勢，他在重農的同時亦提出重商的主張。可以說船山經濟思想一個閃亮之處就是農商並重。
民以食為天，數千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是一個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封閉農耕社會。農可以說是立國之本。船山重視這個立國之本，但他超越之處就在於他看到了商品經濟發展是富國之道的曆史必然性，看到了金錢貨幣的巨大社會功用。他說：
“據地以拒敵，畫疆以自守，閉米粟絲枲布帛鹽茶於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術，而抑有害機優焉。夫可以出市於人者，必有餘於己者也。此之有餘，則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其所餘，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金錢，尤百貨之母，國之貧富所司也。物滯於內，則金錢拒於外，國用不贍，而耕桑織紝采山煮海之成勞，委積於無用，民日以貧；民貧而賦稅不給，盜賊內起，雖有餘者，不適於用，其困也必也。”
——（《讀通鑒論》卷二十七）
在這一大段論述中，船山闡述了這樣幾個基本觀點。一是發展經濟不能閉關自守，閉關自守是經濟發展的“自困之術”；二是“天下交相灌輸”通過商品貿易互通有無，自由貿易以此地之有餘補彼地之不足，搞活經濟，既是民生之需，又是裕國之道；三是強調金錢是“百貨之母”，是“國之貧富之所司”，看到了金錢（貨幣）作為商品經濟一般等價物的基本功用。船山的這些觀點無疑是對傳統的一種突破，反映了本土具有近代意義的經濟學的啟蒙要求。船山對發展商品經濟的重視反映了明清之際中國社會變革的一種曆史走向，表達了一種富國強民的社會願望。船山在分析商品經濟初始階段時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即以商品交易為基本特征，以貨幣為交易手段的商品經濟是“立國之資”，金錢“尤百為之所必需，以裕國而富民，舉在是乎！”（《讀通鑒論》卷二十七）從根本上說，船山是通過商品貿易把發展商品經濟放在“立國之資”的高度來認識的。船山看到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發展的曆史必然性和發展商品經濟對富國裕民的曆史重要性，所以他提出了一係列發展商品經濟的主張。一是主張打破地域經濟壁壘和行政限製，實現“天下交相灌輸”的自由貿易主張；二是提出“懲墨吏，紓富民”（《黃書·大正》），嚴辦那些盤剝商人和阻礙商品貿易的貪官汙吏，給予商人寬鬆的經商環境；三是重視金錢（貨幣）在商品交易中的重要作用；四是通過自由貿易和發展商品經濟實現“裕國富民”的根本目標。
畢竟船山是立足於傳統社會來認識商品經濟發展的。因此，他對商品經濟的認識帶有兩重性。這種兩重性又突出反映在他對商品經濟的代表“大賈富民”上。一方麵他認識到以商賈為代表的商品經濟發展給國家帶來了繁榮景象，所以要扶持商賈，發展商品經濟；另一麵商品經濟在傳統社會中畢竟還是“末”，不是“本”，本末不能到置。雖然船山看到發展商品經濟是“立國之資”，但畢竟不是“立國之本”，“立國之本”是“農”。況且過度重視商賈，容易造成賈富國貧，商富民貧，所以又要限製商賈，抑製商品經濟發展。他說：“國無貴人，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偷；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製其貴之擅；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讀通鑒論》卷二）船山對商賈認識的二重性，反映了他對商品經濟認識的局限，商品經濟從根本上說是以逐利為目的，商賈逐利這是商品經濟的本性所在。船山認識到商賈的這種本性。對於商賈而言，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對於不是商賈者尤其是“人主”和官吏、士大夫，他們像商賈一樣逐利天下，那就成了天下的大害，“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讀通鑒論》卷三）。
2．寬養“民力”——解放社會生產力
以民為本是船山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的基本出發點。經濟思想中的以民為本，就是民生為本。船山對民生的重視，滲透著深深的人文關懷，既內蘊著孟子以來優良的民本傳統，又突出一種時代的新意。這種時代新意就是通過寬養“民力”去解決民生問題，實現“富國裕民”。船山所講的“民力”不是單個的勞動力，而是一種社會生產力。船山認為讓百姓豐衣足食，讓國家安康富強，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裕民力”，通過充足和解放勞動力來發展社會生產力。船山在言及人君“仁政”天下時，談到了“養民”之道。養民裕國是船山民本思想中一個重要內容。船山把養民之道看做是仁政的基本原則。他說：“人君愛養斯民之道有三：一曰製恒產，二曰裕民力，三曰修荒政。修荒政之術，以發倉廩、節食用為先，然而一時之權耳。若民力已裕，則民自有餘而無待上之賑救。至於製恒產，而因使有恒心，則民力已裕之後，方可徐定其規劃。規劃定則王業成，人順於下，天佑於上，綏萬邦而屢豐年，效必有至者。故王政以裕民為先務，而在政散民離之後，則不得已而用救荒之策，以解一時之困而徐圖之。”（《四書訓義》卷二十五）
養民之道是船山經濟思想的核心。如何養民，有三條具體辦法。一是讓百姓有一定數量的家庭財產和勞動收入（製恒產）；二是充足社會勞動力，加快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裕民力）；三是治理荒廢的國家政治，用“救荒之策”以解“政散民離”之急。在“養民之道”的三種途徑中，“修荒政”的“救策之策”隻能解決民生的“一時之困”，而無法求得社會長治久安。國家的長治久安隻有在“富國裕民”中實現。“裕民”則是“富國”的根本，“裕民”又是通過“裕民力”來實現的。
船山的養民之道是在闡發孟子思想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發展的。船山在“養民之道”途徑選擇中，更看重“裕民力”。這個民力，不隻是單個的勞動力，而是農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農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取決於“民力”的充足，“民力”不強，社會生產就落後；這樣就把一農一戶的生產擴展到社會生產領域，認為隻有整個農耕社會生產力發展了，家國才能安定富強，所以船山強調“王政以裕民為先務”。在這裏，船山以一種曆史辯證的目光，深刻意識到解放生產力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這一點以往思想家是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