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侯就記得老柳，他清臒的麵容，瘦高的個子，就象枯柳一樣無神。基本無話，平常幹活總是腳踏實地，臉上沒有笑容，也沒有憂愁。生產隊裏幹活，他總是挑最髒最累的活幹，晚上記工分，他也隻是去說一聲。記得隊裏開會，他總是腰彎的最低，頭也低的最低，坐在最暗處，跟個影子樣無聲無息。隊長說話聲一大，他馬上畢恭畢敬的站起來。大家都笑他，後來大家習慣了，也就不笑他了。我們小孩子都感覺他是個怪人。因為小孩子的好奇心，總是想捉弄一下自己感覺奇怪的事物或者說人，我們幾個小孩子有一天晚上就想去捉弄他。我們的計劃被我母親知道了，她告訴了我們幾個孩子的家長，我們幾個小孩子晚上都被大人狠狠地修理了一頓，特別是起頭的，簡直被揍了半死。我們得到一句話，不準欺負老實人。特別是老柳這樣的人。
年紀稍大一點，母親才告訴我，老柳原來是北京某大學的年青教師，五七年由於年青未婚妻的揭發，被打成了右派，被勞動改造送到我們村的。他本來是國家幹部身份，有工資的。可後來由於形勢的變化，他被迫把工資交到我們隊裏換工分。但是大家都照顧他。剛開始村裏還感覺占他的便宜，對他謙恭一點，後來由於某種原因階級鬥爭越來越緊，天天鬥地富反壞右，慢慢大家也就習慣了，也開始對他喝五喝六了。比如有個工具遠一點，有的人就會命令他去拿，他也馬上去給別人拿來。有時小孩子也吆喝他，他也乖乖地聽。他來到我們村已經十多年。
看來回北京無望，他也就在我們那裏找了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村姑娘結了婚。當時給他介紹女人時，他要求長相一般，老實木訥就可以了。別的毫無它求。後來人問姑娘，老柳人如何，答說好。隻有一樣不好，又粗又長，太惡了，讓人簡直受不了，夜夜不讓睡好覺，一下到天亮。說得其它女人好羨慕。好多農村婦女上地幹活時就把盤問老柳媳婦晚上的營生當作一場大遊戲玩。
那時，我們隊裏經常組織男人們到山裏割草漚肥。那樣的話，隊裏中午有一頓公飯，老柳總是去的最晚，他隻是能喝點湯。晚上大家都睡到一個大破窯洞裏。有一晚，我拉肚子，一醒來嚇了一跳，有打呼嚕的，地動山搖，有咬牙的，有磨牙的，有罵人的，有唱戲的，還有的罵書記村長的，有吆喝糧食不夠吃的，有吆喝老婆晚上光惡整他的，讓人啼笑皆非，簡直就象一個群魔亂舞的戲班子。原來這些莊稼漢睡著後這麼不安生，他們讓我好奇心大生，也睡不著覺了，想認真看看這個戲還有什麼精彩之處。但我很快又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原來是外語。我循著聲音找過去，原來是老柳。聲音極其響亮，鏗鏘有力，有時還有旋律的感覺，很好聽的語言。第二天，我把這在個發現告訴了生產隊長，生產隊長沉思了一會兒說：你不要告訴任何人，你要敢告訴人，小心你的狗腿。生產隊長說這話時，惡狠狠的，從來沒有見過他這麼陰沉的臉。
天晚時，生產隊長讓老柳和我睡到另一個小窯洞裏。和老柳睡了幾天，我發現他的夢話是有規律的，晚上半夜多開始，天亮時結束，每天準時開始，準時結束。聲音極其響亮，和在課堂上完全一樣。好象是講課，又好象是辯論，但說的完全是俄語。我聽人說他大學學的是俄語，所以判斷他說的是俄語。我聽別人說過，有的人說夢話外人是可以插話的，還可以和他對話。我壯著膽子，突然問了他一個二元方程的數學題，說起來真是奇怪，我為什麼會問這道數學題呢。現在想來當時我的數學不好，不會解數學方程也是我的一塊心病。我一問：他忽然回答了，用的是標準的普通話，完全是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原來他的說話這麼好聽。
並且他還說了一句：二元方程解決不了的問題，就用三元方程解決。以此類推，在低一層次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到高一層上去解決，或者到更低一個層次去解決問題。這是一個哲學方法。錢學森的控製論中就有這樣的觀點。馬上又開始說他的俄語了。為什麼我到現在還記得這段話，因為我那時小記憶力好，再者當時錢學森大名鼎鼎。所以到現在還記得，雖然到現在也沒有理解這段話的意思。
後來關於老柳晚上說俄語的事還是被下放到我們這兒的知青知道了，他們非說老柳說的是反革命的語言，再者當時正中蘇交惡，你說什麼俄語，不是反革命是什麼？村裏的老百姓說，他這不是夢話嗎？那幾個生瓜蛋知青說，夢裏還說俄語，更說明此人的反動至極，說不定是個蘇修特務。村裏老百姓真想揍這幾個知青一頓，說起知青，幹活不行，糟蹋農村小姑娘有一整套。還占村民們的糧食，大家狠的牙癢癢的。沒有辦法，隻好讓當時縣的高中俄語老師晚上和老柳住一起，看老柳晚上到底有什麼反動言論。結果第二天那個縣裏的老師說他也沒聽懂，原來昨天晚上他又改說英語了。後來又讓老柳到洛陽去，和洛陽的一位英語一位俄語的老師三個共同住在一起，聽聽他到底說的什麼？老柳和那洛陽兩位外語老師住了一個星期，洛陽兩位外語老師說：確實他是晚上一點準時開始，早上五點鍾結束，整整五個小時，他有時用英語有時用俄語講課。有時講的是大學的哲學課。有時是高等數學課。有時是外國文學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