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羨頓了頓，回道：“家中有藏魏樂府集，泰半為魏三祖所賦，《對酒》僅此一首，乃魏武言王治太平之作。”
所謂魏三祖，指的是曹操、曹丕、曹叡三人。
王琅第一次在宗學裏聽到這種說法時十分詫異，旁敲側擊打聽了一番，才知道在晉人的主流看法中，魏文帝曹丕的文學成就相對較高，能論入中品，曹操、曹叡次之，並在下品，談論起來常常將三人共提。至於後世與父兄同列三曹的陳思王曹植獨占一檔，受到晉人特別推崇，列入上品、仙品。謝靈運所謂“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鬥”的看法並非標新立異，而是兩晉南朝的公論。
荀家作為曹魏舊臣，藏有曹魏樂府詩集並不奇怪，然而曹操這首《對酒》在晉代算不上名篇，流傳度遠不如他直抒胸臆的《短歌行》，王琅本人也僅僅是因為過目不忘才記得全詩。問荀羨是否知道歌辭為何人所作，更多是看他的思維是否敏捷——什麼人能在對酒時吟唱起王道治世澤被蒼生？要麼是臣子獻給晉武帝奉承太康之治，如《晉世寧舞》辭；要麼是執政者自己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範圍不廣，賭一把即可。
荀羨能說出詩的內容，並斷言魏樂府中《對酒》僅此一首，證明他對這首流傳不廣的樂府詩有特殊關注。
畢竟是荀彧的後人，對那段曾經風雲際會傾心信任，最終慘淡收場的結局不耿耿於懷是不可能的……
王琅的思路飄忽了一瞬，便聽少年問道：“阿姊讓人查那名樂伎，是那戶人家並非僑族？”
這倒被他猜對了。
王琅點點頭：“他家是魏氏旁支，養了不少海船，孫吳之際最遠去過夷洲，北上遼東也有海路可通。伎人難得渡江，或許有些來曆，若不是，無非白跑一趟，不費什麼功夫。”
北方變數太多，王琅目前以收集情報為主，不願與人多談，於是兩人又說回曹操。
在《對酒》中，曹操以簡明扼要的筆墨描繪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對於統治層，君王要賢明，佐臣要忠良；諸侯官吏都能愛護百姓，提拔幹練明理之人，貶黜昏庸不力之人，依情節輕重處罰罪犯。對於普通百姓，應當不被官吏上門催擾，人人禮讓，不陷入訴訟糾紛；耕種所得足以抵禦災年，年老力衰時能夠休息。最終，整個社會達到路不拾遺，罪惡消失，人人得以壽終正寢，甚至惠及草木昆蟲的大同境界。[2]
按荀羨的理解，曹操格局恢弘開闊，試圖將恩惠推及到黎民百姓，這是他凝聚佐臣，奠定霸業的基石。
如何培養君王、諸侯、官吏的賢明仁愛之心，曹操避而不談，因為這些在瞬息萬變的亂世沒有空暇去培養。而嚴刑峻法，賞罰分明這些法家看重的舉措能培養出執行力強的官吏，實現他的規劃。
君臣嚴格的尊卑界限，自私自利的人性，曹操也避而不談，反而拾起墨家“兼愛”、“尚同”的理論，強調要一視同仁，不能根據自己的親疏遠近分配，實現更大範圍的公平。
正因為他試圖維護廣大黎民的利益，他才能得到最多人的支持，擊敗家世、聲望遠勝於自己的對手，統一北方。
按荀子“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的標準，盡管他的施政方針靠近法家、墨家，卻在諸侯中於實質上最接近王治。
王琅輕飄飄拋出一個質疑：“若以民富論，魏武治下百姓遠不如劉景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