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棟材打聽到了重要的情報，乾隆皇帝的寵臣和珅正在組建翻譯團隊。
翻譯團隊是清一色的西方傳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dAlmeida，1728～1805）、安國寧（AndrRodriguez，1729～1796）、潘廷璋（JosephPanzi，1733～1821）、德天賜（PeterAddat，1755?～1822）、賀清泰（LouisdePoirot，1735～1814）、巴茂正（JosephPairs，1738～1804）和羅廣祥（NicholasJoesphRaux，1754～1801）。後三位均為法國人，其中賀清泰繼朗世寧後，成為乾隆皇帝的禦用宮廷畫師。
梁棟材拿到大清帝國翻譯團隊名單得益於他的法國老鄉羅廣祥。
1783年12月17日，法國遣使會總會神學教授羅廣祥接到了羅馬教廷傳信部的任命，成為法國在華傳教區的長上。法國海軍部很快就給羅廣祥開具了通行證。1784年，羅廣祥到達廣州，1785年4月29日到達北京，1785年5月正式就職，並當選為清朝欽天監的成員。年輕的羅廣祥讓年長的梁棟材感到很驚訝，自己辛辛苦苦混在西洋樂隊裏吹拉彈唱混了十多年，反而還沒有羅廣祥混得好，人家都一步登天了。
羅廣祥到北京遇到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當時已經31歲的羅廣祥卻在短短的五個月時間內，學會了歐洲人最為頭疼的漢語，還學會了大清帝國的官方語言滿語。大概花了不到一年時間，羅廣祥編寫了一部滿語語法書籍，於1787年寄給了法國海軍部大臣和法國駐廣州的代表漢學家德經（deGuignes）。後來又花了一年時間編寫了一部兩冊的韃靼語《滿族語詞典》，第一冊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被英格蘭人掠去並收藏在英倫皇家，第二冊輾轉到巴黎後又交給了漢學家雷慕沙（AbelRémusat）。
語言上的天賦讓羅廣祥在欽天監跟中國官員溝通地很愉快，他自然也就成為中國官員府上的貴賓。羅廣祥沒有忘記自己離開法國海軍部時接到的密令。在1785年～1787年間，羅廣祥每年都向法國海軍部寄去年度報告。報告非常詳細，包括旱澇災害、饑荒、北固使節、俄羅斯商隊等。羅廣祥的報告為路易十六評估遠東勢力提供了一手材料。尤其是1787年，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跟安南親王阮福映簽訂條約，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安南西山政權並沒有向乾隆皇帝朝貢，甚至乾隆皇帝還派出遠征軍，跟西山政權作戰。
羅廣祥為法國海軍部收集情報的背後，還有大批原耶穌會士當線人。1700年，在華法國耶穌會傳教區取得羅馬教廷認可，打破以往僅有一個葡萄牙傳教區的局麵。可是到了1773年7月21日，羅馬教宗克萊門十四世頒布敕諭，宣布取締耶穌會，在東方的傳教活動由法國遣使會接手。羅馬教廷事實上是要通過遣使會之手接收耶穌會遺產。羅廣祥到了北京，並沒有像接收大員那樣趾高氣揚，反而向耶穌會士派發400兩白銀的年金，還在修院中為每名耶穌會士單獨留一片空間，供他們自由地居住和生活。羅廣祥的舉動令耶穌會士感激涕零，自然也死心塌地為他收集情報。
梁棟材年紀比羅廣祥大，是老耶穌會傳教士，一直在圓明園西洋樓當南郭先生。當羅馬教廷取消耶穌會後，梁棟材因為有蔣友仁的庇護，在北京城的日子還算逍遙。羅廣祥來到後，梁棟材跟其他耶穌會傳教士一樣擔心這位接收大員沒收自己在北京的財產。尤其是乾隆皇帝的寵妃容妃在1785年生病後，西洋樓上鼓樂聲絕，梁棟材隨時麵臨失業的威脅。梁棟材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羅廣祥不僅給他400兩白銀的年金，還要任命梁棟材為廣州司庫。
為了擺脫葡萄牙保教權的束縛，羅廣祥想在廣州設立一位司庫，負責法國傳教區與大清帝國的交涉，從而可以避開澳門葡萄牙市政廳的幹預。羅廣祥對梁棟材進行了一番考察後，認為這位耶穌會傳教士堪當大任，就找到梁棟材，告訴他自己的想法。當時羅廣祥在欽天監人緣還不錯，他疏通關係，努力地遊說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慢慢地想起了那個送西洋玩意兒的西洋樂師，加上羅廣祥在天文方麵頗有名聲，就答應了羅廣祥的請求。
當時正處在失業邊緣的梁棟材猶如抓到了一根兒救命稻草，梁棟材意識到，英格蘭國王喬治三世跟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簽署了《凡爾賽公約》，兩個國家現在不打仗，那麼發展貿易成為必然。他帶著羅廣祥的任命，梁棟材馬不停蹄地到廣州上任。1787年，路易十六甚至三番五次跑到法國東印度公司總部去視察工作，給公司董事會以及員工加油鼓勁，當年破天荒地有3艘商船開到廣州黃埔港，兩艘開到澳門。大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有32艘商船到黃埔港，英格蘭人馬上意識到法國人要利用合約爭取發展經濟的時間，梁棟材到廣州更讓英格蘭人意識到法國人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