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期，我一度失去了“單位”，形勢危急，十分的苦。今天的青年人聽了——那又有什麼！不怕沒“單位”，就怕沒本事！“單位”不合適，還可以辭去了另找！今天的個體戶不都是沒“單位”麼？下崗的人不也沒“單位”麼？
那年月可不是這樣。每個城市居民都要同時受到兩層管轄。一層是戶籍，就是你住在哪裏。得讓管“片”的民警承認和管理你。二是要有自己的“單位”。學生要有學校，在校學生有病可以休學，千萬不能退學，一退就沒“單位”了，一沒“單位”就沒“合法身分”了，以後再想求學求職就難了。
那時，我就碰上這倒黴的第二條。1960年我高中畢業，挺好的成績卻隻考上北京工農師範學院中文係，屬二類學校，但總算是四年製。這個學校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一切白手起家，簡陋之極，我很不高興。剛上沒幾個月，就趕上院係調整，學院就動員一批身體不太好的同學休學，其中有我，因為體檢表上注明中學時代有心髒病，體育免休。我沒猶豫，休就休吧。心想正可以準備一下功課，明年另考一個好大學。第二年，休學期滿，學院已並入北京師範學院，後者則動員我退學。父親找到學院去問——是不是因為雙親被打為右派的緣故。回答否，隻說院係調整，學生名額多了，一定要減。校方還舉例說，和我同班有一個病歪歪的幹部子弟（女生），同樣也得退學。父親沒話，回來了。我本來也不太“在意”這學校，就辦了退學手續。可後來沒多久，學院就又把那女生“請”回去了。用今天的眼光看這一幕，她完全就是一個“托兒”。
且隻說我。一回家。表麵上再沒人管我了，可實際不然，民警會時不時進家找我“談話”。當然，態度是客氣的，隻是問問平時的生活安排，並不問我對未來的工作設想。那年月找工作很難，如果街道上分配到去某工廠的名額，那真像一塊香餑餑，多少人爭啊搶的。最後，也隻有那些出身好而家裏又窮得揭不開鍋的青年，才輪得上入選。
對此，我則不屑一顧。對於前途，我是既堅定又茫然。說堅定，則一定要於“文化工作”；至於到底幹什麼，則又心中無數。沈從文伯伯是我們家的常客，他對我父母說：“弟弟（他總這麼稱呼我，我父母也這麼稱呼他的兒子）應該抓緊年輕的時候多學些文化，否則年紀一大，就記不住了。”於是，我一度全麵開花——詩詞、國畫、京劇……什麼都來，到處“拜師”。搞了一段，心裏也沒了主意，父母遂又問計於沈。
沈對我父母說，“問問弟弟，願不願意跟我學文物研究？”
可文物的範疇也太寬泛了。
“那麼，不妨從青銅器的欣賞和鑒定人手，就先看一些這類書吧。”沈開列了一長串書籍名單，有鉛印的，也有善本的。沈還向我父母說，“弟弟古文不錯，能看沒有標點的古書；聽得懂我的湘西話，看得懂我的毛筆字。如果要幹，就要趁早，趁我現在還有挑選助手的權利……”於是，我拿著這份兒書單，每天騎車到北海旁邊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一去就是兩個半天，因為中午回家吃飯。把書包存在門口，隻帶筆記本和一個喝水杯子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