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的女兒從學校圖書館中給我借回這部書，英漢對照，上下兩本，根據莎士比亞20個戲劇故事改編的散文。我打開到英語部分反複“相麵”——是嗎？不錯，它就是！但當年不叫這個名字，且翻譯者不是我所熟悉的蕭乾伯伯。蕭譯於解放初期，此前它還有幾個譯本，名字都很怪，有的叫《澥外奇譚》，有的叫《吟邊燕語》，然而我在60年代初期讀的，隻有英語部分，漢語書名被稱作《莎氏樂府》。
它的文字比較古典，句子往往很長，時常要由五六個分句和一個主句組成。主句短小，不顯眼，喜歡隱藏在某個角落，你不留意還真找不到它。分句則又長又漂亮，詞彙比較古雅，用老辭典才找得著。文法更是複雜，繞來繞去，讓讀者摸不著頭腦。我已不記得是從哪兒搜羅出來，一看就滿心歡喜，於是試讀了一兩篇。發現難度頗大，便帶著它去找我的英文老師張友鬆先生。
張先生是老資格的英語翻譯，好像和曹靖華同輩。他主要翻譯馬克?吐溫的作品，1957年獲罪，被戴上右派帽子。他原先是“有”工作的，但經過了1957年，不知怎的就沒了工作——不知是自己辭去的呢，還是被組織上開除的呢？反正從我認識他的時候起，他就成了專業翻譯當中的單幹戶。反右之後，不允許他用原來的名字翻譯書了，幾經商量，他便有了一個筆名“常健”。他曾經要求恢複他的公職，但一直被擱置，於是他每翻譯出一部書，便拿一筆稿費。他和他不工作的太太就靠這活著。在60年代前期，國家的外文翻譯任務就少，哪兒就輪到了要他去翻譯？再說，即使讓他翻了，即使書也出了，稿費的發放也要過些時日，哪裏能今天出書明天就支稿費？可他和太太都要吃飯啊！他為此常常發脾氣，時常為發稿費的問題和社裏吵架。要是一般人還好說，可他是右派，居然也脾氣挺大，結果弄得社裏挺煩他。他總和周圍的關係搞不好。他說他想搞好，但總是沒搞好。
他和我父母很熟，什麼時候熟的和怎麼熟的我都不曉得，但讓我在學戲之餘還學英文，是母親的主意。她說：“多學點沒壞處。我當初來北京上大學，就學的是英語。後來搞新聞去了，雖說基本上放下了，可遇到偶然情況，比如抗戰中去張家口，是和幾個美國記者一塊乘坐美國軍用飛機去的。機艙挺小，裝不了幾個人兒，我就在機艙中用英語和他們對話。他們很驚奇，驚奇中國記者也能會英語，於是很佩服我也很敬重我。”
我說：“學京劇還學英語於什麼？難道要用英語唱戲？”
“出國唱戲時，會點英語總沒壞處。”
“我還不知道到哪兒幹京劇呢！”
“先別管到哪兒幹，乘現在年輕先學著，沒壞處。等老了，想學也學不動了。”
“……”
盡管我始終“保留意見”，但避親就一意孤行起來，她去到西城缸瓦市找到張先生，要他每周教我三次英語。他們是熟人兒，一說就妥。
第一次登門，是母親陪我去的。自第二次開始，我就獨往獨行了。張家住在缸瓦市以東的一條胡同裏，張先生住的是三間北房。張家就老兩口。張的書桌上有一個傾斜的木板，那上邊是他的稿紙譯稿，木板旁邊是幾部攤開的大辭典，他隨時用得著。圖個方便，一伸手就“夠得著”。他教我是在飯桌邊，教材都是他選的通俗故事。本來我建議用《北京周報》，他不同意：“太政治化，英國人平時哪兒用得著。再說，都是中國式的英文。”他不教我會話，而著重在筆譯。“我是翻譯，我的會活就不好，你學英文不會是當口譯，學點筆譯，無論用不用，總沒壞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