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伊曼努爾.康德
康德是人類曆史上少有的哲學巨人。你可能不知道哲學，但不能不知道康德；你可能不關心人類思想的發展進程，但不能不對這位偉大的思想家表示朦朧的敬意。
康德在哲學史上的地位，不憑借任何外部的原因，例如不憑借政治原因，也不憑借任何一種運動，康德沒有運動。康德在人類思想史上的巨人地位，全憑他的哲學著作和思想成就。
康德的巨人地位，經受住了250餘年的風風雨雨的考驗。大約任何一個曆史人物，都有他特別受歡迎的時代，也有受人冷落的時代，有被人高度重視的時代，也有被人輕忽貶損的時代。但無論那個時代，康德作為一名極其重要的大思想家大哲學家，者5不曾在質點上改變自己的這種地位。康德哲學的擁戴者，毫不猶豫地稱其為西方近代史乃至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而他的反對者，也沒有辦法無視他的存在。他們盡可以寫出成千上萬篇文章去分析他，批判他，卻不能閉著眼睛不去管他——你不管他，他也存在。那些重要的哲學史家，更是毫無例外，總要給康德開辟專門章節，對他的思想詳加評述。即使其中一些並不很讚賞康德的哲學史家，如羅素，也不能不承認他在哲學史上確實非常重要。
康德哲學在他的重要著作發表後的兩個半世紀以來，確實招來數不清的爭論與批評。然而曆史作證，那些不能引起批評和爭議的著作，必定是些平庸之作，而永遠都不能引起批評和爭議的著作，其價值幾等於零。康德哲學不但引來劇烈的批評和爭議，而且他的思想經受住了這些批評和爭議，人言物議，無損手公。你喜歡爭論，盡管爭論，但爭來爭去，卻很難得出一個大家都認可的結論。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爭議的雙方並沒有完全弄懂康德。你喜歡批評，也盡管批評，但再多的批評隻能加深對康德的認識，卻不能動搖他的地位。這又說明什麼呢？說明康德哲學大於或高於這些批評。你盡可以在一個又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指出康德的錯誤，這一點錯了，那一點也錯了，還有一點又大錯特錯了。然而，他盡管有100個錯誤，他依然是一個偉人，他仿佛打了敗仗的拿破侖，又仿佛被割去首級的關夫子。他雖敗猶榮，雖死猶榮。為什麼？因為康德大於錯誤，其中有些錯誤正是偉大人格的證明。
作為一代思想偉人，康德是幸運的。他的好處是沒有浪費這種幸運，而是充分利用了這種曆史幸運。他在人類思想發展到一個需要重新構建和綜合的曆史關頭，便當仁不讓，承擔起了這一光榮而獨特的曆史責任——他是他的時代思想的偉大綜合者和新的曆史紀元的開拓者。
康德之前，西方近代哲學經過3個多世紀的努力，已經取得一個又一個重大曆史性成就。但這些成就卻是分道而來，分標共進的。17世紀以來，最為重要的西方哲學家，已然兵分4路，且各自開辟一塊前人未曾企及的新天地，在曆史發展的時空範圍內，他們確實也取得了無愧於時代的曆史成就。這4路“人馬”是：
以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為代表的英國經驗主義；
以笛卡爾為主要代表的法國哲學思想；
以盧梭為主要標誌的法國啟蒙思想——雖然盧梭並非法國啟蒙思想家中的正宗代表，但他的思想卻最具影響力和傳播力；
以萊布尼茨及沃爾夫為代表的德國哲學傳統。
其中尤以笛卡爾和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對其影響更大。
毫不誇張地說，這4路“人馬”的代表人物，個個都是身手不凡且對人類思想史作出巨大貢獻的豪傑之士。但他們各成一係，很難通融。到了康德時代，這些思想——就其現實意義而言，仿佛個個成了強弩之末，一個一個進入死胡同。於是康德出來，他要對這些巨人的思想予以總結與綜合。他要把他們的最根本最有影響的思想，予以批評、分析，然後給他們一個新的曆史位置。而他自己的哲學，便在這基礎上構建起來。實在說，能在偉人之後創造出無愧於偉人的業績，已經極不尋常，況且在一群偉人之後，創造出一個能夠吸收、篩選、容納他們思想的哲學體係，顯然更不尋常。仿佛梁山泊108位英雄好漢聚義，正因為個個都是英雄好漢，想坐第一把金交椅，沒點“絕話”怎麼行？
康德是笛卡爾哲學、經驗主義哲學、萊布尼茨哲學和法國啟蒙思想的總結者。而且他的總結，並非如寫哲學史一樣，隻管以史為本，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的獨到之處，是打碎前人的體係，確立新的體係，找出他們的不足，予以新的闡釋。以此而言，康德既是17世紀以來歐洲哲學的偉大綜合者，他的思想又遠遠超出綜合者的範疇——他是在新的基礎上新的哲學紀元的奠基人。
康德是新的哲學體係的確立者，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開拓者。雖然開拓者還不等於完成者，然而他的成就並不低於那些繼承和發展了他的哲學的人。因為他提出了前人所未能提出的重大曆史課題。對科學而言，在很多情況下，提出問題往往比回答問題更有價值，何況對康德提出的問題，雖然後來人成百上千次地宣告說：已經解決了，但過不了多大時間，就會發現，這些問題並沒有解決：或者有人對其答案又提出新的問題，或者有人又提出了新的答案。比如康德哲學中的“自在之物”，那些自認為比康德更出色的哲學家，他們解決了嗎？我們這些生活在20與21世紀之交的大智大慧的現代人解決了嗎？雖然康德對“自在之物”也沒有能做出令人人滿意的解釋。但“自在之物”之為物，究竟如何，卻不是任何一個智者可以輕鬆予以闡釋的。不要說“自在之物”，即使比這個問題更小的問題，例如現代物理學遇到的“黑洞”問題，物質的屬性問題，生命的奧秘問題以及令許多人感興趣的外星人問題，都不是用經典力學式的方式可以解答的。又如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定律。“二律背反”即悖論。中國禪宗中也有許多悖論，因為它有這許多“悖論”，所以禪學才具有那麼大的文化和思辯魅力。而康德的“二律背反”，顯然是比禪學悖論更具哲學品位的理論命題。這個且不細論，即使對人的認識能力的認識，即康德批判哲學中的理性批判，現代人類同樣沒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果。人類的認識能力究竟有多大潛力，它到底有沒有極限，人類能否達到它的認識極限？相應的，人的認識能力的開發有沒有一定的限度，而客觀世界的範疇是否同樣有一個極限的邊緣？如果說人的認識不能達到極限，那麼，人類對自己能力的把握就永遠處在不完善的地步。如果說人的認識可以達到極限，那麼人的認識能力也就有了一定的開發限度，換句話說，它在達到一定程度上就不可能再發展了。達到極限的認識，顯然是形而上學的，形而上學吾所不取；不能發展的觀點顯然又是違背進化論的，違背進化論的觀點亦為吾所不取，那麼，這問題究竟有沒有答案呢？這其實是一個久議而未決之題。正因為它是一個久議而未決之題，所以諸如對人體的研究，對人的智能的研究，對人的情感的研究，以及中國的氣功，印度的瑜伽，才有那樣的魔力。我們不能說這些魔力全然出於迷信，也不能說對這些具有非凡魅力的課題，已經有了完全自覺的認識。這些迄今尚未得到解決的問題，康德夫子自然也未能解決。但哥德巴赫提出了猜想，盡管他未能證明它，這猜想本身已經具備了超凡的價值。
康德作為西方近代哲學史上的哲學巨人，另一重大貢獻，是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係。哲學體係，何時不有，何人不能？但至少在他的時代，他的哲學體係是最有概括力，也是內涵最為豐富的。康德有幸，上承西方近代哲學的幾乎所有主要流派；康德有智，他使自己的體係可以吸收容納這些流派的主要思想，至少可以用他的方法對這些流派作出言之成理的分析的批評。在他之前，實在沒有哪一位哲學人物可以創造出他那樣的思想體係。與他的哲學體係相比，笛卡爾的體係是分裂的，一半屬於形而上學範疇，一半屬於物理學範疇。“我思故我在”固然是具有重大哲學價值的思維方式，但其處在神學與科學的對立之間，有些處境尷尬，又有些無能為力。洛克哲學隻是他全部學說的一個分支，他並非不重視哲學，而是沒有大陸哲學那樣的最高層次上的體係追求。貝克萊哲學雖有體係，但無法將他的體係貫徹到底——因為他不但是一位哲學家，而且是一位教士。盧梭則幹脆對本體論和方法論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興趣。萊布尼茨的哲學堪稱博大精深，但他沒有來得及或沒有力求將他的全部理念整合到一個嚴謹的理論體係之內。而他對世界本體得出的原子論或先驗論式的結論，又不免失之武斷。唯有休謨，將遠自培根或可以說自洛克以來的經驗主義哲學推向了極致。然而，推向極致又近乎進了死胡同。他固然是英國經驗主義的極端發展者，卻又沒有能力使他的哲學在新的基礎上，獲得更多的認識自由或獲得更大的涵容能力或概括能力。從總體上看，康德以前的近代哲學體係——如果他們有一個自覺的體係的話，這個體係也顯得身單力薄，弱不禁風，甚或有些神秘氣息。唯有康德，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之上，以新的思維方式，對這一些予以整合、重建。他一心把這些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對抗的內容，涵容在他的龐大縝密的哲學體係之內。雖然他的這些努力，在後來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家看來不免有些白費氣力，而從西方近代哲學的發展邏輯來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順理成章而又無可逾越的必然環節。康德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並不把這個環節看成一個結局，而是在應該留有餘地的地方便留下了餘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康德所以取得這樣的哲學成就，有主、客觀方麵的諸多原因。
從客觀方麵看，有他的時代為他準備的必要曆史條件，有前人經過數百年努力取得的哲學成績，又有德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環境作為他活動的曆史舞台。
照理說，彼時德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並不比英國或法國優越。但這要看在什麼意義上理解這件事。英國固然先進，但產業革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哲學家的抽象思考已失去成為社會熱點的條件，甚至不能引起人們的理論興趣。法國革命在即，人們的情緒不免激昂，人們的追求不免更多現實考慮，它更喜歡以直觀的方式，用辛辣的語言對現實生活中的腐敗和落後作出強烈反映，而無暇對這些問題作更抽象的思考和深刻的理性分析。德國人則正處在專製性的繁榮與開放之中。專製使他們深沉，開放使他們活躍，繁榮使他們雖對現實很不滿意但又不願也不好作出全盤否定。於是，他們便在更深的層次上，作出更為深入、細致、抽象和全麵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講，最嚴謹的哲學不是參天大樹，而是繞樹的青藤。參天大樹，高固高矣，大固大矣，但不免顯得直露無遺，不能對複雜的局麵作出相應複雜的反映，而繞樹的青藤，雖不轟轟烈烈，也不顯山露水，卻對複雜的客觀環境，能夠身體力行，曲盡其幽。
主觀方麵的原因，主要是康德具有優越的智能結構，同樣優越的職業選擇和心理品質。
康德博學。他雖然以哲學家著稱於世，但他學識淵博，氣象遠大。他既是一位文理兼精的大師級人物，而且還以一個哲學家的身份對天文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他從1755年執教開始，講授過數學、物理學、邏輯學、倫理學、形而上學、地理學、人類學和自然神學等多門課程。一個講師，要講這許多課程，而且從數學到邏輯學，從物理學到形而上學，從哲學到神學，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能。這樣的通才，在18世紀之後的世界上，確屬少見，即令人們熱衷於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的20世紀，也絕不多見，中國雖是文明之邦，美國雖科學發達，但一個講師，且不論他是北京大學還是哈佛大學的講師，能一個人講這麼許多門類課程的人，縱然有些，也一定不多。
康德的獨特之處，不但在於他樣樣精通，尤其在於他在這些貌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學科中都能做出令人驚異的發現。這首先表現在他對自然科學方麵的貢獻。1754年，他年僅30歲，便發表《對地球從生成的最初起在自轉中是否發生過某種變化的問題的研究》。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地球的自轉速度因為月球引起的潮汐作用而延緩的假說。1755年，他發表《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在這書中，他又提出關於太陽係起源的假說。這兩個假說，在人類自然科學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別是關於太陽係起源的假說，意義尤為重大。在這個假說中，他認為：
“物質最初以細微分割的狀態彌漫全部空間。由於萬有引力的作用，形成了一些中心天體和周圍物質繞其凝結的核。這些核受到這些中心天體的吸引，但是在物質似乎固有的一種斥力的作用下，它們改變方向，使它們向中心的墜落運動變成了繞中心的渦旋運動。”
雖然康德未曾證明太陽係形成的原因，但直到今天，他的假說依然未被新的理論所推翻所超越。
康德的天文學理論，雖然以假說為前提，但他的假說絕非沒有任何根據的主觀臆想。相反，他的假說常常為後來的數學計算和天文觀測所證實。他以哲學家的身份，以假說的形式，解決了一些所未能或長時期不能解決的課題，從而證明了他的哲學方法的科學性。例如，他根據力學原理估計土星光環的周期為“10個小時左右”，他的這個計算和34年後歐洲天文學家赫舍爾的實地觀測，相差不過30分鍾。恩格斯說：“康德關於目前所有的天體都從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學說，是從哥白尼以來天文學取得的最大進步。”“康德在這個完全適合於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觀念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打開第一個缺口的不是自然科學家，而是一位哲學家，證明康德哲學確實造詣不凡。對此，康德本人也是充滿自信並且朝氣勃勃的，他曾說過：“給我物質，我將用它造出一個宇宙來，也就是說，給我物質，我將向你們指出，宇宙是怎樣由此形成的。”在這方麵，康德和笛卡爾頗有些相似之處，他一旦進入自然科學領域，就表現出一個卓越科學家的英雄本色。
康德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範圍十分廣闊，但他好像並不專心致意於此，否則他將取得更多的成就。即便如此，他依然在眾多專業領域表現出自己的創造性才能。當他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便寫出了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論對活力的正確評價》。在這本書中，他評析了笛卡爾和萊布尼茨有關動能測量的爭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雙方的理論備有道理如許，隻是笛卡爾的方法適用於一種情況，而萊布尼茨的方法適用於另外一種情況。康德一生一一主要在他的前半生，寫過很多自然科學方麵的文章，其中包括他的學位論文《論火>，以及《運動和靜止的新學說》、《關於從物理學觀點考察地球是否已經衰老的問題》、《論月球上的火山》、《論月球對氣候的影響》、《論萬物的終結》、《物理原子論》、《人類學》和《自然地理學》種種。康德後來當上哲學教授，以致有人評論說他得到這個專業的教授職位完全出於偶然原因。康德的許多科學著作，雖然在今天看來，已然價值無多，但這些著作證明了他學識基礎的廣泛和堅實，而且這些著作作為一種曆史文獻，直到今天猶不失其曆史價值。
康德的哲學著作，大多晦澀難讀。據說，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曾送給一位專門研究哲學的朋友閱讀，這位朋友讀了一半，就把書稿退還給他，並且對他說，如果再讀下去，我要發瘋了。
但是康德並非隻會寫這種結詘聱牙令人痛不欲生的文章，他其實是一位文章高手。他早期的文章，不但文辭優美，而且生機勃勃，充滿激情。他1764年發表的美學論文《對於美好和崇高的感情的觀察》，尤其轟動一時，僅他在世期間就曾再版8次。這篇文章甚至被世人看作是“時髦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康德先生談了白天，又談黑夜；談了自然，又談道德；談了男人，又談女人；談了婚姻，又談性格。他說，女人的智慧是美好的，男人智慧是深沉的。他認為，對男人來說，最大的侮辱莫過於被說成是蠢人；對女人來說，最大的侮辱莫過於被說成是醜陋。
他不但比較了男人和女人，而且比較了人類成員中各種不同的性格。他以一種有點浪漫又絕非憑空妄想的方式，比較了不同區域的民族性格。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民族文化性格的分析和評判，具有十分濃烈的興致。在他以後的許多學術性活動和著述中，他都不止一次地回到這個題目上來，而且發表了一些很有創見、很有啟發、又很有超前特色的評論意見。
他認為：西班牙人嚴肅、內向、公正；法國人具有美好的道德感情；英國人的特點是目空一切，蔑視所謂異邦人；德國人能恰如其份地把崇高與美好兩種感情結合起來，幹什麼事情都是有條有理，甚至在戀愛方麵也是如此⑧。而阿拉伯人有如東方的西班牙人，波斯人則有如亞洲的法國人，日本人則好象是亞洲的英國人。很可惜，康德找不到與印度人和中國人對應的歐洲人，而且，他對印度人非常稱讚，對黑人則持輕蔑態度。前蘇聯的康德研究專家阿爾森 古留加對此曾作過十分中肯的評論，他說：
“在所有這些鮮明的，甚至有時是隨心所欲的話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寓意，它們預示著國內精神氣氛的變化，預示著即將發生的從理性到感性的轉變以及對個人特殊體驗所表現出來的極大興趣。這裏，正如在哈曼作品中一樣，使你能夠感覺到‘狂飆運動’的迫切。康德超越了那個時代。在他哲學興趣的範圍中出現了人。”我這裏還要補充一句話，康德的這種研究方式，在進入到20世紀中葉之後，也曾出現大量的非常有名也很有影響的有關民族文化性格的專著，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巴爾齊尼的《意大利人》，康馬傑的《美國精神》，湯因此的《曆史研究》，以及成批量生產的以色列文化叢書、日本文化叢書、美國文化叢書、德國文化叢書和不下數十種的中國文化研究項目和叢書。在相當程度上，甚至都可以說，康德正是這些研究者的偉大前驅。然而，這不過是康德的一個具體研究領域而已。
康德敬業。與西方近代哲學史上的絕大多數哲學家不同，康德一生隻從事一個職業，就是教書。如前所述，西方15世紀以來的哲學家，有人一身數職，有人一生數變，他們都是些全才，可以輕而易舉地從一個職業轉到另一個職業。他們常常既是科學家，又是文學家，還是社會活動家，以至作秘書，作醫生，作律師，作工匠，作主教，作外交官，作國務大臣，可說千姿百態，不一而定。康德也是一位全才，但他不問別業，隻是教書。他一生隻和書籍打交道，上學時讀書，畢業後教書，邊教書邊寫書，雖寫書而不忘教書。在許多很有名望的文化人物看來，教書與著述是兩件很矛盾的事，一心不可二用，例如魯迅先生就這樣想，老舍先生也這樣想。唯康德夫子另成一論。他雖然是個很長壽的人，但他活了80歲，就做了50年的教書匠。1744年大學畢業，他就當上了家庭教師，一幹就是9年。到了1755年，他通過博士論文，到大學當講師，但隻是作編外講師。何為編外講師？就是隻有講課資格，但校方不付薪水。所得報酬，隻能從所交學費中獲得一點微薄收入。但他對此，不甚在意。雖然當時他已經31歲了，他還是平心靜氣，隻管教書。這樣又一氣幹了15年，直到1770年，他才得到渴望已久的教授職位。但以收入而言，依然有限，每月隻有236塔利爾的收入。1776年，有人給他寫信，以800塔利爾的薪俸請他去米塔瓦任教。1778年，又有人提出以每月800塔利爾的薪俸請他去哈勃大學任教，並且答應給他以宮廷顧問的頭銜。但對於這兩次邀請，他都謝絕了。他並非不喜歡高收入，隻是因為他所在的學校，地處邊遠之區，他為著自身的安寧和能夠專心致誌地從事自己的事業，他可以不要金錢，也不要榮譽。
康德一生隻從事一種職業，而且自1770年之後，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更是嚴格地限製在哲學和與哲學密切相關的範圍之內。他不圖金錢，不求榮譽，不怕寂寞，甚至從來不曾離開過他的家鄉，一生隻到過離家幾十公裏之外的地方，而且這般“遠遊”一生之中也僅有一次。
康德這種差不多已經達到癡迷和怪異程度的從業敬業精神，是他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證之一。
康德事業專注而且生活極有規律。康德一生專注於他所鍾情的事業，除此之外，別無所好。雖然他也是一位很擅長談吐的人，而且他的風格不凡，並因此十分受當時的知識婦女的喜愛，但他卻是一個嚴守生活規律的人。他的生活規律不但十分有序，而且如鍾表一般準確，而且一生一世未曾有過改變。據說，他一輩子隻有一次打破了他雷打不動的生活習慣。當時，他正在閱讀盧梭的教育小說《愛彌爾》。盧梭的書確實讓他著了迷，他讀《愛彌爾》讀到得意忘形的程度，才使自己鐵打的生活規律亂了那麼幾天。
海涅對此，曾有一段很有文學意味的描寫，但那基本意思大約也和實際情況相去無多。海涅寫道：
“康德的生活史是難於敘述的。因為他既沒有生活，又沒有曆史。他住在德國東北邊境一個古老城市哥尼斯堡一條僻靜的小巷裏，過著一種機械般有秩序的，幾乎是抽象的獨身生活。我相信，就連教堂的大時鍾也不能像它的同鄉伊曼努爾 康德那樣無動於衷地、按部就班地完成它每日的表麵工作。起床，喝咖啡，寫作，講學，吃飯，散步，一切都有規定的時間，鄰居們清楚地知道，當伊曼努爾 康德穿著灰色外衣，拿著藤手杖，從家門口出來，漫步走向菩提樹小林蔭道的時候就是下午三點半鍾，由於這種關係人們現在還把這條路叫做哲學家路。一年四季他每天總要在這條路上往返八次，每逢天氣陰晦或烏雲預示著一場暴雨的時候，他的仆人，老蘭培，便挾著一把長柄雨傘作為天意的象征憂心忡忡地跟在後麵侍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