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費希特與謝林
費希特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四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其實也是一個大哲學家。如果單就他的哲學著作而論，他不比法國啟蒙運動中的任何一位人物差，也不比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差。他是一個很有思想，很有創見又有完備體係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經典作家。他的早期著作得到康德的賞識，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成為人類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但是，很多研究、愛戴和熟悉費希特哲學的人，卻禁不住要為費希特鳴不平，認為他生不逢時，是一位個人悲劇性人物。此無他，因為他前麵有偉大的康德，後麵有偉大的黑格爾，他夾在這兩位思想巨人中間，“兩軍餘一卒，荷戟獨彷徨”。於是，他沒有得到他原本應該得到的東西：他本人既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尊重和獎勵，他的著作也沒有產生原本應該產生的社會效應與曆史效應。
這也難怪。德國古典哲學雖然是影響極其深遠的一段哲學史，但它的主要活動期並不很長。即便從康德出生算到黑格爾去世，也不過107年時間。但康德偏又大器晚成，他的哲學代表作直到1781年才正式發表。那麼，如果以這個時間為起點，則整個德國古典哲學的成熟活動期，不過半個世紀時間。費希特的第一部著作送到康德手裏時則是1791年。這時，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發表不過10年時間，僅兩年之後，費希特的學生謝林又要登上曆史舞台了。康德大器晚成，謝林少年早慧，黑格爾又緊隨其後，如此這般，真有點英雄輩出，“濃得化不開”的味道。對人類文明史作出重大貢獻的德國古典哲學，雖然其代表人物隻有4位，但不幸這4位都是人中之傑，康德、黑格爾更是傑中之傑。雖然能與巨人比肩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在偏心的讀者心裏，不免生出“既生瑜，何生亮”似的感歎。
但是，從另一個方麵看，費希特生在這樣的時代又是他的大幸運。他的哲學實際上是建立在對康德哲學的繼承與反思的基礎上的。雖然因為康德的影響過於巨大，不免有些將費希特的影響壓抑住的意義存在。但是，假設沒有康德，則德國古典哲學的創立基礎必受影響，費希特的著作會是怎麼一種樣子，卻又難說。畢竟創立一個體係比反思和發展這個體係要複雜得多。好比後來的費爾巴哈與黑格爾，雖然費爾巴哈批評了黑格爾，而且他的批評在某種意義上講，確實批評得好，但是，能品嚐美味的食客卻不等於擅長烹調的大廚。費爾巴哈固然有超過黑格爾的地方，但以他們各自的總體水平而論，費爾巴哈畢竟略遜一籌。費希特和康德的關係，也仿佛若此。費希特和他的哲學的曆史命運，當在幸與不幸之間，正是這種十分獨特的曆吏機緣造就了他哲學的曆史地位。
但費希特與康德也有顯著的區別。對此，德國詩人海涅曾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評價，他說：
“關於康德我們隻需考察一本書就行了。但對費希特除了書以外還要觀察他這個人，在這個人身上思想和信念是統一的，並且以這種偉大的統一性作用於同時代的人們。”
為什麼？
因為費希特不但是一位傑出的哲學家，而且是一位自由戰士，還是一位目光遠大的民族主義者。
費希特生於1762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他剛好27歲。這正是風華正茂的黃金年齡，加上他的特殊的出身和經曆，他對於法國革命自是歡呼雀躍。法國革命中爆發出來的自由意誌，更是深深地影響了他，打動了他。而他便以一個具有深刻思想和滿腔熱忱的青年學者身份，將自己對自由和理性的理解與憧憬，如春泉狂湧一般，灑向了德國哲學界和社會。
法國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的最重要的價值貢獻，是他們宣揚理性，鼓吹自由。宣揚理性，必定遠宗教親人事；鼓吹自由，必定要平等要人權。費希特深信此說，對理性充滿激情，對自由充滿向往。1793年，31歲的費希特發表題為《索回迄今被歐洲君主們壓製的思想自由》的文章，呼喚自由，要求平等，認為自由乃是一切精神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的基礎。在《當代時代的基本特征》中，他又指出：“人類世俗生活的目的就是：人類在生活中按照理性自由地建立自己的一切關係。”費希特推崇理性，但並非照搬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思想，他對理性給予德國古典哲學式的闡釋，以為理性乃是一種精神，而且“唯獨有精神，絕對不摻雜任何感情衝動的精神，指導著人類的事業。我們流血，就是為了使得這個精神能夠自由地發展，能夠取得獨立的存在。”
雖然意在精神，但他的風格顯然與康德不同。為著某種精神而不惜流血犧牲，正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經典作家中，唯費希特才有的風格。不僅如此，費希特在歡迎法國革命，熱烈讚揚法國革命的原則和成就方麵，也有與康德風格完全不同的情感特色。他的文章不是優美如畫的，也不是平靜如水的，更不是幽深如古井，靜謐如深譚的。他的文章不似春花曉月，而是如暴如狂，並且在風狂雨暴之中加有火的熱烈和電的淩利。他一方麵頌揚法國革命，一方麵也繼承了康德的人是目的的哲學理念，但他使用的表達方式，卻絕非康德式的，在這一點上，他遠離康德，情近盧梭，他或許就是德國的盧梭。可惜他的這種精神未能持久，也未能貫徹到底。但在當時，他確實在用火一般的語言歌頌法國革命，而且真誠希望法國的原則成為人類的原則。他“聲稱人是不能被繼承和出賣的，人永遠是他自己的；自由是人固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剝奪。”非但如此，而且不論血統，不問出身，憑你王公貴族，陸地神仙，隻要對抗人對自由的要求，人們就有權使用強力手段對這種不合理的要求及其體製予以改變。在這一點上，費希特完全可以稱為具有大無畏精神的鬥士。而且這位鬥士還有更深刻的思維能力。他有關自由和平等的語言、文字，不但明白曉暢，充滿激情，而且意蘊深沉，不失哲人的魅力。他說：
“任何把自己看作是別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隸。即使他自己並非總是果真如此，但他也畢竟確實具有一個奴隸的靈魂。並且在首次遇到奴役他的強者麵前，他會卑躬屈膝。隻有那種願意使周圍一切都獲得自由．而且通過某種影響也真正使周圍的一切都獲得了自由的人才是自由的。”
一個把別人看成奴隸的人，他自己也是奴隸，他是他觀念的奴隸。不僅如此，他還會與對待奴隸截然相反的方式去巴結自己的主子。這分析，可渭滴滴點點，入木三分，令人不但讀之快意，而且思之有味。
費希特終其一生，對自由的追求都是一如既往的。他為自由而奔走呼號的熱情”總不止息。不但如此，他還認為，自由思想，需要宣傳。他說：“現在正是使人民認識自由的時機。一旦人民認識了自由，他們就能獲得自由。”自由，成為他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他一生中，思想、觀點雖然曆經種種變化，唯有對於自由的信念和向往，確是艱難險阻，矢誌不移。
費希特又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但他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他的民族主義表現在：和平時期他希望德國盡快走向統一，走向強大，強大而統一的德國正是他的滿腔熱望。當他的國家受到侵略——拿破侖大兵入境之時，他又成為拚死捍衛國家和民族獨立的一員。1813年春，他曾發表《論真正戰爭的意義》的著名講演。據當時一位聽眾的記述：“費希特講演的基本思想，就是揭露拿破侖通過壓製在法國革命中產生的自由思想而把世界這份崇高的財富騙到了手。……自由思想賦予法國革命以一個世界曆史意義的合理性，更明確地說，是一個道德合理性。拿破侖背叛了革命事業，費希特把這看作是拿破侖最嚴重的罪過。”這時候，他雖然已經50多歲了，但他依然積極參加了後備軍訓練，他的夫人也作為醫護人員做了大量工作。
凡此種種，都展示了獨特的費希特風格。在這個意義上看，費希特可說是德國古典哲學家中的一個“異種”，而且他的出身和經曆也確實與他的另幾位“仁兄”有些不同。
費希特1762年5月19日出生於德國上勞齊茨的拉梅諾。他父親是一位製帶匠，他母親則是另一位製帶匠的女兒。他幼年時和母親的關係不夠親密，直到他成年之後，他對自己的母親也沒有多少好感。但他和父親的關係一直很好。從他的家庭關係
方麵看，費希特從小就是一個生性敏感的孩子。他十分自尊，而他的這種自尊對他的成長既有很大好處，也給他帶來不少麻煩。
他幼年時家境貧寒，沒有上學條件。但他聰敏過人，大約八九歲時，他就有能力複述牧師的布道。有一位貴族非常偶然地發現了他的這個才能，於是主動出援，為他的早期教育打開了方便之門。費希特12歲時進入普夫塔貴族學校，但他初入學時對那裏的環境很不適應，也曾中途出逃過一次。但當學校為他解決了一些難題，而他也踏下心來學習的，他無疑是一位出色的學生。進入社會後，他也和青年時的康德一樣，開始作家庭教師，但他本人既與康德的性格不同，他所遇到的雇主也很不如意，所以一直到1790年他接觸康德之前，他的人生道路都是很不平靜的。1790年和1791年，他生平遇到兩件值得慶幸的大事，一是他與他未來的夫人建立了戀愛關係，二是他的文章得到康德的賞識。經康德推薦，他這篇題為《天啟哲學批判》的文章得以發表。但沒有注明作者的名字，於是人們認為這是康德的手筆——作為出版者也許所希望的正是這樣的效果。但一經康德出麵說明，費希特反而倍受其益。直到1794年，他才終於在耶魯大學得到教授席位。從這一年起，他的創作進入黃金階段。1794年出版了《論知識學的概念》、《論學者的使命》，1794-1795年出版《全部知識學基礎》，1795年出版《知識學特征概念》，1796年出版《自然法基礎》，1798年出版《倫理學體係》、《論我們對一個神性的世界主宰者的信仰的根據》，同年11月，因後者受到指控，1799年出版《對公眾的呼籲》，1800年出版《人的使命》。短短6年時間，他一生的主要著作，大致出齊。但1799年他和康德因為哲學觀點而決裂，同年又因為有人誣陷他是無神論者而被學校解職。次年，他自認為是他學生的謝林也和他分道揚鑣。到了1803年，他昔日的好友萊因霍爾德、雅柯比、尼古拉等都和他斷絕了友誼。從1791年他結識康德到1803年他與朋友們絕交，前後不過10餘年時間，可謂其興也勃，其去也速。不久他便遷往柏林。此後，他認為講演或許比著書更為重要，於是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演說中去了。他在柏林居住期間，歐洲政局多生變故，尤其是拿破侖對鄰邦的入侵，更成了他晚年的特大事件。1814年，他妻子因為護理傷員染上傷寒症，他又從妻子那裏傳染上此病，不治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