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強調我是如何輕而易舉調查到這些的，這不重要，重要的在於她必須知道他們的行為幼稚到家了，並且是時候適可而止。
她注視著我，神情嚴肅：“如果事實真的如你所說，那我不能信任他們。”
“那麼你該阻止馬爾斯繼續做無用功了。”我想要趁熱打鐵，但她陷入了沉默。
“還是去見見他們吧，溫蒂。我會陪著你。”最終她還是試圖勸說，“你知道，他做這些都是因為他愛你。”她用雙臂圈住我，將我摟進懷裏，力道很輕，生怕襟前的紐扣硌傷我的臉，“我也愛你。我們都愛你。”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聽上去有些悲傷，並不明顯，可我聽出來了。我知道她想到了她自己。我和父親的關係正如她和奶奶的關係，我從未感受過我那個父親的愛，就像彌涅耳瓦從未感受過她的母親應當給予她的愛。
不過不同於彌涅耳瓦，我不會因此感到難過。他們所說的愛，對我來說就如任何一種痛感，我能在書中找到千百種描述它的語句，卻不能真正體會它究竟為何物。人類總想用語言來描述一種感覺，好讓他人感同身受。而我認為這是種愚蠢的做法。從不曾真正擁有那種感覺的人，想象力再怎麼豐富、接受的語言訊息再怎麼形象生動，都無法體會它究竟會帶來什麼。這就好比患有痛覺缺失症的我不論收到多少各式各樣的關於“痛”的警示或恐嚇，也依然能對落在自己身上的傷口無動於衷。
再退一萬步來說，哪怕接觸到的是相同的訊息，不同的人感受也不會相同。比如當一個金幣從天而降砸到彌涅耳瓦頭上，她一定會皺起眉頭重整自己的頭發，而後對那枚金幣視若無睹地離開；而如果換做那個替我打掃房間的女仆，她肯定會欣喜若狂地捧著金幣跳起來。
既然如此，人們為什麼還會渴望他人的體諒？
答案不過是他們自身過於弱小罷了。
我跟他們不同。我不弱小，所以不需要理解，不需要同情，不需要任何感同身受。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我四歲生日的前一晚，當父親來到我的臥室遞給我一杯他親手泡的紅茶時，我沒有立刻接過來。
“溫蒂。”他沒有收回手，而是繼續等待，“你願意繼承家族嗎？”
“您認為呢？”他這麼堅持，我不得不接過那杯紅茶，直視他的雙眼，“我以為，我從出生開始就背負了上萬人生活的資本。”
他微笑：“你很聰明。”
馬爾斯·布魯尼是個喜歡笑的男人。他很紳士，多數時候待人隨和，彬彬有禮。他可以對任何人笑，每種笑容的含義都各不相同。我看得出來他這時的笑容代表著什麼。
“這得感謝您的遺傳。”我把茶杯捧在手裏，“或者您可以謙虛地認為這是我的天賦。”
他是我的父親，當然也足夠聰明。通過我的動作，他應該也看出來我知道他打算做什麼了。他便保持著微笑，蹲下身，視線與我齊平：“布魯尼對你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吧。”
我將杯裏的紅茶倒到了腳邊。我倒得很慢，可以清楚地看到紅茶一點一點澆在地毯上，把那細軟的羊毛料腐蝕幹淨。假設我沒有倒掉這杯紅茶，而是將它吞入腹中，那麼消失殆盡的將是我的口腔、腸道和其他內髒。我能想象那是一番怎樣精彩的畫麵，它一定比馬爾斯此刻平靜的表情更加精彩。
直到杯中的紅茶已經傾瀉得一幹二淨，我才把茶杯遞還給他：“顯然最重要的永遠是性命。有了命，我們才能再考慮點別的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