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淺流淌的人生曲
魏晉時代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文學的自覺是以人的自覺為底蘊的，而人的自覺則又以生命的自覺為主體。因此，在文學中表現著強烈的生命意識，或抒壓抑，或寫壯誌，甚至在遊仙詩追慕神仙的情懷中，也蘊含著企慕生命和留戀生命的意識。
曹操《短歌行》中寫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慨然一歎，遺響千古。因為它觸動了人生最敏感的生命琴弦，極易引發人生百境的思緒，或因之而壯懷激烈，或因之而及時行樂。其詩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全詩四句為一節，兩節為一章，共四章。第一章借酒抒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起調偉壯，酒酣高吟，慷慨激昂。清魏源評曰：“對酒當歌，有風雲之氣。”（《詩比興箋序》）曹操從位卑眾寡的小軍閥，憑借政治軍事天才，崛起到相王霸主之尊的地位，曆盡滄桑。其懸命於軍旅、涉險於宮廷的個中滋味，隻有曹操自己能夠體味。因此“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不僅僅是人生苦短，亦有著人生境界的深刻體悟。然而詩人並沒有沉淪，慷慨向上的人生精神伴著憂愁和著杜康，一並灌注於詩情，這才是生活中的曹操。詩人對生命的體驗震動了後人對人生哲理的領悟，這也是其詩傳誦不絕的原因之一。
但是，詩歌的主題還是“欲得賢才以早建王業”（張玉穀《古詩賞析》），這與曹操平素的政治主張與對人才的認識是一致的。《三國誌·武帝紀》記載了曹操與袁紹在討董卓時的一次閑談。話題是圍繞著依何而爭霸天下展開的，袁紹說：“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曹操則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袁紹主張依據地勢之險固，而曹操則主張任用天下才智。二人的主張不同，下場也不同，袁紹終敗在曹操手中。曹操重視人才、使用人才的策略是一貫的，他曾三次下《求賢令》廣搜人才，甚至不顧道德偏短而舉用。因此，此詩的思念賢才雖有政治家的功利目的性，但情感未嚐不真實。“英雄欺人”（朱嘉徵《樂府廣序》）的評價未免過於偏激。
第二章，詩人開始抒寫思賢若渴的心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前兩句借用《詩經·鄭風·子衿》原句，這首詩是寫熱戀中的女子思念期待情人的情景。這兩句是說：你那青青的衣領喲，牽動著我悠悠思念的一顆心！曹操借之以抒發渴求賢才的心情。隨後，又借用了《詩經·小雅·鹿鳴》中的四句，別開生麵地描寫了歡宴嘉賓的場麵，以鹿鳴起興，以瑟笙渲染氣氛，一派和樂融融的景象，表達了歡迎賢才的誠懇情意。
第三章，詩人以月比人，借月抒懷。賢才猶如清明之月，何時才能求得；心中綿延不絕的愁緒正由此而來，然後筆鋒移轉又繪寫了一幅賢友奔來赴宴的圖景。此章一愁一喜不離渴求賢才的主題，曲折變化的心理情感和情景交融的手法，頗具感人的藝術效果。
第四章，寫景中寄托著寓意，因寓意含蓄委婉，釋者眾說紛紜。眾說之中以陳沆說為最佳，其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則南馳耳。分奔蜀吳，棲皇未定。若非折節，何以來之？”“烏鵲南飛”顯然有賢才南流之意；“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可見猶疑徘徊之勢。曹操正是看到了這一形勢，又深諳“賢才擇主而棲”的士之傳統，所以才欲效“周公吐哺”。周公吐哺的典故見於《韓詩外傳》，說周公“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詩以周公殷勤待賢、禮賢下士來勉勵自己。
此詩的風格，典型地體現了建安詩壇慷慨悲涼的格調，既有激昂之高格，亦有憂愁之情調。藝術手法的運用純熟自由、豐富多姿，熔煉敘事、寫景、抒情、說理於一爐，且比喻生動形象，寓托含蓄委婉，用典自然恰切，尤其是借用《詩經》成句竟能信手拈來，不露痕跡。
曹操是雄居一方的一代霸主，不管後世褒貶如何，奸雄也好，野心也好，雄心也罷，英雄也罷，但曹操確“是個很有本事的人”。曹操的個性氣質非凡超俗。《世說新語·容止篇》記載了這樣一則佚事：曹操將接見匈奴使者，自以為形貌短俗。
西北有浮雲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漢靈帝中平四年出生於故鄉譙（今安徽亳州）。這時東漢的政治已腐朽不可收拾，黃巾起義亦已爆發。曹操目睹朝政的混亂，從濟南相任上辭官回鄉，在譙城外五十裏築精舍，想“秋夏讀書，冬春射獵”，以待時機。但曹操家居的時間並不長，不久便被征為典軍校尉，去到洛陽，當時曹丕才三歲，仍留於家鄉。曹操因反對董卓，變易姓名逃回家鄉時，可能並未攜帶家屬。後來曹操起兵討伐董卓時，他的家族可能已隨行。曹丕在《典論·自敘》中說：“予時年五歲，上（曹操）以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餘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曹丕五歲為漢獻帝初平二年（191），八歲為興平元年（194），這時曹操正在忙於征戰，並未回鄉，可見這時曹丕雖然年幼，卻已在曹操軍中生活。曹操大約為了讓曹丕習慣於征戰生活，所以出征時常帶著他。例如建安元年（196）出征張繡戰敗。長子曹昂戰死，而曹丕“乘馬得脫”，當時年僅十歲左右。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克鄴城，曹丕隨行，進入袁紹宅，見到袁熙妻甄氏，悅其姿容，遂娶之，這時曹丕才十八歲。
曹操自攻下鄴城以後，就以此地為自己的根本之地，將家屬安置於此。曹丕也經常居於鄴城，當時在那裏聚集著一批曹操所召集的文士，如王粲、劉楨等人，曹丕就成了他們的東道主。除了在鄴城外，曹丕有時也隨從曹操出征或到一些地方遨遊，如南皮（今屬河北）、小平津（今洛陽附近），還曾到過他家鄉附近的蠡吾。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二十五歲，被任命為五官中郎將，並作曹操的副手。建安二十二年（217），又成為魏王太子，正式成為曹操的繼承者。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曹丕繼位為丞相魏王，當年他就代漢自立，國號魏。曹丕在位七年，黃初七年（226）病死，年四十，死後被諡為魏文帝，廟號高祖。因此與父曹操、子曹睿合稱“魏三祖”。
曹丕成為曹操的繼承人，照封建社會的慣例，本是順理成章的。因為曹操的發妻丁氏，早在建安初年被廢，而曹丕母卞氏已被正式定為繼室。曹操的長子曹昂又在南征張繡時戰死。在卞氏所生諸子中，曹丕居長。但曹操當時並不完全從這個角度來考慮，這是因為曹丕的同母弟曹植自幼文才出眾，早年作《銅雀台賦》，深受曹操稱賞。曹操每次向他提問，他都能“應聲而對”，由此特別受到寵愛。當時曹操幕下的一些文人如丁儀、丁虞、楊修等也都擁護曹植，想推舉他為曹操的繼承人。他們的主張也曾影響到曹操，而且多次想立曹植為太子。但是曹植隻是一個文人，恃才放縱，往往不拘細節，更不會使用權詐。那些支持他的人，也不過是些文人，對曹操所起的影響顯然較小，而且也提不出多少計謀。相反地，曹丕畢竟比曹植老練得多，史稱“文帝禦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三國誌·魏誌·陳思王傳》）。除了曹丕本人外，他的謀士吳質，亦多權詐。更能影響曹操的是曹操所倚重的官員如崔琰、毛玠、賈詡、程昱、徐奕、何夔、邢顳、衛臻等，都站在曹丕一邊。他們大抵都堅持封建社會的正統觀點，反對廢長立幼，更不滿曹植的恃才放縱，這就決定了曹丕取得繼承權的必然性。顯然曹丕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和當時社會上頗占勢力的高門士族的支持有關。所以當他登上帝位以後，就采納了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製”，在各州郡設立“中正”官，把士人分為上中下九等，根據這等第來任用官吏。這種製度實行以後，多數“中正”官並不是根據人們的才德去評定次序，往往隻是根據人們的出身的門第，於是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西晉劉毅語，見《晉書》卷四十五本傳）的局麵。
曹丕在政治和人品方麵雖無足稱道處，但在文學上卻有其貢獻。首先，建安時代文學的繁榮，是和他分不開的。因為當時的多數文人都集中在魏國，並且聚居鄴城。這些文人雖多半由曹操招致，而曹操當時顯然掌管著軍國大事，很難分出精力來具體領導文學創作。真正作為這個文人集團的組織者的當為曹丕。從現存的史料看來，曹丕不但是他們的東道主，而且對他們頗有感情。例如：阮瑀死後，他就很悲傷，在《與朝歌令吳質書》中談道：“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他為了哀悼阮瑀，曾作《寡婦賦》，在序中說：“陳留阮元瑜與餘有舊，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嚐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後來陳琳、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都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一年上先後逝世，曹丕更是傷感，親自為他們編定各自的文集。他又寫道：“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曹丕的詩最有名的也許是他的《燕歌行》，其第一首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