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齊王曹芳正始四年（243年）前後，二十歲左右的嵇康入洛陽，娶魏公主，拜郎中，遷中散大夫。不久，遷居河內山陽。時阮籍、山濤亦居於此，三人神交已久，遂很快成為摯友。《世說新語·賢嬡》記載了三人交往的一件事：“山公與嵇、阮一麵，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僖負羈）之妻亦親觀狐（偃）、趙（衰），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返。公人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另據《文選》注，嵇康還曾與山濤一起前往潁川，造訪過太守山嵌（山濤叔父）之所。可見，二人交情確非一般。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政變”發生，一時天下名士減半。司馬懿父子的暴行，激起了嵇康、阮籍等人的不滿與憤慨。然而在腥風血雨中，他們隻好暫且回避。時名士向秀、劉伶、阮鹹、王戎亦暫居河內，皆朗達有俊才。於是，他們聲應氣同，相與友善，共遊於竹林之下，即所謂“竹林七賢”。他們遨遊山水，縱酒談玄，在行為方式上處處表現出越禮悖俗的反傳統傾向。
隨著司馬氏集團地位的日益鞏固，“竹林七賢”亦開始解體。山濤等人相繼出仕朝廷。阮籍雖亦重新出仕，但並未真正與司馬氏集團合作，而是酣飲避世，佯狂自晦。唯有嵇康，我行我素，無視權威，堅決不肯與司馬氏集團合作。
魏高貴鄉公曹髦甘露三年（258年），阮籍母親去世。他居喪過禮，哀毀至性，但對前來吊唁的禮法之士嵇康之兄嵇喜以白眼相對。嵇康聞之，拾酒攜琴而來，與阮籍飲酒食肉，彈琴嘯引。治喪之禮，禁忌酒肉，否則視為不孝。嵇康、阮籍對此置若罔聞，可謂“大逆不道”。
司馬氏集團口倡禮法仁義，暗行竊國勾當。嵇康對此深惡痛絕，因而，他攻擊名教禮法，主要是針對“朝廷有法”（《與山巨源絕交書》）之“法”，而不似阮籍，側重於“人倫有禮”（同上）之“禮”，這就帶有了很強的政治色彩。
嵇康與司馬氏集團對立，首先表現在現實行為上，表現在他與“禮法之士”的關係上。高貴鄉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鎮東將軍毋丘儉起兵於壽春，討伐司馬師，不久兵敗而亡。《三國誌·王粲傳》注引《世說新語》道及此事：“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嵇康居然欲起兵響應毋丘儉，可見他已完全站在司馬氏集團的敵對立場上了。而如此大事，竟向依附司馬氏集團而時任吏部郎的舊友山濤問詢，可見二人相交深厚。
鍾會為名門公子，見寵於司馬師、司馬昭兄弟，欲識嵇康。於是乘肥衣輕，賓客如雲，“要於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錘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世說新語·簡傲》）。鍾會本欲鼓舌弄藻，說於嵇康，結果反而碰了一鼻子灰，隻好怏怏而返。鍾會後撰成玄學著作《四本論》，為點綴風流、擴大影響，欲讓嵇康一見，但他已領教過嵇康的為人，怕再碰釘子，於是至嵇康家門外，遠遠地將文章拋擲進去，然後急回便走。
嵇康對於名教與禮法之士的批判，對於司馬氏集團偽善狡詐、僭妄凶殘本性的揭露，更充分地體現在他的名理文章之中。《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是一篇猛烈抨擊禮法之士、否定六經儒學的論文。他指出：“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途，故奔騖而不覺。”苟且之徒“積學明經”，不過是為了追名逐利，“以代稼穡”而已。故“六經未必為太陽”，應以“鬼語”、“荒穢”、“臭腐”等視之。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名教賴以產生和存在的基礎，可謂驚世駭俗之論。而在《太師箴》中，他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司馬氏集團：“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若乃驕盈肆誌，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丘山。”對司馬懿父子把持朝政、屠戮異己的暴行做了徹底的揭露。《釋私論》為嵇康又一篇反叛名教的哲理論文，其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是嵇康哲學思想的核心，在魏晉南北朝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260年），高貴鄉公曹髦被殺，司馬昭之心更是路人皆知了。為了取得輿論的支持，他加緊了對名士領袖嵇康的拉攏。景元二年（261年），山濤出任散騎侍郎，原任吏部郎出缺，山濤便舉薦嵇康以代。嵇康蔑視司馬氏集團，也蔑視這位昔日好友的為虎作倀行為，於是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開門見山，一開始就給山濤以辛辣的諷刺：“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這手薦鸞刀渾身膻腥的“庖人”又豈止山濤一人？簡直活畫了鍾會等所有禮法之士的嘴臉。如此寫來，雖未明言絕交，但其意已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立身處世的法則，貴在能遂其誌。老子、莊周、柳下惠、東方朔，先賢達者無一不是如此。故“誌氣所托，不可奪也”。嵇康明朗、堅決的態度已經告訴了山濤自己的選擇。
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嵇康又將自己的思想性格與“人倫有禮，朝廷有法”的綱常相比較，歸納出了為官“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的九條理由。其中“二不可”之一為“非湯、武而薄周、孔”，為世俗禮教所不容。嵇康非議古之聖賢，實為“名教罪人”。然而，正是這狂妄至極的言論恰恰戳到了司馬氏集團的痛處，因為“司馬氏的僭妄，甚至篡奪，卻是取法於先王——堯舜之禪讓與湯武之征誅，以此欺蒙了世人”（侯外廬等《中國思想史》）。而嵇康的言論一下子戳穿了他們的麵具，使其陰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嵇康反叛精神的集中體現。
《與山巨源絕交書》實際上是一篇反對名教禮法的宣言，也是一份堅決不與司馬氏集團合作的鄭重聲明，感情強烈，態度嚴峻。其文詞氣縱橫，自然流暢，為抒情散文傑作。劉勰《文心雕龍·書記》讚揚道：“嵇康《絕交》，實則誌高而文偉。”明李贄也在《焚書》中說：“此書實峻絕可畏，千載之下，猶可想見其人。”
嵇康雖然與山濤絕交，但從《絕交書》的內容看，其言論主要是針對司馬氏集團而發。實際上，山濤不過是他借以說明自己思想和立場的橋梁。否則，嵇康臨死之前就不會對兒子嵇紹說“巨源在，汝不孤矣”的話了。正如張溥所言：“中散絕交巨源，非惡山公，於當世人事誠不耐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
東平呂安與嵇康友善，其兄呂巽亦與嵇康相識。呂巽人麵獸心，將其弟妻奸汙，且搶先狀告呂安不孝，呂安被治罪流徙。嵇康憤而作《與呂長悌絕交書》，怒斥呂巽，而矛頭所向，仍是司馬氏集團。嵇康兩寫絕交書，再也不能為司馬昭所容。而鍾會亦乘機進讒：“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景元四年（263年），嵇康終為司馬昭所殺。
“肅肅中散，俊明宣哲，籠罩宇宙，高蹈玄轍。”（李充《嵇中散頌》）嵇康雖亡，然其高潔人格，將與他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同在。
非“玄士”又非“俗士”的賢人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今河南武陟縣西）人，生於漢獻帝建安十年（205年）。父山曜，曾為冤句令。山濤早孤，家境貧寒，但少年器重，介然不群，宿士猶不敢輕慢。“年十七時，宗人嚐謂宣帝（司馬懿）曰：‘濤當與景（司馬師）、文（司馬昭）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鄉小族，哪得此快人邪？’”（《世說新語·政事》注引虞預《晉書》）宗人預示將來山濤當與司馬懿二子共同治理天下，可見其少年大器。
山濤出仕較晚，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後舉孝廉，辟為河內從事。嚐與石鑒共宿客店，山濤夜裏忽然起踢石鑒說：“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司馬懿）臥何意？”石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山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世說新語·政事》）於是舍之而去。山濤看到了司馬懿稱疾實是與曹魏的矛盾，指斥石鑒不要在危險的馬蹄間行事了。不及三年，果然發生了“高平陵政變”，曹爽等人被誅。眼見司馬氏與曹氏兩大集團的矛盾日趨劇烈，山濤遂隱身自晦，不交世務。
正始以來，名士間談玄蔚然成風，山濤受其影響，亦雅好莊老，故心存事外，與時仰。時名士嵇康、阮籍等亦皆懷任逸之情，三人彼此傾慕，遂為密友。後與竹林七賢常集於山陽竹林之下，縱酒談玄，肆意酣暢。“七賢”為名士之英，各具風姿。王戎對山濤的評鑒為：“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世說新語·賞譽》）山濤淳深淵默，氣度不凡，飲酒八鬥不醉。
山濤雅好莊老，但並非將其作為最終的精神歸宿。在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上，他主張二者協調，有儒道互補的傾向。與嵇康、阮籍等把臂入林，隻不過為一時避世，在其內心深處，還是較熱衷仕途的。當司馬氏集團完全控製了政權以後，他即迫不及待地重新入世，傾心依附司馬氏。
宣穆張皇後之母為山濤之從祖姑，故山濤與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為姑表親。有了這層關係，山濤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先後舉秀才，拜郎中，遷尚書吏部郎。魏元帝曹奐景元二年（261年），轉散騎侍郎，舉昔日好友嵇康以自代，嵇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與之絕交。元帝鹹熙初（264年），封爵新遝子。大小政事，司馬昭多谘於山濤。又以山濤鄉間宿望，命司馬炎拜之為師。司馬炎居長，但司馬昭以齊王司馬攸曾為司馬師繼子，素又見重。故欲立其嗣位，舉棋不定，問於山濤。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世子位乃定。武帝司馬炎即位後，即晉爵為新遝伯。
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前後，羊祜執政。山濤因維護尚書令裴秀而得罪權臣，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山濤冀州任上政績頗顯，經他舉薦的樂廣、裴楷等人後來皆成為台閣重臣。山濤後遭母喪，歸於鄉裏，雖年逾六旬，仍居喪過禮，哀毀至性，親自負土築墳，手植鬆柏。
其母去世後，武帝即下詔，征用山濤為吏部尚書，主管選官。時選用官吏，主要依“九品中正製”，即縣郡中正考定士人品德，分為等級，呈報吏部，由吏部尚書從中選拔朝廷所需官吏。每一官缺，山濤常列舉數人，然後啟奏武帝定奪。山濤用人，任人唯才，深得武帝信賴，居選位十餘年，每甄拔人物，皆親自評論，世稱“山公啟事”。嚴可均《全晉文》輯其《啟事》五十餘則，今撮錄數則於下：
臣舉汜源為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沉滯。舉為大臣，欲以尉後聞之士。
吏部郎史曜處缺，當選。濤薦成（阮鹹）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之職，亦妙絕於時。”
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嵇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
“山公啟事”每一則皆寥寥數語，篇製短小。從內容上看可分為兩部分：一是所舉何人，薦選何職。二是對被舉者的評價，此為主體部分。人物評價側重於德能才識。如汜源“見稱有德素”，阮鹹“真素寡欲，深識清濁”，才能亦為山濤所重視。嵇紹“有文思，又曉音”。“德才兼備”已被山濤用為選拔標準。“啟事”中對人物的評價準確、精當、簡潔，概括性強，無一贅語，猶如一篇篇精致的袖珍散文。
山濤高居選位，握有選舉大權。那麼，希求援引者自然就不乏其人了。秘書丞司馬彪十年來未曾徙官，於是作《贈山濤》詩以求引擢。“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詩中直接將山濤比作“神龍”，用意十分明顯。
武帝鹹寧初（275年），山濤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仆射。太康初（280年），遷右仆射，掌選如故。後以年高體衰，疾病日重，上疏告退，其文曰：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複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複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
既要告退，就應有充分理由，故山濤羅列了兩條理由，以期打動武帝，恩準告退。年事已高可能是最充分的理由之一，因而落筆便言“年垂八十，救命旦夕”。接下來便由寫自己轉向寫天下：四海升平之時，陛下無事，臣亦無事。更何況臣已是“耳目聾瞑”，廢人一個了。為了避免告退引起武帝猜疑，還捎帶表明了自己縱有毫末之力，也當效於聖時的態度。這篇《上疏告退》清明流暢，一氣嗬成，用語天然，文約意廣，可視為山濤現存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盡管山濤情懇辭切，苦表請退，武帝終是不允。山濤不得已，又起視事。東吳平定，天下統一於晉，武帝便頻詔天下，各州郡應息武備，罷軍役，偃武修文，以示海內大安。山濤認為不宜，因而與尚書盧欽等共論孫、吳用兵之道，十分重視他們在國家安定時期不應放鬆武備的軍事思想，舉座為之歎服，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晉武帝死後，果然發生了“八王之亂”及李特等流民暴動，一時郡國皆以無備而不能製，天下遂大亂，果如山濤所言。
以山濤“年耆德茂，朝之碩老”，後拜為司徒，位列三公。山濤上表辭讓，不準，又上表乞骸骨，表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