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朽”杜預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認為隻要真正實現其中之一，即可垂名後世。而三者皆備，則更會流芳千載，但此非常人所能企及。縱觀曆史長河，杜預可謂達到“三不朽”的為數不多的人物之一，而在其中，他尤以“立言”為著。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人，生於魏文帝曹丕黃初三年（222年）。祖父杜畿曾任魏尚書仆射，父親杜恕官至幽州刺史。世代居官的家庭，對杜預深有影響。他博學多才，誌向高遠，尤精於社稷興廢之道。他常說：“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然而，他的父親杜恕與宣帝司馬懿素不相能，後遭幽禁而死。此事影響到杜預，雖然他英才蓋世，卻也無由施展，故久不見用。
魏高貴鄉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司馬師死，司馬昭輔政。他一直十分欣賞杜預的才能，因而將自己的妹妹高陸公主許與杜預為妻，並拜其為尚書郎，杜預的仕宦生涯從此開始。先襲封豐樂亭侯，又轉為司馬昭將軍府參軍。魏元帝曹奐景元四年（263年），鎮西將軍鍾會率兵伐蜀，任命杜預為長史。次年，鍾會與當地守將密謀叛魏，但又與之心存嫌隙，機泄被司馬炎殺。他的幕僚及輔佐人員也大都被殺，唯有杜預憑著自己的智謀得以逃脫。回到京都後，他奉詔與車騎將軍賈充等人製定律令。後來任官河南尹時，又作《律序》、《奏上律令注解》，進一步完善了已經詔頒實行的律令體係。
杜預謀事深遠，料事如神，朝野上下對他都很敬佩。當時匈奴統帥劉猛率兵謀反，很快占領了荊州以西及河東、平陽等地。晉國在政治、軍事等領域內的弊端因此得以暴露。晉武帝以此事為鑒，詔令杜預進獻治國方略。“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製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這些建議對治國安邦大有益處，因此皆為武帝所納，頒令施行。
杜預不僅在法律、政治上表現出了卓越的才能，在天文、曆法上亦頗有建樹。當時使用的曆法與天時有差別，杜預便推演出《二元乾度曆》，使與日月運行的規律相吻合，因而被推行。杜預居官多為民著想。他看到黃河上的孟津渡口過於險要，而又隨時都有覆沒之患，就設想在富平津處建座河橋。很多人都認為富平津所在地為殷、周的都城，曆代聖賢都不曾在此建橋，這其中定有原因。杜預引《詩經·大雅·大明》說：“‘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大橋建成了，武帝率文武百官在橋邊舉行慶祝宴會，武帝端起酒杯對杜預說：“非君，此橋不立也。”武帝鹹寧四年（278年）秋，國內多處地方連綿大雨，雨後蝗蟲並起，致使農桑嚴重受損。杜預又多次上疏，力陳農要，賑災救民。從武帝泰始七年（271年）至鹹寧四年（278年）的七年中，杜預在朝內任職，“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上下，為之折服。故人們送他“杜武庫”的雅號，意為胸有萬機，無所不能。
時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他曾向武帝提出過伐吳的具體作戰計劃，武帝大為讚同。是年羊祜病重，臨終前舉杜預以自代。羊祜死後，為紀念這位勤政愛民的循吏、文武全濟的英才，襄陽百姓在羊祜生前遊憩之地峴山為他建廟立碑，每到祭祀之日，人們無不望碑流涕，杜預因此將此碑取名為“墮淚碑”。
羊祜去世後，武帝任杜預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伐吳的時機日益成熟，但朝中的賈充、荀勖等人極力阻撓。杜預於是上《陳伐吳疏》，力陳自己的意見。他首先分析了東吳的形勢：“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然後他又指出，武帝偏聽錯誤意見，必然會“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接著以誠懇的語言指出：“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不久，杜預再次上表，以利害相較，武帝終於批準了進軍計劃。
伐吳戰役開始後，杜預自襄陽向江陵進軍，一日之內，連克數座城池，威懾敵膽。杜預作戰善用計謀，當時軍中流傳歌謠稱讚杜預：“以計代戰一當萬。”他指揮軍隊直接深入到東吳腹地，所到之處，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所過州郡望風歸命。對於投降者，他善而待之，因而深得吳地民心。對於受自己節製的將士，他鼓勵他們隨機應變，大膽行事，以建立曠世奇功。龍驤將軍王溶就是在杜預的鼓勵下，沒有拘泥於原來的作戰部署，乘勝直取建業而建立不世之功的。
平吳之戰又一次充分展示了杜預過人的軍事才能。以其功高，平吳後晉武帝進封他為當陽縣侯。杜預為官，深謀遠慮，居安思危。三國雖然一統於晉，但杜預認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所以經常練兵，並親自講武。他很重視教育，每到一地任職，首先要興建學校，使民眾懷德受化。他還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大力提倡興修水利，發展農桑。這一係列做法，使公私同利，受到朝野上下一致稱頌。尤其是平民百姓，對他愛戴有加，推崇備至。故人們親切地尊他為“杜父”。
杜預一生都在追求一種完美的人格。他雖然說“德不可企及”，但他在“立功”的同時，已經“立德”，“杜父”之稱即為明證。“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開始“立言”。他對《左傳》有特殊的愛好，於是進行深入研究。他常說：“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此話被武帝聽說後，就問他有何癖。杜預說：“臣有《左傳》癖。”杜預所言並非虛辭，他為研究《左傳》嘔心瀝血，廢寢忘食，著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盟會圖》等書，備成一家之學。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在漢代，為《左傳》作注者就已很多，如前漢張苞、賈誼、劉歆，後漢鄭眾、賈逵、馬融等。他們的注文至晉世已是殘存不齊，而且“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默然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杜預《春秋左氏傳序》）。鑒於此，杜預“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同上）。杜預撰寫《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不受家法約束，廣采眾說，自立體例，另出新意。原來“經”、“傳”分別並行，杜預將其按年代相配合，視“經”為史，互相印證，糾正了《春秋》中的不少錯誤。《春秋》為孔子“正名分”之作，杜預將其釋為周公遺製，而孔子加以發揮，用以匡正時弊，這樣就將周公置於孔子之上，周孔之說斷定。杜預作注，並沒有一味袒護君權，也常為屬臣辯解。如“祝聃射王中肩”，杜預注雲：“鄭誌在苟免，王討之非也。”（《左傳·桓公五年》）又如“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杜預注雲：“稱君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眾所共絕也。”（《左傳·宣公四年》）
杜預的注涉及春秋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麵的內容，又融以自己的見解，可謂精密完備，體大思精。唐貞觀中，國子博士孔穎達等受詔撰《五經正義》，其中《左傳》獨取杜注為之疏，而成《春秋左傳正義》。杜注與孔疏相輔相成，珠聯璧合，是解讀《左傳》所不可或缺的。
武帝太康五年（284年），杜預被征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歲。子孫按其生前《遺令》，將其薄葬。杜預去世，武帝痛悼不已，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鍾嶸《詩品》將其與王濟等並列下品，然而他的詩現在都佚失了。
杜預一生，追求不朽。立德立功，後世景仰。其於立言，澤被千秋。“《左傳》之有杜元凱，六經之孔孟也。”（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此言信矣。
人之行，莫大於孝
李密，字令伯，一名虔，犍為武陽（今四川彭山縣東）人，生於蜀漢後主劉禪建興二年（224年）。祖父李光，東漢曾為朱提（郡治在今雲南昭通）太守，父早亡。四歲時，母親何氏為舅父所逼，被迫改嫁。李密雖幼，戀母情深，以致成疾。祖母劉氏，念其孤弱，遂躬親撫養，祖孫相依為命，感情日深。祖母撫養李密，盡心竭力；李密孝事祖母，知寒知暖。年幼的李密漸漸以孝聞名鄉裏。祖母有疾，李密侍立於側，常常在哭泣中睡去，從未解衣安然入睡過。祖母飲膳湯藥，李密必先嚐冷熱，然後侍進。李密敏而好學，一俟閑暇則誦讀詩書，勤學不輟，廢寢忘食。
後主劉禪延熙八年（245年）前後，二十歲左右的李密拜於譙周門下，從師治經。譙周為益州名士，精通六經，尤善書禮，開館授徒，門庭若市，門人將其比為子遊、子夏。時任勸學從事，總理一州之學。譙周耽古，治《尚書》，修古史，對李密影響很大。他“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辯捷，辭義響起”（《華陽國誌後賢誌》）。後主劉禪延熙末年（257年），李密初入仕途，仕蜀為尚書郎。兩年後，轉任蜀漢大將軍薑維主簿。後主景耀四年（261年），李密遷太子洗馬，曾數次奉使騁吳，皆不辱使命。在吳期間，吳景帝孫休曾問他：“蜀馬有多少？”李密回答：“官用有餘，民間自足。”吳主與東吳群臣泛論道義，謂寧為人弟。李密說：“願為人兄。”吳主問：“何以為兄？”李密說：“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與東吳群臣對他大加讚賞。
後主炎興元年（263年），魏征西大將軍鄧艾率軍伐蜀，劉禪采納光祿大夫譙周的意見，向鄧艾軍投降，蜀亡。鄧艾早就耳聞李密才名，由是辟其為主簿。書招數番，欲與相見，李密皆以祖母年高為由辭之，此後居家專心侍奉祖母。
魏晉易祚之後，官吏的選拔有九品中正製與察舉製兩種方式。九品中正製門閥士族化嚴重，而察舉製仍不失為一般士人入仕的途徑。被察舉的孝廉或秀才首先要有高尚的德行，然後才能試經或對策授予官職。而評價德行的最佳標準就是是否盡孝。李密早就以孝聞名，又有才辯，可謂德才兼備，時人頗多嘉許。從晉武帝司馬炎泰始二年（266年）起，他連續三次被舉或征召：太守逵（姓不詳）舉其為孝廉，刺史童策舉其為秀才，朝廷直接詔拜郎中，但三次皆以祖母年事已高，無人奉養，不應。
晉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李密又被詔征為太子洗馬。他仍因祖母需奉養，遂不應命，並上表晉武帝陳述自己的苦衷，這就是名重千載的《陳情表》。他在表中詳細陳述了自己與祖母劉氏相依為命的生活處境，說明了暫時不能應詔出仕的原因。感情真摯，催人淚下。
《陳情表》從結構上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敘述自己幼年不幸的遭遇、祖母劉氏的現狀。“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誌。”“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幼年失怙，母又改嫁，是祖母劉氏“憫臣孤弱，躬親撫養”，將自己養大成人。“若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的養育之恩可謂大矣。然而現在祖母已近垂暮，且“夙嬰疾病，常在床蓐”，需人照料。而自己“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煢煢獨立，形影相吊”。除自己，再無人照料祖母。此部分將祖孫二人深厚的感情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悲切感人，讀之欲涕。極寫身世之孤苦，祖母之恩重，為下文蓄勢張本，雖無一語道及辭詔，但其意已顯，正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第二部分，作者筆鋒陡轉，言適逢明世，浸受清明教化之熏陶。舉孝廉、薦秀才、除郎中、拜洗馬，榮蒙國恩，雖殞首無以回報，自己也想“奉詔奔馳”，為國效力。可是眼下祖母劉氏病情日篤，如之奈何？自己進入了兩難境地。此部分陳情巧妙：先感浩蕩皇恩，以免武帝形成不識時務、有忤王命的印象。後敘其苦衷，曲折委婉地道出自己不能應詔的原因。
第三部分，李密一開始就將晉武帝一貫標榜的“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綱領提出來，並再次申明自己非不願為官，也非自命不凡，而是祖母劉氏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自己應盡孝侍養，“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經·廣揚名》）之理武帝自然知曉。這樣，李密將自己一人之盡孝與武帝以孝而治天下自然地聯係在一起，無形中給武帝出了一道難題。如此一來，武帝恐怕再也難以拒絕他的辭詔要求了。
第四部分，李密將陳情再推進一步，表明自己孝奉祖母安度餘年之後，當以結草相報，盡孝盡忠可得兩全。
此表勝在一個“情”字。祖孫情深，貫注字裏行間，反複陳說，語氣懇切。《古文觀止》評曰：“曆敘情事，俱從天真寫出，無一字虛言駕飾。……至性之言，自爾悲惻動人。”在結構上，邏輯嚴密，層層推進，祖孫之情，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正因如此，胡應麟將其與《酒德頌》、《桃花源記》等並稱為“第一文章”，殊不為過。晉武帝覽後，歎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準其所求，並且賞賜奴婢二人，令所屬郡縣予以資給，以示嘉獎。
祖母劉氏終後，李密盡哀守喪。武帝泰始末年（274年），守孝期滿。武帝複征其為太子洗馬，赴洛陽上任。某日，與中書令張華對談，張華問之：“安樂公（劉禪）何如？”李密說：“可次齊桓。”張華問其故，李密解釋說：“齊桓得管仲而成霸業，用豎刁而致亡國。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由此可知，他們的成敗是相同的。”張華又問：“孔明言教為何煩碎？”李密說：“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約。《大誥》與凡人言，宜煩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故言教煩碎。”張華大加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