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武帝司馬炎死後，西晉皇族宗王之間爭奪權勢的鬥爭就開始了。賈後專權，連誅司馬亮等數王。晉惠帝司馬衷永康元年（300年）三月，趙王司馬倫掌權，假惠帝名義廢賈後，誅賈謐。作為賈謐的同黨，石崇亦在收捕之列。時孫秀任中書令，與石崇結怨已久。原來金穀園中有一名妓綠珠，善吹笛，美豔絕世，石崇十分寵愛。孫秀使人求之，徑索綠珠，石崇不與。於是孫秀銜恨在心，一直伺機報複。賈謐被誅後，他就勸司馬倫除掉石崇，石崇也就難逃一死了。處決之日，押送石崇的囚車行往處決犯人的東市，石崇歎息道：“那些家夥是謀圖我的家財。”監押者說：“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石崇無言以對。舉家十五人皆被誅，石崇時年五十二歲，同時被誅的還有潘嶽、歐陽建。
石崇不止是一個貪婪強橫、豪奢荒淫的封建官吏，也是一個具有一定文學成就的作家。《隋書·經籍誌》曾著錄其文集六卷，已佚。鍾嶸在《詩品》中也將其列入中品。作品多佚，無法覽其全貌，故鍾嶸的評價是否恰當無法證實。但“季倫、顏運（曹攄）並有英篇”（《詩品》）確是符合實際的。《王昭君辭》寫王昭君遠嫁匈奴之事，哀其不遇，憐其遠別，突出讚揚了她“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並”的堅強個性。這在同一素材的作品中是少見的，也是石崇現存較為優秀的詩篇。清何焯評曰：“石季倫《王昭君辭》逼似陳王（曹植），此詩可以諷失節之士。”（《義門讀書記》）石崇較好的作品還有《思歸引》、《思歸歎》、《許巢論》等，思想內容上有思慕奢華，企羨彭祖老聃的傾向。石崇現存詩十首、文七篇，散見於《文選》、《藝文類聚》等書中。千古絕唱《三都賦》
左思寫了一篇《三都賦》，當時轟動了整個京城。豪貴之家把《三都賦》視為至寶，爭相抄寫，竟使洛陽的紙張突然緊張起來。這就是《三都賦》引起的“洛陽紙貴”的美談。
《三都賦》是怎樣寫出來的呢？左思出身於書香門第，少年時期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詩、書、琴、畫都學過，但卻沒有什麼顯著成績。有一天，他父親左雍對朋友說：“左思的學識，不及我少年的時候。”左思得知此話後，心裏很難過，就暗下決心努力學習，寫作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
在臨淄老家時，左思曾用一年時間寫過《齊都賦》。後來，他妹妹左棻進宮為晉武帝修儀，他也從臨淄來到洛陽。良好的讀書環境和治學氛圍，更加激起他在文學上大幹一番事業的想法。他先後仔細讀了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雖感文字典雅，氣魄宏大，寫出了漢朝東都洛陽和西京長安富麗堂皇的宏偉景象，但有的景物缺乏事實依據，不免給人以虛假的感覺。於是，他決定超越前人，另起爐灶，把三國時的蜀都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吳都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和魏都鄴城（今河南安陽北）寫入賦中，合稱《三都賦》。
左思為了做到言必有據，真實可信，查閱了大量有關資料，拜訪了許多長期生活在這三個地方的人。他聽說張載在四川做過官，又熟悉益州情況，就幾次登門求教。張載很喜歡左思的這種勤奮好學精神，總是有問必答，從不厭煩。就這樣，左思掌握了大量的益州及附近的風土人物、山川草木的第一手材料，可他仍感材料不足、依據不充分，又借助秘書郎的官職之便，找來了有關蜀都、吳都、魏都的大量史籍、方誌、地圖，對照研究，力求做到對三個都城的山川城邑的描寫都合乎地理所載，鳥獸草木都能在方誌上找到依據。
經過一段時間的潛心琢磨與構思，左思開始動手寫《三都賦》。為了集中精力寫作，他閉門謝客，每天天剛亮就起床翻閱資料，整理筆記，進行寫作。他還在書房內、院子裏、大門邊，甚至廁所外麵，擺上小桌，安放好筆墨紙硯，想到一個好詞語、好句子，馬上就提筆抄在紙上。到了晚上，他又對著燭火，凝神苦思，反複修改。紙上畫得密密麻麻的，幾乎辨認不出哪些是刪去的句子，哪些是要保留的句子。
當時的文學家陸機剛到洛陽時，也曾打算寫《三都賦》，聽說左思早已動筆，不由撫掌大笑起來。他在給弟弟陸雲的信中說：“這裏有個鄙賤的北方佬想作《三都賦》，等他寫完後，我把它拿來蓋酒壇子。”左思不僅不氣餒，反而更加廢寢忘食，發憤寫作，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整整寫了十年，從青年人變成了中年人，才把《三都賦》完成。
十年心血不白流，功夫不負有心人。左思感到如釋重負，無比輕鬆。他認為自己這部著作不亞於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定會得到當時文人墨客的讚賞。誰知那些峨冠博帶的文人們竟說三道四，吹毛求疵，把這部費了十年心血的傑作說得一無是處。左思憤憤不平，就去找文學家張華品評。張華看了《三都賦》，連聲讚好，並安慰他說：“你的文章寫得非常好，但是你在洛陽沒有名聲，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你的文章。皇甫謐先生德高望重，人人敬仰，你能找他寫篇文章推薦一下，保證會受到歡迎。”左思立即登門拜訪皇甫謐，說明來意。皇甫謐看了《三都賦》，果然大加讚賞，親自作序。他在序文裏說：“自中古以來，作賦的很多。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出名於前，班固的《兩都賦》內容勝過辭章，張衡的《二京賦》文采超過義理。而左思的《三都賦》則參考了名家，寫得非常精致。世上的人往往重視遠處而輕視近處，不肯用心於明辨事物。左思的《三都賦》，我覺得是很優異的。”後來，又找著作郎張載為《魏都賦》作了注釋，找中書郎劉逵為《吳都賦》和《蜀都賦》作了注釋，衛璀還為《三都賦》作了略解。這樣一來，《三都賦》的身價也就越來越高。幾乎被打入冷宮的《三都賦》立即成了當時洛陽的暢銷書。“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左思傳》）
俊朗雄豪劉琨
西晉時代，清談之風盛行，玄言詩在永嘉詩壇上蔚興，大有壟斷之勢。從西晉懷帝至東晉元帝時期，詩壇上獨辟新徑、標新立異的詩人，當屬劉琨。他以悲涼慷慨之詩在兩晉交替之際奏響了時代的樂章。
劉琨年輕時受魏晉玄風影響很深，生活浮華，縱情聲色，好老莊，尚清談。這一時期，其所寫多為宴飲應製之作。兩晉易代之際，民族矛盾異常尖銳，國家危亡係於一旦。劉琨轉而投向保家衛國的戰爭，在憂患和鬥爭中逐漸培養了自己的愛國情操。他與祖逖“聞雞起舞”的故事成為鼓舞後人奮發向上的典例。此期，他的創作風格一改浮華，變為“雅壯而多風”（《文心雕龍·才略》），詩作中蘊含著強烈的愛國熱情，情調慷慨悲壯。劉琨的著作原有集，已佚。明人張溥輯有《劉中山集》。
劉琨今存詩三首，都是他後期作品。《扶風歌》作於晉懷帝永嘉元年（307年）出任並州刺史途中。他於是年九月末出發，一路征戰，曆盡艱辛，到達並州治所晉陽（今太原附近）。然朝廷並無抗敵決心，斷其後援，前景極為暗淡，加之晉陽殘破不堪，府寺焚毀，僵屍遍地，到處一片淒風冷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劉琨寫作了《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禦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係馬長鬆下，發鞍高嶽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唯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他在詩中以抒情的筆調記敘了赴並州途中的見聞，抒寫了自己傷時感亂的愛國情思，表達了對朝廷腐敗的憂慮。開頭至“歸鳥為我旋”為全詩的第一段，著力描寫詩人離開洛陽北上並州時的沉重心情。“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既交代時間，又寫出路線。“顧瞻”四句是寫詩人出“廣莫門”時回頭瞻望宮闕，隻見廊宇高聳，殿堂林立，頓感京都難離，抑製不住內心劇烈的痛苦，淚如泉湧；“據鞍長歎息”充分表現了詩人對國都的眷念，對朝廷的忠心和對國家前途的憂慮。“烈烈”六句選取最能體現悲情的“悲風”、“澗水”、“浮雲”、“歸鳥”等景物，來托物言情，寄寓詩人內心深處無法傾訴的諸種情感，轉化為外在表現隻能是“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由“去家日已遠”至“吟嘯絕岩中”為詩的第二段，重點在於寫行軍生活的困苦、處境的艱辛，從側麵襯托了詩人的報國之誌、愛國之心。由“君子道微矣”至最後是詩歌的第三段，寫作者於艱難困苦之中，仍高歌前進，不畏艱險，體現出詩人至誠的愛國之心，同時詩中“唯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四句借用李陵兵敗投降，家人被漢朝誅殺的曆史故事，委婉地透露出詩人在慷慨激昂中隱含著無法掩飾的憂危之感。朝廷任命劉琨為並州刺史的目的，是用他去討伐劉淵。劉琨深怕作戰失利，不能見諒於朝廷，因而產生此種心情。最後四句以曠達的言辭寬慰自己無奈的哀愁，音調沉鬱，淒婉動人。
劉琨少時即有抱負，早年即以清天下為己任；中年以後，毅然投筆從戎，力圖挽救即將崩潰的西晉王朝。《扶風歌》中那種英雄豪情即是他定亂扶衰誌向的一種藝術表現。然而“忠信反獲罪”的畏讒心理，“安知存與亡”的現實危難，使得詩中不能不滲透出一種英雄末路的悲哀之情。正是這種豪邁的壯誌與英雄末路的悲哀的統一，凝聚成劉琨清拔剛健、悲涼淒戾的詩風。因而劉熙載《藝概·詩概》中評曰：“劉公幹（楨），左太衝（思）詩壯而不悲，王仲宣（粲），潘安仁（嶽）悲而不壯，兼悲壯者，其唯劉越石乎？”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中亦評曰：“劉越石豪傑之士，《扶風歌》慷慨不拘，誦之，紙上英氣拂拂，當與魏武《對酒》並讀。”
湣帝司馬業建興三年（315年），劉琨受命都督並、冀、幽三州軍事，為石勒所敗。兵敗後投幽州刺史段匹殫，相約共同振興晉室。元帝司馬睿建武元年（317年），其子劉群被段匹殫的暗通石勒的部下出賣被俘，石勒逼迫其子寫信給劉琨為內應。事泄，劉琨被段匹殫囚禁。盧諶，字子諒，西晉詩人，與劉琨關係甚好，時任段匹殫別駕，作書並詩與劉琨。劉琨於是寫下了四言詩《答盧諶》並書，目的在於激勵好友“竭心公朝”，同時也借此抒發自己家園覆亡的慘痛心情，但盧諶素無奇謀，在回信中主要表示了自己對劉琨的感激與安慰，未涉國事。劉琨深為遺憾，又寫了五言詩《重贈盧諶》。
《重贈盧諶》中首先以玉比德讚美盧諶才質，然後例舉太公望、鄧禹、陳平、張良、晉文公重耳的五位賢佐和齊桓公名臣管仲等先賢事跡，希望有能人重振家園，興複晉室，暗寓自己曾匡扶晉室，一心報國，亦有表明心跡，自我洗刷之意。繼而抒寫功業未建，時不我與，卻身陷囹圄，壯誌難酬的悲歎。“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字裏行間滲透著英雄失路的悲憤情緒。最後以自嘲方式再次激勵盧諶為國建功。詩中愛國之情、報國之誌貫注全篇，如杜鵑啼血，感人淚下。任何人讀此泣血之作，不能不為作者奮身救國的熱情壯誌所感動，同時也不能不為他的英雄末路的悲歌所震撼。沈德潛《說詩啐語》中評：“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嶽輩，懨懨欲息矣。”
劉琨詩中蘊含著強烈的愛國激情，因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使其詩的情調又顯得慷慨悲壯。後世對此評價頗高。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中評曰：“越石英雄失路，滿腔悲憤，即是佳詩。隨筆傾吐，如金笳成器，木檀商聲，順風而吹，嘹飄淒戾，足使櫪馬仰噴，城烏俯咽。”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並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將他與曹植、劉楨對比，足見劉琨詩作成就之高，同時亦感歎他未能實現的雄心壯誌。
劉琨英雄失路的三首悲歌，寫盡憂患國家的赤誠忠心、傷時感亂的衷情和壯誌難酬的悲憤。其詩敘事、寫景、用事、抒情亦能巧妙別致，相互生發映照，情雖苦烈但表現卻不含蓄，達到了較高的藝術境界。格調蒼涼沉鬱，慷慨悲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優秀傳統，在“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興起之際，其詩獨以清剛之氣拔於世俗，氣蓋一世。鍾嶸《詩品》將其詩列為中品，並評曰：“善為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對其詩的風格和自身遭際及詩歌內容的關係都作了簡約恰切的評價。劉琨愛國誌士的形象更是深深銘刻在人們的心中。宋愛國詩人陸遊在《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詩中歎道：“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
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
晉永嘉六年（312年），宣城內史桓彝喜得貴子。好友太原祁縣人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聞其啼聲洪壯，曰：“真英物也！”桓彝因嬰兒為溫嶠所賞，所以起名為桓溫，他就是後來專擅朝廷、威震南北的大將軍桓溫。
桓溫身體魁梧堂堂，相貌奇偉，博通多聞，富有文才武略，據說麵有七星，為世人所奇。沛國人劉惔曾讚曰：“溫眼如紫石棱，須作蝟毛磔（磔，分開意），孫仲謀（孫權）、晉宣王（司馬懿）之流亞也。”為人豪爽不羈，任意而行，好結交俠義之士，縱談天下大事，不拘禮法，隨心所欲。年輕時，家中貧困，但生性好賭，一次輸得極慘，債主登門催債甚急，出於無奈，求救於好友陳郡人袁耽，方為終了。做官後，亦儉省樸素，每次宴請客人時，隻備下幾盤茶果而已。後被明帝召選，婚配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初任琅邪太守，累遷至徐州刺史。庾翼死後，朝廷意欲重用桓溫，繼任荊州刺史。丹陽尹劉惔了解桓溫的才華，但也深知他的野心，不無憂慮地說：“使伊去，必能克完西楚，然恐不可複製。”最終仍被任為荊州刺史、安西將軍，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
此時，蜀主李勢無道，臣民不附，憑借蜀地之險，疏於防備。桓溫意欲趁其微弱之時伐之，以解除東晉側翼之威脅。晉永和二年（346年）末，率眾西伐。即日上表入都，未待批複，便即西進。晉朝廷接到桓溫伐蜀表書，都認為李勢在蜀經營已久，上承幾代基業，根基牢固，而且蜀道艱險遙遠，長江三峽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桓溫兵少無繼，孤軍深入，恐難成功。劉惔卻對桓溫征蜀深信不疑，諫曰：“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一種賭博遊戲），不必得，則不為。”
桓溫亦深知孤軍深入，不宜久戰，故命士卒輕裝疾進，直趨蜀境，待到蜀軍知覺，桓溫已突入三峽。行軍其中，見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李勢聞知晉軍來犯，急令其叔父右衛將軍李福、從弟鎮南將軍李權率卒直趨合水，堵截晉軍。桓溫采納袁喬“集中優勢兵力，重點突擊”的建議，率主力，攜帶三日糧，棄去餐具，避敵主力，直搗成都。途中與李權相遇，三戰三捷，蜀兵大敗，逃還成都。晉軍四麵縱火，焚毀城門。李勢見大勢已去，派使請降，桓溫將其送往晉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至於前蜀將相，一律錄用，蜀人聞之，舉國皆喜。西蜀已定，桓溫置辦酒席，宴請巴蜀名流、豪俊。宴飲之時，桓溫廣征博引，縱論成敗存亡自古由人而定。其狀磊落豪爽，其情慷慨激昂，滿座皆賞。自此，威名大盛，震動朝野，進位為征西大將軍。
及北趙石虎死，桓溫欲率眾北伐。後知朝廷起用殷浩來抵製自己，甚怒。不久，聲言北伐，拜表便行。簡文帝司馬昱此時任撫軍，與桓溫甚善，行前，桓溫作《與撫軍箋》。信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