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記》是以誌怪小說雜史體的寫法寫成的，在藝術上與其他六朝誌怪小說截然不同。在文筆上，一改六朝誌怪小說較通俗簡潔的筆法，多用文人富有文采的筆法。因此，小說寫得極富文采，遣詞造句頗為講究。長短句相間，時用駢偶，繪聲繪色，絢麗多姿。尤其描寫帝王生活，常用富麗堂皇、光彩耀目的語言加以鋪排渲染。這種語言風格正是當時文人津津樂道的，可用於小說首試於王嘉。
“西天取經”，矢誌不渝
法顯，俗姓龔，平陽郡平陽（今山西臨汾市西南）人。約生於晉成帝司馬衍鹹和九年（334年）。他的三位哥哥皆於幼年夭折，所以在法顯剛滿三歲時父母便將他送入寺院，度為沙彌（童僧），以求“神佛”保佑，不再夭折。不料想，法顯長大後對佛門異常虔誠，決心終生為僧，家人數度相勸也無濟於事。二十歲時受大戒，因“誌行明敏，儀軌整肅”，後逐漸成為精通佛學的高僧，法號法顯，又因原籍平陽人，或稱“平陽沙門”。
西漢末東漢初，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由天竺東來傳教的僧侶也逐漸增多。東晉以後，社會動蕩不安，再加上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佛教盛行一時。僧侶潛心研究佛學，但因當時的佛經或經本不全，或轉譯失真，於是僧侶意欲親自奔赴天竺求取真經。漢明帝時，郎中蔡倍、博士弟子秦景等奉命出使天竺，後在西域月氏遇天竺沙門攝摩騰、竺法蘭，邀之東還洛陽，並攜來《四十二章經》。為了進一步完善戒律，使佛教戒律“流通漢地”，法顯決定親自西上佛教的發源地——天竺（今印度）取經求法。
晉安帝司馬德宗隆安三年（399年）三月，年逾花甲的法顯開始踏上西天取經的漫漫旅途。同行的有慧景、道整、慧應和慧嵬。他們由長安出發時，得到了篤信佛教的後秦皇帝姚興的大力資助，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經費和物品。行至張掖（今甘肅張掖），寶雲等五人也隨之同行。
他們從敦煌西走，出陽關後遇到的第一道難關便是長達千裏之餘的漫漫“沙河”（即今大戈壁沙漠），這裏“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白日驕陽似火，夜晚寒氣襲骨，風起之時，沙浪騰空，遮天蔽日，隨時有可能被埋葬。法顯等人靠太陽辨別方向，借死人的白骨識明道路，在跋涉了十七個晝夜後，終於走出了“沙河”，經過羅布泊西南的鄯善國（今新疆若羌）到達了烏夷（今新疆焉耆縣）。休整了幾天後，法顯等人又奇跡般地穿越了“中無居民，涉行艱難”的塔克拉瑪幹大沙漠，進入絲綢之路南道的於闐國（今新疆和田），然後沿著昆侖山北的古道一路前行，開始翻越終年積雪的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佛國記》）。及至手攀長索渡過新頭河（今印度河），到達北天竺的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時，同行的十人中隻剩下年邁的法顯和患病的慧景了。在翻越小雪山奔往佛教中心——中天竺時，令法顯傷心的是唯一的同伴慧景饑凍而死，法顯忍住悲傷，繼續獨自前行。當手拄拐杖、銀須飄拂的法顯出現在當地僧侶麵前時眾僧驚歎不已，對這位孤身一人來到這裏的中國老僧欽佩萬分。
法顯在中天竺、東天竺、南天竺共住了五年，“學梵書、梵語、寫律”，專心研究佛法，並幾乎訪遍了當地的所有佛教寺院和佛跡名勝，著意尋求收集經典戒律。
晉安帝義熙五年（409年）初冬，法顯在天竺求律取經結束後，便從多摩梨底（今孟加拉國）乘船到達師子國（今斯裏蘭卡），並在此繼續求律。後於一佛殿內偶然看到一柄來自故鄉的白絹扇，這位孤處異域的銀須老人禁不住熱淚盈眶。《佛國記》中追憶法顯當年的心情時說：“法顯去漢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
晉安帝義熙七年（411年）秋，在異域他鄉度過了七個春秋後，法顯終於乘船東歸。在經曆了海上“黑風暴雨”後，法顯飄過台灣海峽，穿越長江口，於晉義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最終在青州長廣郡（今山東即墨）的牢山（今青島嶗山）登陸。年近耄耋之年的法顯一踏上祖國的土地，就受到了長廣郡太守李嶷和當地百姓的熱情接待，並於次年夏天，到達東晉國都建康（今南京市），開始了艱苦的譯著工作。
法顯西天取經，陸去海還，遍遊中亞、南亞和東南亞三十四個國家和地區，前後共用十三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行程數萬裏，成為我國僧侶西行求法的著名先驅者之一，也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到達中印度、斯裏蘭卡和印度尼西亞的第一人。對於法顯的壯舉，時人給予了高度評價：“自大教（佛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法）顯之比。”唐代高僧義淨亦曾稱讚說：“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創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王路。”由此觀之，法顯的西行取法對於唐代玄奘的西天取經意義匪淺。法顯回國後，將隨身攜帶的大量的佛學典籍翻譯成漢文，這些都對中國同印度、斯裏蘭卡等國家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為了將這次艱難的旅行記載下來，以供後人參考、借鑒，法顯又寫成《佛國記》一書。《佛國記》又名《佛遊天竺記》、《曆遊天竺記傳》或《法顯傳》。全書共九千五百多字，以精練流暢的筆調，質樸無華的語言，詳細記述了兩晉時代中亞、南亞及東南亞諸國的地理環境和風土民情。如在描寫蔥嶺高原地帶的物產時寫道：“自蔥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介紹斯裏蘭卡時寫道：“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抓住了它的氣候特征，語言樸實、簡練。這些描寫不僅開闊了中原人的地理文化視野，而且也為研究這些地區的曆史原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千百年來由於其資料原始、記事翔實而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青睞，特別是19世紀以來隨著中西交通的發展，外國學者紛紛從事此書的翻譯、整理和研究工作，迄今為止，它已先後被譯成英、法、日等多種文字，成為研究佛學的重要典籍。
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法顯這位東晉時代著名的旅行家、佛學家、文學家，在荊州（今湖北江陵）辛寺溘然長逝，享年約八十七歲。
一個清談機辯的時代
魏晉時人講究辭令，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清談之風的影響。清談要求言簡意賅，辭鋒銳利，思辨力強，寓意深遠，因此人們在其他場合也追求應對得體，或含蓄，或精微，既要富有文采，又要意味雋永。在這種時風下，產生了許多機辯趣聞。《世說新語·文學》中就記錄了不少這類故事，其中之一是：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支道林和尚）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於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晰，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興公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這是一段記載東晉時期清談機辯的文字。孫興公的話，意在說深公（竺法深）本不在林公之下，當不會甘拜下風，一定會頂風而上，做逆風家。深公雖知其意，卻並不明確作答。林公卻以白旃檀（即白檀香樹）喻深公，意思是深公也不是自己對手，因為白檀香樹隻能順風聞其香味，以此作比的深公要做逆風家自然不會有利。辭含機鋒，簡潔雋永而有深蘊，實可見清談機辯之一斑。深公顯然亦知其話中之意，但卻坦然自若，不屑置一語。
魏晉時人的精彩辯駁並非一時之功，他們從孩提時代就已經開始注意辭令的學習了。例如，顧和（曾任東吳尚書令）的孫子顧敷（七歲）和外孫張玄之（九歲）都聰穎善辯。顧和常說顧敷略勝一籌，對他有所偏愛，張玄之常懷不滿。一次，顧和帶他們一同到廟裏去。見臥佛像旁邊，佛的弟子有的哭，有的不哭，就問他們為什麼。玄之解釋道：“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言語》）語帶雙關，明裏是說佛之弟子受到寵愛的就哭，未受寵愛的就不哭，暗含埋怨顧和的偏愛之心。顧敷自然知道張玄之的耿耿於懷、話裏有話，就說：“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表麵上是糾正關於佛弟子哭泣的原因，實則責備張玄之不思祖父的疼愛之心、無動於衷，真是小小年紀而伶牙俐齒，語不讓人。再如東漢隱士徐稚（字孺子）九歲時，別人問他：“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稚答道：“不然。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言語》）真是比喻恰切，思維敏捷，回答得豁人耳目。
年幼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飽習詩書的士人呢？當時許多機辯都是非常詼諧的。如西域僧人康僧淵，目深而鼻高，東晉丞相王導常以此嘲笑他。僧淵回答說：“鼻者麵之山，目者麵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排調》）巧妙地為自己的生理特征進行了有力的維護。郝隆（曾任東晉征西將軍桓溫的參軍）更為幽默。七月初七之時，人們都曬經書和衣裳，他也仰臥於太陽下。別人問他幹什麼，他回答：“我曬書。”（《排調》）意思說，我滿肚子的經書也要曬一曬。東晉丞相王導枕在周伯仁（曾任尚書仆射）的膝上，用手指著他的肚子說：“卿此中何所有？”以玩笑的口吻譏其腹中空空。素有風流才氣的周伯仁則回答：“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排調》）借此表明自己胸懷寬闊、大肚能容，實在是精彩妙極。
巧言機辯常被用來自我炫耀。西晉王濟（曾任中書郎）和孫楚（官至馮翊太守）各自談論家鄉風土人物的出色之處。王濟說：“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楚雲：“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押渫而揚波，其人磊石可而英多。”（《言語》）都是極盡其文才以渲染之。再如魏國的劉楨（建安七子之一）在魏文帝曹丕責問他不遵法紀時，回答說：“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疏。”（《言語》）婉辭諷諫文帝法網過密，也是為自己的巧妙辯護。
巧言善辯常可化險為夷，排憂解紛。例如《品藻》中記：
桓玄為（東晉）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才）競，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獻之）？”於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歡然。
桓玄性暴烈，又酷愛書畫，尤喜二王書法，常以王獻之自比。王楨之如果回答不好，就有可能觸怒他，將招不測，而王楨之所答，既未貶低自己的叔父，也未得罪桓玄，用語是頗為巧妙的。
《世說新語》中許多辯論都精彩絕倫，所以如此，是辯談者綜合運用各種手段的結果，其中運用最多的是巧妙引用和恰當比喻。如鄧艾口吃，每同人說話，自稱其名時，總說成“艾艾”。晉文王司馬昭就和他開玩笑說：“卿雲‘艾艾’，定是幾艾？”（《言語》）他便巧引古時接輿稱讚孔子“鳳兮鳳兮”隻指一隻鳳來解釋，意思說“艾艾”也隻是一個艾，十分精當。貼切的比喻，也常使人獲得耳目一新的感覺。如東晉太傅謝安曾問眾子侄：“子侄們又何需過問政事，為什麼總想培養他們成為俊彥之才呢？”大家都不說話。車騎將軍謝玄回答說：“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恰當地使用了芝蘭和玉樹兩個事物作喻回答，意即希望美好、高潔的東西都能出自自家之門。
《世說新語》中所載善於機辯的佳句名言十分豐富，尤以《言語》、《排調》二篇中為多，趣事連篇，極具可讀性。其辭機警深刻、含蓄雋永，可謂魏晉時期漢民族語言和智慧的結晶。
星空中的點點繁星
正如靛藍色的夜幕中的鑽石般閃爍的繁星，它們不管多麼渺小和遙遠，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位置，文學史上那些作品不多、名氣不大的作家們即如這樣的小星，也在人們心靈的天幕上留下一道道美麗的光芒。西晉散文家魯褒，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家。
魯褒，字元道，南陽（今屬河南）人，生卒年不詳，約生活於晉武帝太康至晉惠帝元康年間。據《晉書·魯褒傳》記載，他“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並且終身不仕，因而無人知其所終。他的著作，現僅存《錢神論》一篇，但由於其犀利幽默的文筆，文章一出，立即受到當時人們的傳誦。這篇文章在寫法上仍沿襲辭賦問答之體，虛設主客，一問一答，對金錢萬能的腐敗現實，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和無情的鞭撻，試讀其中精彩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