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季，北戴河會議上強調“幹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後，形勢有了根本的變化，把有曆史問題，特別是嚴重曆史問題的家庭推到敵人一邊，對於有問題的人們及其家庭成員作了種種限製，這些在《百年一遇》一書中有很好的介紹，例如在“‘血統論’無處不在”那一節裏寫道：“過去羅克隻知道在大學裏有的學校幹脆不招收出身‘壞’的，有以設立‘工農革幹班’（學生全部是工、農、革幹家庭出身的）為榮的；在高中，出身‘不好’的要入團非常難，入黨幾乎沒有。通過代課任教他又理解到初中、小學‘血統論’影響也相當的嚴重。”
其實羅文當時年紀小，他對這個時期的社會現實缺少親切的感受。他的哥哥遇羅克1960年高考中之所以落榜，主要是因為家庭出身。我與羅克是同級不同班的同學，同在學生會的文學組，對他有所了解。羅克文理兼優，作文比賽在北京拿過名次，物理比賽在東城區名列前茅。他的記憶力極好，可以同時與兩三個人下默棋。可是在1960年他居然沒有考上大學，要知道那年應屆高中畢業生全國僅有二十萬人，而大學招生人數卻高達二十三萬人。許多並沒有報考大學的本屆畢業生，如已經留校或因家庭經濟困難已經找到工作的，都動員上了大學。遇羅克卻沒有學上，這本身就是極荒唐的。現在問題明白了，原來就是出身歧視。像遇羅克這樣家庭出身的青年學生早已被內定為“另冊”人物，隻是他自己不完全知道罷了。而一切與組織係統有關的人都知道了，街道、派出所、工作單位中、甚至學校的老師，總之凡是能夠具體管到遇羅克的人都了解他屬於“另冊”。這些人日常言談話語乃至一顰一笑都會流露出來對“另冊”人物的歧視。沒有這種經曆的人是很難理解的。這些必然會大大刺激像遇羅克這樣聰明敏感青年的自尊，在他的心靈上留下極深刻的痕跡。毛主席對此很有感受，在他給老同學周世釗的信中說到人們對周的歧視時（也包括毛在北大時的遭遇）是“雖不言，目笑存之”。這是很形象的，然而這隻不過是大學者看不起小知識分子。至於那種自認為是社會中堅，當他們看到可以隨意踩到自己腳下的人物會是什麼心態？心中又會有多少滿足？這還需要藝術家的想象嗎？
遇羅克的這種感受是他寫作《出身論》的動力。他覺得自己、還有一大批與自己有相同經曆的人，被視為“政治賤民”。這種歧視到了“文革”中，公開化了，而且，以一種大力張揚的方式四處播散。此時把一切出身“不好”的青年稱之為“狗崽子”，它不僅活躍在許多出身“好”的人們的頭，也常常震蕩在高音喇叭之中；而且見之於報刊文字。馬克思是把共產主義的理論和事業視為人類文明的頂峰的，我想，馬克思的在天之靈永遠也不會想到他竟有如此野蠻的“繼承者”！他們是在繼承？還是在糟蹋！
“文革”初期，在青年中掀起最大波瀾、引起最廣泛爭論的，大約就要數北京工逝大學學生譚立夫所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對聯了。這種最落後、最愚昧、最粗鄙的“血統論”實際上是1963年以來政策發展的必然結果。外省市許多地方的紅衛兵以為譚立夫是“中央文革”首長，在北京傳播“真理”，紛紛學勻和響應譚立夫。這個荒謬的、放在世界坐標上、像野蠻人講述的笑話一樣的“論斷”，卻在我們這塊野蠻的土壤上傳播開來。就如《百年一遇》中所說的“它像黴菌、病毒，既作惡多端，又無孔不入”。
為什麼“血統論”能征服一大批青年學生，甚至為他們所欣賞呢？除了青年人幼稚、缺少理論修養，以及這個號與現實中的政策實踐具有一定的承接性之外，還由於人性的弱點，特別是中國人的弱點。中國人自古就把天地之間的財富看成一個常數，其追求幸福也缺少向外部擴張的勇氣，人們對現實的滿足程度往往是因為他看到有一批處境還不如自己的落伍者，如果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可供自己踐踏的人則更好。當時成年人有地、富、反、壞、右（“文革”中又增加了敵、憲、偽、警、特、僧、道、巫、尼、娼等十類）、叛徒、黑幫、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成為社會中的人下人，每到單位裏開大會時，這些“另類”被武裝民兵押解入場，這種景象往往使“革命群眾”看呆了，雖然他們也坐在寒風凜冽的批鬥場上，然而他們會為自己的處境的暫時的安全和優越感到滿足，甚至他們還會認為如果那些“另類”代表著“罪惡”的話，自己就代表著清白與正義。說到這一點，也許為現代讀者所不理解，“正類”的人們精神上的滿足，正像阿Q一樣，如果沒有王胡、小D、小尼姑等更弱者作為對照，如果未莊都是趙老太爺、假洋鬼子等一類威壓人物，他的心理能平衡嗎？他能在土穀祠睡得那樣香甜嗎？他能夠一天天飄飄然嗎？在“革命”迷狂狀態下的阿Q還幻想把一切不順眼的人物都踩在腳下（“文革”叫得最響的號也是：把某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自己要成為未莊的惟一的威壓人物。有人覺得這種說法太把“文革”喜劇化，其實如果不再把“文革”看得過於神聖或過於正經的話，實際那荒謬的十年隻是為大小阿Q提供了活動舞台罷了。
當然，事情還有另一麵，革命小將和老將們盡管自己“革”得痛快，沒想到還有被迫扮演“革命對象”人們的痛苦（前麵引的那位老奶奶和小孫子就是一例），隻顧一味地胡鬧下去。於是，被“革”人們實在是苦不堪言，也要“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了。“階級鬥爭”的理論老拿馬列主義說事，這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到底有幾分真理？兩千多年前沒有文化的陳涉都知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兩千年後，據說是總結和繼承了人類全部先進文化的所謂的“馬列主義者”竟說：“王侯將相”就是“有種”“英雄”和“混蛋”都是要一代代傳下去的，永無止息。這就是“血統論”告訴給我們的，並在當時受到了大多數人們擁護的“真理”。據說，在一次大辯論會上，有位出身不好的青年登台現身說法：“用我來證明吧！我出身不好，我就是混蛋！”這是喜劇，還是悲劇！
“血統論”威風了一兩個月，受到了許多當事者的質疑。第一個站出來說話的，而且在十年浩劫之中說得最好、並為此付出生命代價的就是遇羅克的《出身論》。說老實話，《出身論》並沒有越出自五十年代以來輿論所允許的範圍，文章的內容就是《百年一遇》中概括的那四條，其核心要說明的也則是“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這一條近代社會已經被普遍承認、不證自明的公理。在這裏我要說，不僅是青年，一切人，隻要他沒有被依法褫奪了公民權力，他們就是天然平等的。也許正像有人所說的，真理是簡單的，是聰明的人們把它弄複雜了。例如在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上，幾千年來爭論的核心也就是“平等”問題。奴隸社會、封建時代把人分為若幹等；經過了後蒙學者幾百年的宣傳“平等”成為歐美人們的常識。現代“平等”的概念是從西方傳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平等”逐漸成為民主革命中革命者和人民大眾所追求的目標。沒有一個革命者說：“我們追求的是新的不平等，新的壓迫。”孫中山先生的“遺囑”中說：“餘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難道這個“平等”僅僅是國家之間的“平等”，民族間的“平等”不包括國內人們之間的平等和國家領導者與人民之間的平等？
解放初，“平等”也是為社會肯定的，具有正麵意義的政治概念，例如“男女平等”“民族平等”，是經常掛在頭的。
可是人與人之間平等不平等，沒有明確說，但從一些有權的人以改造者自居，並把看不順眼者列為改造對象來看，平等是不存在的。自強調“階級鬥爭”以來“平等”這個為曆代仁人誌士所追求的社會理想突然變成負麵的東西，把它說成是“資產階級理論的遮羞布”，並把它與政治權力鬥爭的勝負聯係起來。當權者是聰明的，他不說“我倡導不平等，人和人之間不該平等。”而是用“哀兵必勝”的戰術說自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自己“受到了資產階級的壓迫”。他要反抗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和“壓迫”，於是，提出了“不是你壓迫我，就是我壓迫你”的命題。由此演繹出，主張“平等”不過是敵人的幌子、是資產階級的“遞羞布”，其目的就是要壓迫我，為了不讓你壓迫我，我先鎮壓你，不給平等。這就是當時的邏輯。因此，“平等”這樣像幾何公理一樣的道理被列入了禁區。從此“平等”已經脫離了學理，完全成為政治實踐問題，它是不能討論的，隻是主政者根據自己的利益製定和處理的，不會有個是非標準。遇羅克出於自身的感受和對真理的熱忱，貿然地介入了這個爭論，最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出身論》成為遇羅克用生命做出的最後一次搏擊，其所麵對的卻是粗鄙的“理論”和荒誕的政治。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受到類似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和清代文字獄一樣的待遇，這是遇羅克沒有想到的，更是現代的青年很難理解的。《百年一遇》一書中對《出身論》寫作背景、內容及結局的介紹與評論是會使現代人大開眼界的。
三、“生民之樂”
《資治通鑒》記載了一個故事，說唐元和間藩鎮割據，軍閥吳元濟割據蔡州，統治極為嚴酷。他禁止在大街上兩人交談，禁止點燈，禁止入情往來和人們之間的酒食宴請。違者殺頭。待唐中央政府收複了蔡州以後，丞相裴度下令：“唯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無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這是一段很心酸的曆史往事。中國的老百姓對於生活沒有多麼高的企求，他們向往的也就是極普通的日常生活，用今天老百姓的話是“過日子”，說俗點無非就是有飯吃，晩上能點個燈，朋友親戚見了麵能一塊聊聊天，喝兩盅。化為文詞就是“生民之樂”。能讓老百姓安生“過日子”可以說是對為政者的最起碼要求。在戰亂之後的西漢初年，執政者大多信奉黃老哲學，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蕭規曹隨，這樣才出現了看似不太輝煌而老百姓確實得到許多實惠的“文景之治”（從老百姓的觀點看，漢文帝、景帝都是比漢武帝更偉大的皇帝，漢武帝的窮兵黷武，開邊、開拓疆土，與老百姓有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