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總結五十年施政上的得失的話，我以為擾不擾民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條。建國之初，老百姓經曆了近百年的形式不同的戰亂和社會動亂，好容易熬到了一個和平時期，本來應該讓他們得到充分的休息，使經濟得到恢複。很可惜，決策者忽略了這個問題，也許他們想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好事做完，於是不斷地“革命”，一個接著一個，具體表現為就是“運動”。1976年年底，我與一位曾經作過人事工作的朋友僅憑著個人記憶，扳著指頭算了一下解放以來搞以整人為目的運動，大約有二三十次之多。平均下來，不到一年就有一次，把人們折騰得“找不到北”。當然，有的運動是打擊犯罪活動（如“三反”、“五反”），這本來是應該屬於政法機關的事，為什麼為了抓出少量的犯罪分子而擾動全國人民（主要是城市居民）呢？而且，涉及處理人的問題應該是很嚴肅的，沒有多少法律知識的群眾、沒有經過執法訓練的民眾隻能把事情搞糟，這是人所共知的簡單的真理。也許主持者的目的本來也不在於打擊犯罪，而在於整治那些本來沒有犯罪，但卻讓他們看著不痛快的人！“文革”就更厲害，真是把一切人“都發動起來了”，其規模之大和遷延的時日之長是集數十年來整人運動之大成的，幾乎各種類型的人士、各個階層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挨整，弄得人人自危，可以說在整整的十年中，全國人民都不得安生，工人不能安生做工，農民不能安生種田，學生不能安生上學，把十億人民都套在高速“革命”的轉輪中旋轉，欲罷不能，真是古今未有之奇觀。老說要加緊建設社會主義，不做工、不種田、不上學能建設什麼？當時還發明了“抓革命，促生產”，試想穿著那雙欲罷不能的革命的“紅舞鞋”跳革命芭蕾，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怎麼能“促生產”？1958年大躍進有個歌名叫“一天等於二十年”，那時人們懷著天真（有時天真與愚蠢之間沒有嚴格界限）的願望，幻想：“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局是“二十年等於一天”，待到1978年結束了“洋躍進”之後，才發現我們的經濟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就是幾十年折騰的結果。老一代撒手人間了，新一代要清理他們留下的麻煩。也許主持者的動機與古代統治者立意擾民不同，我也願意這樣去想。《莊子·駢拇》中講了一個故事，或許對我們有所啟發：“藏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莢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者均也。”
《百年一遇》雖以講述遇家在“文革”間的遭遇為主，但也涉及到五十年代以來的一些運動，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運動給平民百姓帶來的不安。這裏不妨就從遇家遭遇和心理上作些分析。遇家解放之初小有薄產，然而，就這點產業，在解放前三年國民黨腐敗政權的吞噬下，很快就會破產。因此，就遇家的經濟狀況和實際來看，他們是擁護新政權的。如果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擾民的運動，任其發展，遇家的兩位老人會成為好的企業管理者和有發明創造的工程技術人員，其四個兒女也會各有成就，就他們後來的發展情況看，他們可能為思想家、美術家、發明家，為祖國的進步和文明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遇氏一家也能興旺發達。然而，運動奪去了他們的正常生活、甚至生命。一家六中有四人六次進過監獄，其父遇崇基七年進過兩次，失去自由的時間最長；其兄遇羅克最短，隻有兩年零兩個月，卻以死刑而結束。這是多麼悲慘的現實，“一個溫暖、和睦、規矩的家”就這樣崩潰了，然而，並不是由於他們的過惡。當然，有這樣遭遇的不僅僅他們一家，有的比他們更悲慘。像羅文的二姨一家。
二姨和二姨父是一對溫柔得有點怯懦的城市貧民，住著一間屋子半間炕的房子。吃點醬肘子、喝盅燒酒都被視為幸福。然而如果沒有幹擾，他們真是幸福的，他們是對“恩愛夫妻”，都熱愛戲劇，二姨父為了學習京胡，夜裏到京胡名手家的牆根底下偷聽學藝。他們熱愛生活，對京劇的喜愛達到癡迷的程度，連吃碗炸醬麵，都要用京劇的韻白，這樣仿佛才是生活的滋味。然而就這一對老實到家的夫妻（二姨父沒有拿到《毛主席語錄》時就不敢出街上班），隻因為二姨父在解放前當過半年交通警（如果看過石揮主演、老舍編劇的《我這一輩子》便可知解放前普通警察生活的悲慘）他們就成了“反革命”。二姨整天戴著“反革命家屬”的黑牌，不敢摘下來。最後服毒自殺。用一句老北京話說“他們招誰、惹誰啦！”
“文革”前十七年認為是出身“好”的也不能完全踏實，用《百年一遇》中一句話說，因為家庭不斷地在變，變好的可能性極小，而變壞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大家都知道的像國家主席劉少奇家、“第四號人物”陶鑄家、元帥賀龍家的悲慘遭遇。我想到了秦朝位極人臣的宰相李斯。這位一度大權在握，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也沒有躲開押上刑場的命運。最後，他對自己的兒子說：“我還想和你牽著黃犬，出上蔡縣（李斯的老家）東門一起去打獵，豈可得乎？”沒有製度的保障，一度處在頂峰的人物，最後想做平民而不可得！更多的家庭並沒有陷入如此的境地，然而近三十年的非正常的社會生活，使人們少了許多正常的“過日子”的心態（現在的居民熱衷於裝修房屋、購置家具正是安心“過日子”心態的反映），許多人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態下，什麼都是湊合。有個家境還不錯的同學跟我說過一句話，至今還記得。他說：“中國城市裏大概沒有屋子沒有床的。”這句話反映了那時住房緊張，又表明了當時人們不重交往和生活湊合的態度。大家都很少有正常的“生民之樂”（運動中，有些人以鬥人、打人為樂）。就拿“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來說，都不算大的運動，又發生在解放初期，領導運動的幹部剛剛進城還保留著一些樸素作風可是許多經曆過那次運動的人仍然感到屈辱。前年在《萬象》創刊號上發表的顧頡剛當年所寫的日記，對自己在這場運動中的表現和心理活動有很生動的記錄。一個書生在經濟上能有什麼問題，而主持運動的幹部一再督促他交代，盛氣淩人，使他感到“到此方知獄吏尊”，顧氏反複檢查也過不了關。在1952年8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三反之時，不貪汙不如貪汙。思想改造時，則不反動不如反動，以貪汙反動有言可講，有事可舉，而不貪汙、不反動者，人且以為不真誠也，好人難做，不意新民主主義時代亦然，可歎矣！光信（李光信）已兩夜不眠，逼之過甚將成精神病，更可憐。李光信是個“拘謹之甚，生平唯做教員，亦無危害人民之事實”怎麼交待檢查也不能通過，被領導運動幹部的斥責而嚇病，經過這類運動而被嚇成精神病的，我所見到的就不在十個以下。有一個在“一打三反”中被嚇成精神病的鄉村教師，現在還住在精神病院（快三十年了）。至於以後的“忠誠老實運動”、“批胡適”、“批胡風”、“肅反”、“整風反右”、“社會主義教育”、“插紅旗，拔白旗”、“反右傾”、“五反”（城市中）、“四清”等等，老百姓們在這“革命”的堿水之中經曆了幾蒸幾煮？真是難以統計了。
到了“文革”真正徹底剝奪了一切人的“生民之樂”，連春節都要過“革命化”（1967年的春節）的。所謂“革命化”的，就是不放假，該勞動的，還勞動；該改造的，還改造，不讓休息，總之讓你處在筋肉緊張之中。在思想上，更是處於高度緊張狀態：談一談吃喝就是散布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議論了一下女人的長發（鄧拓寫過一篇《長發的秘密》）就是“搞和平演變”，連“八小時以外”的娛樂休息都要管起來。有人甚至提出對睡覺、做夢也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有人因為說夢話而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而且，這時沒有法治，不知道什麼是犯了法，賣一本書、扔一張報紙、剪一封來信（信封上有郵票）、擦一次塑像都有可能犯法，被抓起來。主席逝世時，我見到一個人因為在看追悼會電視時（由大隊組織的），吃了一粒花生而被判、年徒刑（後平反了）。這些使人們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手足無措。我有看報的習慣，然而，報紙積攢起來不敢處理，害怕萬一不慎就可能出問題。後來積得太多了，上報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統一處理。現在談起這些真是有“隔世之感”。侯寶林先生在去世前對記者曾說真的，我一輩子是一個順民，對社會沒有什麼要求。隻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運動，安居樂業。安居樂業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隻要求溫飽。我們普通的老百姓也是與侯先生持同樣想法的。
《百年一遇》這個題目不錯。我想羅文以此為題不是改造“百年不遇”這個成語來吹捧自己的家庭和兄弟姐妹，而是真誠地希望像遇家這樣的悲慘遭遇就權作“百年一遇”吧！今後別再發生了。這也使我想起宋人曾植《類說》裏講的一個故事。唐末梁王朱溫鎮壓了黃巢以後，兵權在握，權傾朝廷，他在與大小軍閥的爭權奪利鬥爭中，搞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可是朝廷上下他的爪牙甚多，讚美歌頌之聲，仍是不絕於耳。一次盛大的宴會上，拍馬者瞅準了機會，高聲讚頌說：“為國家建立偉大功業的梁王，那是五百年才生一個阿！”旁邊一個伶人馬上接上一句說：“幸虧是五百年才生一個要是一年生一個老百姓和朝廷還受得了！”與宴者大驚失色。想到這個事關“百年”的故事，我也由衷地祝願：像遇家這樣的悲劇，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還是少遭遇一些吧！最好是“百年不遇”，千萬別七八年又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