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些有關京劇的書籍，其中一本是“三聯書店”的《京劇、蹺和中國性別的關係》。這是一本很有趣味的書，因為書中講了一個現在已經很少為人所知，但卻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的問題。這就是角的踩曉的問題。小的時候聽過小翠花的戲，他在舞台上身段輕盈、姍姍楚楚、飄來飄去的情景，至今尚在目前，小翠花踩的就是“踐”，俗稱“寸子”。但是這本書更使我想起的是纏足和其中蘊涵的性別歧視。
前年給學生講課時，有個同學問古代婦女為什麼纏足呢？我回答，為了美呀。一個女同學笑了說，那有什麼美的呢？我說你這是現代人的感覺，倒退五十年，人們就不是這樣的認識。在一些偏僻地區不用五十年，二十五年前有些老人尚存有與當今完全不同的審美意識。我給他們講了一個我親身經曆的故事。
那時我下放在北京西南一個山村。那個山村沒有秋菜，立冬前從山外拉來許多白菜供老多們冬儲，每個老鄉都背了花簍去背屬於自己那份白菜。花簍是一種敞、高幫、小底的荊條簍子，其容量大，多用以裝輕東西，如草、木柴、水菜之類。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大夜背的花簍底部特別小，他在台階上怎麼放也放不穩，簍子老倒。他看著歪倒的花簍無可奈何地笑了，自言自語地說：“這要是個娘子好了，腳小。”可見到七十年代初這位老人還保留著大清國時代的審美意識。這也許是他本人意識不到的。直到現在人們形容美麗的女子形象時還多用“嫋嫋娜娜”“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等詞彙，這多是指站立不穩、體態柔弱、姿態多變的樣子。因此，女子為了實現這種柔弱“美”是采用過多種手段的，如旗裝中的“花盆底鞋”，現代女裝的高跟鞋，和女子纏細腰等，纏足也是其中的一種。
人類進入“文明”時期以後，女子便被安排到從屬地位和賦予卑弱性格。中國也是這樣，《易經》中陰爻的代表意像是“女人”；而男人是陽爻的代表。這就從哲學高度為女人作了定位。被譽為“女聖人”的班昭為女人寫的《女誡》的第一章就是“卑弱”，其中說：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雲：“‘生男如狼，猶恐其廷；女子如鼠，猶恐其虎。’”而且在長達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這種“卑弱”越來越發展，纏足的出現是把女性的“卑弱”推到極端。如果說“男強女弱”（其本質是“男主女輔”）這個觀念是“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的婉轉說法的話，那麼纏足就是婦女完全淪為男性的奴隸和玩物的標誌，因此，它為近代文明所拒絕，被近代人視為“野蠻”是完全應該的。為它的存在與延續所做的種種辯護都是荒唐的。
湖南馬王準古墓出土漢代老太太是天足，五代時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可見中國婦女纏足並非自古有之的。纏足發生於何時，曆來有爭論，大約以五代南唐苜娘為最早的正式記載的說法是較為近真的。元代陶宗儀《掇耕錄》：“張邦基《墨莊漫錄》雲：婦人纏足，始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惟《道山新聞》後主宮嬪苜娘，纖細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怖以寶物細帶嬰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淩雲之態。但是纏足作為一種風俗絕不會起於一時一人。從文字記載和地下發掘物來看，在北宋已有相當一部分婦女纏足，到了南宋才得到普及。”陸遊的《老學庵筆記》中記載說：“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另外，從福建福州黃升墓中出土了六雙女鞋，其中一雙穿在死者的腳上，五雙為隨葬品。平均長度為13.3~14厘米，寬度為4.4~5厘米，死者腳上還裹著210厘米的裹腳布。這已經是較為標準的纏足，與明清兩代的纏足已經十分接近了。
纏足一出現就受到男性社會的熱烈歡迎，它滿足了一些男人畸形的性要求。連蘇軾、辛棄疾這樣傑出的男士都有歌詠和欣賞纏足的篇章，像劉過這樣組豪的文人也有歌頌小腳的詞章。許許多多男人對纏足入了迷，沉醉於其間不能自拔，成為“拜小腳狂”，上演過許許多多的醜劇。著名的元末詩人楊維楨以纖足妓女之鞋“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弄得與其同席的有潔癖的倪雲秫當場推翻了桌子。清代詩人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說：“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鬟，先俯察裙下。”這真是一種變態。
纏足普及之後，也多次遭到過自上而下的禁止，但是始終沒有起多大作用。滿洲統治者入關後，首先看到的是男人的長頭發和女人的小腳。於是，對男人來說是“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在順治、康熙間對女人則三度要求她們放腳，如不遵者，其父或夫，校八十，流三千裏。前者由於執行堅決，為此死了無數人，男人們屈服了，直到清亡了，他們還不願意把辮子剪了，為了保辮子又鬧了一場惡鬥；而對待小腳則沒有嚴格執行順治的詔書，大臣王熙在上朝時出列奏雲：“臣妻已奉旨放足。”這還引起同列的訕笑，認為有向皇帝獻媚之意。因此皇帝的禁令幾乎是沒有什麼作用。道光十八年、光緒二十七年又兩度下詔禁止纏足，仍然沒有掀起很大的波瀾。特別令人驚訝的是本來不裹腳的滿洲人，因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也競相為少女纏足。他們是用細布將腳束作條狀，人稱“刀條兒”腳，甚至有的滿族男人也學婦人以絀布束腳，達到使腳纖細而更“美”的目的。對此皇帝多次下詔嚴禁，也作用不大。民國元年三月孫中山大總統令內務部發布《勸禁纏足》文，文中痛陳纏足之害，要求各省，一體勸禁。實際上，由於政令不一，動作不大，特別是北方諸省的農村和中小城鎮纏足惡俗，仍然盛行。1928年北伐勝利之後，南京政府內政部頒布禁止婦女纏足的條例，共十六條，涉及到對纏足婦女的規定，對放足限期的規定和對勸導放足辦法的規定。各省各縣在民政部門的組織下大張旗鼓地搞起了放足“運動”。就是在這樣數度的推動之下，仍然有許多“頑固分子”，特別是有些遺老遺少把裹腳看成“國梓”，眉導“保腳”，自稱是“蓮國不叛之臣”。在嚴禁纏足近十年後的1933年，這種狂熱又有一次集中的表現，主要反映在天津鴛鴦蝴蝶派作家姚靈屢編纂的《采菲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