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沒有什麼嗜好，隻是喜歡讀書，也可以把讀書看成我惟一的嗜好吧！有人曾問你這嗜好是怎麼養成的？讀書有什麼目的？我答不出，因為的確沒有深想過這個問題。現在應人寫自己的讀書經曆時，又遇到這個問題。我想，這大約與自己開知識的時候家貧有關係吧！許多愛好的養成是需要錢的。例如喜歡音樂，最起碼是要有錢買件樂器經常操練；好武也要有錢拜師學藝。惟有讀書，找來一本書看就可以了。有錢，固然可以買；沒錢，也可以借，而且，借來的書往往讀得更認真。近一二十年“氣功熱”，氣功師們的頭禪是“富學武，窮學文”，他們把氣功是列在“武”的範圍之內的，這樣說的目的是找信徒們要錢（雖然，各種氣功門派都把“德”作為練好氣功的“首要條件”），但是他們也承認沒有錢的人可以去讀書。因為窮，又有些精力，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讀書上，一卷書在手，可以反複讀，躺著讀，坐著讀，甚至上廁所時讀，都無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愛好，甚至成為了嗜好、癖好。讀書給我帯來了許多歡樂，但是我想更多的還是煩惱和痛苦，因為什麼事情一成“癖”往往是苦多於樂的，因此，蘇拭也說：“人生識字優患始。”對於我來說，煩惱的來源大約有：
其一，因為讀書使我知道了許多事情和明白了許多道理，這便是煩惱的根源。古代哲人有雲“巧者勞而智者優”，雖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但是許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北京人諷刺那些遇事喜歡刨根問底的人說“別打聽，打聽到心裏是塊病”，也就是說多知多懂沒有什麼好處。大家嘲笑“優天傾”的“杞人”一定不是“鼓腹而嬉”，“一枕黑甜”之徒，然而，那種饑而食、困則眠不是許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嗎？
其二，我們的國家有那麼多年不讓讀書的曆史（當然，擔負著教化眾生之權的人們什麼時候也沒有公開說過這樣的話，甚至在更多的時候是鼓勵人們、特別是青年要“多讀書，讀好書”，那種對讀書的限製和掃蕩是通過對“好書”的定義和種種政策表現出來的），現在年輕人對這給人們帶來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這大約與有煙癮的人沒有煙抽一樣，困難時期，有些癮君子甚至卷茶葉抽，問起他們，有人說沒有煙抽的痛苦更甚於沒飯吃（那時也是沒有飯吃的時期）。對於我這個愛書人來說，沒書與沒飯的痛苦是相去無幾的。困境中，實在沒書看時，棋譜、教科書、文件彙編我都用以“遮目”過，好歹消磨一些時日。那個時期的更大的痛苦是因為看書而犯忌，經常會招來不虞之災。前幾年，有人寫文章說“雪夜閉門讀禁書”也是人生一大樂事。寫這種文章的大約是個浪漫的人，他隻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沒有享受過“讀禁書”帶來的淚和血。清代乾隆年間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為私藏和閱讀明朝野史父子兩人皆被處死；民國期間湖南某女學生因為讀郭沬若的《落葉》而被槍斃；“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為傳抄張揚的《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曆史真實總是與“詩”有很大差別的。如果說“雪夜閉門讀禁書”的人們有類似的經曆就決不會感到它富於詩意了。況且，“文革”之中，當時的“左派”不是向其管轄的平民百姓宣布禁止什麼書籍，而是隻開放些什麼書，如毛著、馬列、魯迅，後來還有一些由三結合班子（即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文字的三結合）寫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小說”（如《虹南戰鬥史》一類）。個人作品許可看的隻有浩然的《金光大道》、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章士釗的《柳文指要》等。其它一概在嚴禁之列，統統被送進了造紙廠。劫後僥幸留存下來的書籍好像隱藏下來的反革命分子，到處被通緝，不敢出來隨便見人，除非是至愛親朋才有可能互相串換一閱。當然，這種極端的情況隻是在“文革”初中期存在，林彭垮台以後略有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