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發展到敵視文化、敵視書籍——聞讀書則掩耳而走決非一年兩年之功。1957年反右以後，在青年學生中展開了“紅專”辯論，在學術領域中提眉“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並開展了“插紅旗，技白旗”的運動。而此時我正上高中，是求知欲特別旺盛的時期，對許多領域的知識都有興趣，很愛讀書，此時就被列為“白專”，不時地會得到同學的“幫助”和批判。對於一個才十五六歲的孩子來說，這些待遇給心靈上造成的創傷可以想見。因此，在那個時期讀書給我帶來愉悅的同時也是伴有許多痛苦的。
當然，不能說讀書沒有給我帯來快樂，上麵說了許多讀書帶來的煩惱，然而我還是不能放棄讀書，就是其中的樂趣遠遠大於飼竊。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老先生所雲，真是“乎我心有戚戚焉”。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可以把這些“會意”寫成文字發表出去與大家共享，這更是無比快樂的事。又如，《李白與杜甫》中對杜甫的批評，許多內容已經超出了文學批評的範疇。使我這個愛杜者特別氣憤，可是我當時沒有發表文章的資格（即使有這個資格，也不許批評某權威對杜甫的醜詆，因為有個最權威的理由：“毛主席不喜歡杜甫”）。新時期以來我的第一篇文章就發表在《讀書》1980年第3期上，就是批評《李白與杜甫》的，鬱積了多少年的不平，才得以發攄，其快可以想見。
另外，心儀已久之書，突然在書店或者圖書館發現，並得以買到或借到也是極其快意之事。真如辛稼軒詞中所說：“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種快事是大量的，經常發生的。“文革”時買到《錢注杜詩》、《仇注杜詩》；對八股文有興趣時買到了梁章詎的《製義叢話》和商衍鎏之《清代科舉敘錄》；研究秘密會社時買到了李子峰的《海底》、日人平山周的《中國秘密會社史》；讀到楊憲益的名句“好漢最長窩裏鬥，老夫伯吃眼前弓”，又得到先生贈送的《銀翹集》，這些都是其快難與外人言的。
還有一個意外的快事，這就是我的研究課題《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拿到兩萬元的研究經費。這筆經費不許買電腦、照相機等高檔用品，惟有對買書沒有限製，於是，我幾乎把它們全部交給了書店。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購書的樂趣。過去買書雖然也有樂趣，但是畢竟因為收入少，每當看到自己滿意而又價格不菲的書都要不自覺地摸一摸錢包，有時書太貴了，又遇到非常想買的書，此時便不免躊躇再三。陶淵明有詩雲“貧富長交戰”，對於我來說則是對所愛書的渴望與囊空羞澀的交戰，這種“交戰”的心態，充斥於整個的購書過程中。而有了這筆基金之後，除了買了一些大部頭的工具書如《漢語大詞典》、《佩文樂府》外，還是買了不少我所喜歡的書的。例如《點石齋漫畫集》，對我說來沒有什麼直接的用處，價格昂貴，可以不買。可是我又十分喜歡這部書，這次有了基金就買了一部。這便是買書之樂。然而，書多了又生出了一件過去不曾想到的苦惱那就是居室狹小，有了書，沒有地方存放。自己有的書，需要時卻難尋芳蹤，還要到圖書館去借，這也是過去不能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