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沒有讀書人，也就沒有什麼書。小時候我隻見到過家裏有《皇曆》、《萬年曆》、《尺牘大全》和半本《論語》。我在上大學以前，先秦典籍基本上讀了一遍，這都是在圖書館讀的。袁枚說，隻有借來的書才能讀；我再加上一句，隻有在圖書館借的書才能認真讀。向人家借的書往往也就是讀一遍而已，在圖書館裏借書讀大多是先抄後讀。我現在還保留著上高中時，在北京圖書館抄的《老子》、《孟子》、《莊子》、《孫子十家注》、《心經》等書。那時很珍視這些作品，又買不到或買不起，隻讀一遍等於沒讀，於是隻好抄，抄回家再反複讀，因此在圖書館讀的書才是認真讀。
北京圖書館原在文津街，距離我讀初中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僅五站地，坐14路公共汽車可直達。北京圖書館是國家圖書館，不接待高中以下的學生，我便在一個大同學的指點下把學生證上記載學曆一頁（當時師大附中的學生證是個布皮小本本，大約有五六頁之多），冒充高中生，到了高中便光明正大地辦了一個北圖“閱覽證”。上高中時，除了學校中必須參加的各種會以外，幾乎每天四點半下學後必到北圖看書，看到九點多閉館時再回家。當時北圖似乎是九點半閉館，九點一刻清書還書，酷暑和嚴冬，七點半以後往往就剩一兩個人了，偌大的閱覽室中隻亮著一兩盞台燈，空闊而寂寥，但是管理員先生們每天都能堅持到點，直到現在想起這些還是滿懷感激的。現在的中學生，特別是高中生完全浸泡在課本教材之中，很少有時間學習課外的東西。我上北圖就是為了看課外的書，而且，是學校圖書館沒有的書。我是一個特別好奇的人，對於奇特、有趣、我不了解的東西都有興趣。我對古典詩歌感興趣是因為初中一年級語文課改為“文學”，其中收了許多古詩詞，又十分偶然地買了一本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一個周末的晚上我拿了這本書在學校教師俱樂部讀（當時我住校、俱樂部又很少有老師去，很安靜），正碰上我的初中班主任王樹聲老師，他看我讀詩很高興，給我背了李後主的詞，激發了我對詩詞的興趣，至今未改。我對先秦哲學發生興趣是因為有位高年級的同學給我講過“白馬非馬”的故事。可見好奇、追求有趣的事物往往是我讀書的動力，因此，在北圖看過許多當時一般的中學生不會接觸到的書。如先秦諸子、弗洛伊德心理學催眠術、千裏眼（催眠術之一種）、佛學、戰爭學等等。大多是似懂非懂、囫圇吞棗式地看，這些書籍，雖然對我日後的學習工作沒有多大的幫助，但是它們的確開拓了我的視野，原來除了課本外，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的有趣的書。
1957年反右鬥爭之後，社會上開展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這時學校出現了一個非常獨特、古今中外都很少見的景觀，也就是學校裏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許讀書（當然這樣說絕對了一些，但是從那時過來的人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希望讀者不要以辭害意）。學校裏實行“三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每天有開不完的會，向黨交心、紅專辯論、批判個人主義、插紅旗，拔白旗、放衛星（指體育上的五達標，要通過三級運動員、三級裁判、一二級勞衛製和普通射手等），大煉鋼鐵、普及超聲波、全民除四害（打麻雀）等等，還有許許多多回憶不起來的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轟轟烈烈’惟有對讀書則另眼相看。我從學校圖書館借了一本《古文觀止》看，被同學發現了，說是“厚古薄今”（這也是當時批判的一個“封建主義觀點”）；借一本大學的化學課本看（因為大躍進中幫老師搞小化工廠），說是“走白專道路”。如果同學老師知道在北京圖書館看上述那些書，還得了！準成為眾矢之的。
當然，北京圖書館也不是世外桃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沒有放過它。那時，文化單位主要靠大字報自我檢討和互相揭發。北京圖書館也開了一間大字報間，就在文津街主樓的西北側，現在的敦煌閱覽室。大字報間裏有北圖領導寫的號召讀者互相揭發、互相“幫助”的大字報，於是，這間不算小的房子裏隻過了一兩天就貼滿了花花綠綠的大字報，這大約也是其他國家不曾有過的新鮮事。對於這類活動我是沒有興趣的，但是卻沒有躲開被“幫助”的命運。那時趙樹理的《三裏灣》剛出版不久，有一次和另一個年輕讀者談到這部說，說我們學校同學讀這部說的人不多，這是當時社會風氣決定的。可是這些話被一個華僑讀者聽到了，他便在大字報室給我貼了一張大字報，他在用諷刺的吻說：圖書館最近來了一個“白麵書生”，他說他們學校的同學沒有人喜歡看毛主席表揚過的作家趙樹理的小說《三裏灣》。當時趙樹理被認為是特別先進的無產階級作家，這個大字報意在暗示我的感情是與當時的“插紅旗、拔白旗”的運動大相悖謬的。不過讀者之間畢竟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好事之徒畢竟是少數。我想那位華僑讀者也不是立意整人者，因為他很年輕，是個學生，又剛回國不久，想融入這個新社會，又不知道怎麼辦。他從觀察中感到在國內隻有主動出擊他人才能有個人的位置，當然這是符合當時實際的，可惜的是，他不懂得把這種手段用在與個人前途和位置毫無關係的圖書館，真是用非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