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期間，北圖仍是我常去的地方，查閱一些校圖書館沒有的書籍。“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北京圖書館這個文化的搖籃首當其種，其結果自然是關大吉。後來，運動中畢竟還是有一些與文化相關的事的，如查查資料、翻翻過去的報紙、雜誌，這都要在圖書館幹，因此，“文革”中期，北圖便重新開門，又接待讀者了。當然，此時也不是誰都接待，閱讀者都要憑介紹信和工作證雙重證明。我在農村工作，拿的是農村教師工作證和農村中學介紹信。每次去看書時，出納人員都要反複審視我的工作證和介紹信，一臉的不信任的神氣，仿佛我到這裏是要盜竊什麼似的，這可能與我多看史學和佛學書籍有關。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若幹年之後，當我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以後，一次，我拿了當時副所長許覺民先生寫的介紹信去辦北京圖書館的借書證，有位出納人員似乎認識我，他反複地看了介紹信和我的工作證後說：“你怎麼鑽到社會科學院去了？”這句話問得我哭笑不得。大閱覽室有個負責借閱工具書出納櫃，那幾位管理員都是圖書館中負責編目或研究人員，他們頗能與我聊得來。這幾位剛剛從“五七幹校”回來，常與我談在農村的感受，頗多牢騷，與我相處得不錯。從他們那裏我得知，當時圖書出納組有公安局文化保衛處的工作人員，負責監視讀者。有一次，工具書櫃上的一位管理員說，你別看佛學書了，其實看的無非是唯識宗一些經典和趙樸初的《佛學概論》、《指月錄》之類），後麵“文保處”的已經注意上你了。這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盡管在北圖看書過程中遇到一些不痛快的事，但這都是當時社會大杯境造成的，與圖書館沒有什麼關係，總的說來，我還是十分感激北圖的。如果我現在還有點知識的話，那麼其中十之五六是在圖書館得來的。特別是新時期以來，解除了書禁，在北圖看書寬鬆了許多。在此之前，連借閱地方誌都要局一級以上單位的介紹信。我感到不可理解，工作人員對我說：方誌上有地圖，那是國家機密！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現在除了淫穢描寫較多的通俗小說外，幾乎所有的書都開放了。給學術研究帯來很多方便。我的八十餘萬字的《古典詩歌要籍叢談》，涉及曆代線裝書一千餘種，這些書大多是在北京圖書館的普通線裝部看的。就這一點，北京圖書館就使我感激不盡。特別是北圖普通線裝部遷至柏林寺期間，那裏條件特別簡陋，我在那裏讀書數年，親眼看到北圖同誌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工作。當新館建成、普通線裝部搬離柏林寺，我寫了一篇《寫在北圖喬遷之際》，登載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普通線裝部工作人員的感謝。